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所以提出“国学与江南文化”，除了一般的发扬先贤学术，“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意，主要原因是当今学术的条件与语境已然发生了巨变。对于包括江南学术在内的江南文化研究，则是20世纪的考古学为之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一个已常识化的说法即“黄河中心论”，正是依托于这个框架，包括江南文化在内的整个长江文明，一直被解释为黄河文明传播的产物。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学成果证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本是同根生”。“黄河中心论”的最大问题是以“传播论”遮蔽了江南的“原生文化”，由此对后者造成了诸多的误读与曲解，今天必须慎重对待。
以国学的核心儒学为例，它在江南的传播与孔子的两个弟子相关，一个是子贡，“多次南下吴、越，政治目的是主要的，但在不经意间也宣扬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另一个是澹台子羽，“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足迹到达“长江下游以南吴国中心地带，儒学的种子随之播往东南”。（何成轩《儒学南传史》）这可以看做是儒学南传的“文化路线”，而以后的江南学术，则大抵是它们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再生产的结果。但由于忽略了江南文化的独立性，人们往往只看到儒学一方面的传播，至于江南特有的文化传统对北方儒学系统的改造与影响，人们即使不完全忽视，也基本上是不看重的。在实际上，南北之别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谈到，由于气温、自然环境与水文条件的不同，意大利南北人民在思想、性格与风俗上就有许多重要差别。这也适用于解释江南文化与北方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所谓江南，主要包括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八府与太仓州，它们“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生产，会直接影响到主体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这是从地域视角关注江南国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南文化对国学的意义，可从三方面加以了解。一是南北学术发展的物质条件不同。在北方，人与自然的矛盾表现较为突出，如明人丘濬说：“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而淮北、山东为甚。”（《天下衍义补》）而北方与中原频繁的战争，也是“中州老师存者无几”的直接原因。与之相比，江南的经济基础要好许多，如范仲淹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如苏轼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所以“民既富，子弟多入学校”（王世懋《二酉委谈摘录》）就成为江南社会的一个表征。这是刘师培说“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的重要原因。二是不同的物质条件直接影响到南北学人的精神生态与学术生产。由于现实生存条件恶劣，北方学者多关注国计民生，在学术生产上，也多持“述而不作”的态度，容易保守与守成，而于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上显得不足。在生活方式上也如此，他们一般都能严格遵守礼法与规范，以至于常常显得拘谨与呆板。与之相比，江南学人则要自由、开放许多。不少江南学者都很有个性，并表现出江南学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如与孔子同时的季札，自然通达，博学清言，就是一例。我曾把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差异描述为“审美-诗性”与“政治-伦理”的对立，它同样再现于南北学人的深层生命结构中。如果说北方学人的最大特点是功利性，那么江南学者则更多地体现出非功利的审美品格。这以文学上的表现最明显，如《北史·文苑传》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不同的生命气质，自然会影响到学术的接受、传播与再生产。由于个性与思想比较解放，在江南地区，既容易出现戴震那样的“怀疑论者”、顾炎武那样的“职业化学者”，也会经常出现李贽一类的异端人物。而历史上褒贬不一的乾嘉学派，与江南民族细腻的个性也是密切相关的。三是江南文化直接产生了独具个性的江南学派，西方汉学家艾尔曼将之称为“长江下游的学术群体”（au-nifiedacademiccommunityintheLowerYangtzeRe-gion）。如由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构成的吴派，还有与之相辉映的皖派（包括程瑶田、金榜、洪榜、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江南学派的出现，不仅使“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也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从江南文化角度予以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
从江南文化角度关注国学，既显示出国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进一步开拓了研究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理解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细节上更加真实与生动。（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