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10日表示，中国是严重缺水国家，水价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提高供水行业的效率，打破垄断。在此基础上，采用听证手段，在老百姓承受力范围之内逐步提高水价。
政府的水价上调方案要考虑到百姓“许可”和“承受范围之内”，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态度。但是，许多经验告诉我们，所谓百姓“许可”的惟一形式———听证程序现在
已经沦为纯粹的“涨价会”，在各种势力的左右下，逢“听”必涨已经让百姓无可奈何。同时，所谓“承受范围之内”，也可能走形变质，甚至演变成了赤裸裸地挑战百姓承受力。
不妨以北京市的水价为例。从1991年8月至2004年8月，北京市的自来水价格经历了9次调整，从原来的每吨0．12元上升到了2.8元，再加上污水处理费用，居民每吨用水的实际支出费用为3．7元，价格居全国之首。过去，提高水价，其理由总是作横向的同类比较，说广东的水价多少钱，上海、西安的水价多少钱。后来，北京的水价已经是全国最高了，横向的同类已经没有了“对手”，所以，就要把比较的标准放到国外。北京市的水务官员说：外国城市居民生活水费支出占总支出的3％，而北京居民为1％，故此应该认同“水价还有提升空间”的看法。
从国内比到国外，这不仅说明没有固定的水价对比标准，而且，来自高层的诸如“百姓承受力”这样的原则，落实到某些政府部门和那些仍然政企不分的公共服务企业，就会变成向百姓的承受极限发起挑战。
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宗旨是什么？毫无疑问应该是谋求“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但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将公共福利作为一种独家垄断的商品，在定价上不容商量，步步提升。水价、电价、油价、房价等都纷纷问鼎“百姓承受力”，最终将整体加重百姓的民生负担，增加生活成本。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9月14日文/康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