曹 林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又为医患关系紧张中的医生鸣不平了：根本问题出在医疗体制上，把问题归咎于医务人员很不公平；他举了“医生子女愿子承父业者仅占17%”和“不少医生都改行卖药或卖医疗器械”等例子称医生也是受害者；他呼吁“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应该是敌人”(9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不得不承认殷会长这些话都是大实话，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确实根在体制上。
但如果医生们真的意识到问题出在体制弊病上，面对患者的迁怒时，不应委屈地以“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把问题推到体制身上，置身度外地以“医患紧张最终受害者还是患者”教训患者，而应与患者站到同一战壕与重重弊病的医疗体制进行博弈——真正站到患者一边，与患者一起把矛头指向投入不足、资源分配不均等种种体制弊病，为医生权利和患者权利而抗争，那才是消弭医患关系对立最好、最理性的途径。
要知道，其实患者很多时候知道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症结根在体制上，他们之所以还把矛头指向医生，显然其中也有“怒其不争”的因素——愤怒其明明知道体制有问题，明明知道开药与工资挂钩的制度不合理，却不集体与非正义的体制进行博弈与抗争：或是作沉默的大多数，默认体制的合理；或是顺从体制逻辑，理直气壮地作体制执行者和受益者；个别无良医生甚至变本加厉地利用这种制度弊病，对患者进行掠夺，试问，哪个“体制”强迫医生向患者收500万的天价医疗费呢？
医生群体与患者不一样，弱势的患者无能影响到体制，但掌握着专业技能和专业话语权的医生是有能力影响到体制的啊！比如，可以借助医疗行业协会与医疗行政和官僚进行博弈，可以利用声援“好医生”和谴责“坏医生”的机会捍卫医生群体的价值尊严，可以在日常医疗中团结起来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与不合理规定进行抗争——可是，医生群体为何没有站出来挑战体制弊病？全国有这么多医生和这么多家医院，也只有湖南医生胡卫民、上海医生陈晓兰等少数几个医生敢站出来揭露医疗黑幕。医生对体制弊病的集体沉默和顺从，其实是在把矛盾往自己身上引，患者会把医生当作体制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