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担心这段历史被歪曲遗忘！”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坚决”执行“不抵抗主义”。短短4个多月内，110万平方公里、相当

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东北3000多万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

　　昨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国耻日”，这一天应当为所有中国人铭记。

　　“‘九一八’是中华民族陷入近代以来最黑暗历史的开端，是值得我们全民族永远铭记的耻辱日。”井晓光说，从1996年开始，每年9月18日这天晚上，沈阳市各界代表和市领导一起撞响警钟，全市鸣响防空警报，电视节目中插播“勿忘国耻”画面，车辆停驶，拉响汽笛3分钟。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或不了解这段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社会调查，结果很让人吃惊：有大约80％的中小学生不知道‘九一八’是怎么回事儿，一小部分知道《松花江上》这首歌，但对‘九一八’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井晓光告诉记者，博物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日本一些人总想抹杀、篡改这段历史，如果我们不好好记录，若干年以后这段历史就有可能被歪曲。”

　　灾难和耻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灾难和耻辱中获取教训。井晓光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当年国土沦陷的惨痛历史，绝不能忘记国家落后分裂和对侵略者妥协退让的沉痛教训。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据新华社（短信代码：42320501）

　　新闻调查

　　选“9·18”结婚？9成人说无所谓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的第75个年头。为了不忘国耻，勿忘历史，勿忘屈辱，本婚庆公司特此公告，9月18日这天谢绝任何婚庆礼仪的业务，以提醒所有同胞：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昨日，在长沙市芙蓉路一婚庆工作室的办公间内，这一纸“爱我中华勿忘国耻”的公告摆放在房间最显著的位置。

　　公告发起人阿五告诉记者，不论别人怎么想，他的想法很简单：在9月18日国耻日这天，在酒店内摆上几十桌酒席，很多人大吃大喝，是在庆祝，是一种快乐的感觉，而这一天偏偏又是国耻日，他感觉怪怪的。

　　对于9月18日是否办理婚庆的看法，婚庆业内看法各有不同。一婚纱公司的负责人黄刚表示，该公司赞同阿五的做法，他们也已向各分公司下达9月18日不接单的指示。但另一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吴梦辉认为，时代不同了，年轻人选择在9月18日这天办婚庆，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天有业务，他会考虑接单的。随后，记者调查了30位读者。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3位读者（10％）表示，坚决不会在这一天结婚，90％的受调查者表示，是否在9月18日这天结婚无所谓。 据潇湘晨报

　　别把“九一八”当成“就要发”

　　台湾作家柏杨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中曾经说，中国人的“记忆文化”，一直被“遗忘文化”冲击。依中国人的观念，“过去了就过去了。”这种表面看来既往不咎的“温柔敦厚”，乃是因为不敢面对过去的屈辱和苦难。

　　这些年来，一些令人心痛的现实，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确实强大。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把二战中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有艺人不顾民族痛苦的记忆，把日本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一些同胞竟把“九一八”当作“就要发”，不乏“吉日开业”者、不乏“良辰婚嫁”者……对于那段民族苦难史实的无知、淡漠，无疑更让人感觉揪心的疼痛，也更促人警醒。

　　真正的纪念活动，是对民族记忆的整理，是对历史进程的深沉回望。今年，一些城市再次鸣响警报。对历史的纪念，不仅仅是要向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更是为了在一种庄严的氛围中，表达我们对历史的敬畏。那拉响的警报，就是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它犹如一条历史的丝带，这一天，系在普罗大众的身上，将给予国民一次深刻的文化教育与历史教育。

　　（请本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学者观点

　　“平顶山惨案”是“屠城”血案

　　抚顺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傅波16日在抚顺举行的“第二届平顶山惨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他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74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3000多人死亡的“平顶山惨案”，并不是一直被认为的“屠村”事件，而是一次“屠城”。

　　74年前的9月16日，侵华日军突然包围了抚顺市平顶山村，将包括老人、妇孺在内的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百姓驱赶到平顶山下，进行集体大屠杀，并焚尸灭迹，纵火烧毁800多间房屋，制造了惊天血案。此前专家认为，平顶山惨案是一件至今仍留有遗迹的“屠村”血案。

　　傅波研究发现，“平顶山村”其实并不是一个小村落，而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镇。据他考证，惨案前，日本不断加大在抚顺进行露天煤矿开采强度。随着煤炭工人增多，平顶山镇日渐形成。到1932年大屠杀前，平顶山镇已经聚集了400多户居民、3000多常住人口。傅波在研究中还发现了工人出入证、饭票等物品。“这些都表明平顶山不是一个纯农业村落，而是一个工业新镇。”因此，平顶山惨案是一次“屠城”血案。

　　傅波说，村与镇，繁华程度不同、人口密度不同、经营产业不同，日军在这样一座新兴工业城镇制造大屠杀并且焚烧所有房屋，更可以看清其灭绝人性的本质。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