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架下的花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采访手记

　　巴丹吉林大漠深处，弱水河畔，高耸的发射塔直刺云天，这便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胡杨泛黄的季节，当我们跟随发射测试站官兵来到东风烈士陵园，凭吊他们为祖国航天事业献出生命的战友，面对茫茫天地间如林的墓碑，久久失语……

　　无名烈士碑载录下一个悲壮的年代，“七勇士”的足迹犹在，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已化作大漠里不落的太阳

　　人们已经无法确定，第一位在这座陵园安息的烈士姓名，只知道他是1958年第一批开进戈壁滩特种工程兵的一位战士，今天，他的墓碑上只留下“烈士之墓”4个字。

　　这位无名的烈士，代表着一个悲壮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面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自己的和平盾牌。

　　于是，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国的一支大军，开进渺无人烟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卧薪尝胆，倚天铸剑。

　　千里戈壁，支起几万顶帐篷，架起几千口大锅，十万官兵发出“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豪迈誓言。

　　今天当我们站在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的墓碑前，当年发射测试站“七勇士”的身影又从远处走来。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的发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核导弹试验。此时，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线关闭，数以万计的居民紧急疏散，除了发射测试人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他人登上了随时准备离开的列车。

　　也正是在此时，担负这次试验发射任务的“七勇士”平静地走向离发射工位只有一百多米的地下控制室。

　　他们向组织写了决心书，在后人看来，这实际上是7份“遗书”。唯一不是共产党员的徐虹，最大愿望就是一旦牺牲后能被追认为党员。他忘不了，曾经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父亲把他送上新兵列车时，眼睛里流露的殷切期望。7个人喊出了同一个声音——“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火箭旁！”

　　发射进入一小时准备，一直在现场的聂荣臻元帅在撤往20公里以外的敖包山指挥所时，与“七勇士”一一握手作别，并响亮地喊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张其彬、刘启泉、佟连捷、徐虹。这一刻，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有大战前夕元帅与士兵之间那种特有的深厚的默契。

　　这之后的事情为全世界所见证，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巨大成功。当时的外电评论道：“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

　　整整40年过去了，当我们跟随佟连捷、徐虹两位老人，在茫茫戈壁滩寻找到他们当年的发射阵地时，那里只剩下水泥浇筑的点点痕迹，狭小的地下室已空无一物，仿佛大漠里的一口枯井，惟有在发射台附近残存的一面墙上依稀可辨的标语，透出那个年代的豪情与悲壮。

　　今天的中国，昂首挺胸，她早已经拥有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和平盾牌；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度……

　　发测站官兵难以忘记，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元帅逝世，他把戈壁大漠选为了自己永久的宿营地。那一天，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0多毫米的戈壁滩，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

　　悲伤的人们深深懂得，聂帅有着多少未竟的壮志，有着多少殷殷的期盼。官兵们雨中宣誓：中国人的飞天梦将在我们手上实现！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又来，他们选择大漠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在飞天大舞台上写下最壮美的人生

　　在一座墓碑前，我们看到了一束美丽的绢花，为肃穆的军阵平添了几分柔情。这里安躺的是潘仁瑾研究员。她的丈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主任刘明山将军，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美丽得让人心痛的故事。

　　1962年，他们双双考入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时，刘明山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潘仁瑾留校任教。本来，她可以这样舒适地呆下去，甚至可以回到家乡上海。可婚后第3年，31岁的她却不顾学校的一再挽留，坚决地来到了丈夫工作的地方。

　　为了爱情吗？当然。不过，她从来不否认这里还有让她更加迷恋的飞天梦。为了这个梦想，她怀着孩子时，还在几十多米高的发射架上一天爬几个来回；为了这个梦想，她忘我工作，常常从深夜到黎明。当她的胃终于由不定期的疼痛转而吃不下东西时，依然在为中国将要发射的第一艘飞船马不停蹄地做着发射场的计量工作，直到有机会到北京开会，顺便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胃癌晚期。最后的那些日子，她再也无法回到眷恋的大漠。

　　刘明山永远不会忘记，妻子在去世前的一个晚上，靠在他的肩上轻轻地弹起了他特意从家里带来的那把四弦琴。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他们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忽然，妻子轻轻地说：“这一段时间，我总是在做梦，梦见我们的飞船真的上天了……”她笑了，很甜。

　　她终究没能等到飞船上天的那一刻，6个月后，她的美丽人生在最成熟烂漫的季节停止了。“活着没有看到飞船升空，死去也要守望祖国航天事业。”——她留下一页亲笔遗嘱。灵车将她的骨灰运回戈壁的那一天，无数官兵垂首伫立，为她送行……这一年，她55岁。

　　逝者如此，生者依然。

　　现任发射测试站站长、神舟一号到六号飞船的“零号指挥员”郭保新，几乎记不起自己有过休闲的时候，即使他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万众欢呼的胜利时刻，但他坦言“自己哭的机会比笑的多”。

　　在这个被中央军委荣记集体一等功的发射测试站，我们看到这样一组数字：仅最近3年，全站有59人推迟婚期，231人推迟探亲，71人家中亲人病重不能照顾，17人的父母去世未能回家奔丧。

　　九泉之下的英灵，当为他们活着的战友而骄傲。奉献、高尚，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大漠航天人的血脉里流淌……

　　将军从朝鲜战场上走来，士兵从烈火中走去；祖国绚丽的航天事业让每一个普通的灵魂折射出自己的光芒

　　在聂荣臻元帅墓的两侧，是一排将星闪耀的墓碑：这些生前跟随聂帅把毕生精力融入共和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将军，死后依然在聂帅麾下，守望着他的士兵们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绚丽瞬间。

　　48年前，当美国人已经进行了66次核试验和成百上千次导弹试验时，从朝鲜战场归来，出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中国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还从没有见过火箭是什么样。

　　这位当年在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红军营长，拍着桌子给官兵打气：“没见过又怎么样，我们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能造导弹，咱们就搞不出来？搞！”

　　正是凭着这冲天的豪情，实现了“中国装备史上的重大转折”。将军生前曾对老友感言：他这一辈子就两件事值得说，一是强渡大渡河，另一件就是受命创建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将军去世时留下遗言，骨灰一定要葬在靶场所在的戈壁大漠。

　　还有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第四任司令员徐明……几位将军都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了大漠。

　　英雄的将军身后，必有英雄的士兵。

　　有一座“九烈士”合葬的坟茔，他们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中，葬身火海，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18岁……

　　今天，当我们走进烈士们生前战斗过的一座座军营，依然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生生不息的英雄魂魄。

　　我们来到了中心一个技术保障单位，见到了8位6级士官，最大的57岁，最小的也已经50岁，8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是418岁，他们笑称自己是全军最老的兵。

　　从十七八岁穿上军装，来到戈壁滩，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应了当年人们的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8人中，有两个人的儿女也穿上了军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其中李振强的儿子恰恰和父亲同一单位，少尉军衔，是父亲的上司。

　　当我们跟随他们穿过一间间被高温和噪音淹没的车间，难以想象他们这辈子是靠了怎样的坚韧走过来的。其实，他们早就可以光荣退伍，离开戈壁。

　　但是，工作需要——就是他们留下的全部的理由。

　　在这大漠戈壁，在这托举起火箭卫星飞船，托举起共和国一个个崭新高度的地方，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所付出的又何止是双手，又何止是青春年华。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孙彦新

　　（据新华社酒泉9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