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渡口几多情？

　　72年前，默默流淌了不知多少年的于都河，迎来了一批红军战士的勘测。“河宽六百多米，水深一至三米，最大流速每秒一米二，河底为沙石。”这是1934年10月12日，负责在于都河上架桥的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记录下的河川情况。

　　72年过去了，当我们来到于都城东门外、以“长征第一渡”而载入史册的河水之畔，看见的景象确实称不上壮观：像赣南的许多河流一样，冲刷着红土地的于都河水呈现出深

沉的褚色，不宽的水面微微泛波；静寂，除却隐约的流水声，弯曲剥落的石阶无言，瑟瑟风中的小紫花无言，对岸的青山无言，此岸的纪念碑亦无言。但我们分明从心底里感到震撼，这种感觉，一如时任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的杨得志后来回忆的那样：“……缓缓的微波，显得肃穆庄重，像一个沉思的巨人。”

　　于都河，让我们融入你那永不停滞、无边无尽的沉思。

　　红军记忆：灯火将河水映亮

　　1934年10月16——19日，这或许是于都河有史以来最繁忙的几个夜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军团共86000余人，从河岸边绵延60华里的8个渡口踏着浮桥渡江。全城老小都汇集到岸边，十万百姓殷殷相送，一万多劳力日担夜挑……静静的于都河，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时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是中央机关第一纵队的一员，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回顾“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过于都河的夜晚”：

　　“那天到达于都河边，天已经黑了。于都河离于都城外不远，接近中央苏区西南部边界，是多路突围大军必经之道。沿河用木船搭起几座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

　　“浮桥两头的河堤上，给红军送行的老表乡亲人山人海。有的想看上自家亲人一眼，有的表示慰劳，送茶水，送鸡蛋，送花生、瓜子，还有自家做的粗点心。”

　　“一批人退下，一批人拥上来，许多人大声叫着说：‘红军同志，狠狠打白狗子，替我们报仇！’有的深情地叮咛：‘红军同志哥，多多保重，早日打胜仗回来啊！’”

　　红军记住了于都乡亲拿出家里所有存粮来犒军、卸尽门板甚至老人寿材来铺浮桥的义举，记住了乡亲们天不亮就起来帮助工兵团拆除浮桥、躲过敌侦，天一黑又把桥重新铺起、让部队继续过河的辛劳，更记住了乡亲们的殷殷嘱托。

　　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记得：18日的黄昏，毛主席走上了渡桥。听见老百姓们流着眼泪喊着“同志们，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主席非常感动，放慢脚步问身边的战士：“你们听见没有？”战士们说：“听见啦。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百姓记忆：从离别开始等待

　　自从我们采访组来到于都河畔，就闻听到许多关于等待的故事。

　　在公路边的一家小店旁，年届80的丁张发老人回忆起9岁时的那个秋天的黄昏，母亲牵着他的手，站在人来人往的浮桥边，焦灼地守望他的父亲。“同村一起参军的人此前已告诉母亲，父亲在兴国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但母亲不信。她走了两天山路，带着五双布鞋和番薯干，到了东门渡口。”一天，两天，三天，队伍就要走完了，她没有看见丈夫。这位痴情的女子忽然做了一个决定，她走近队伍，脸上挂着微笑，心里却含着泪，把五双布鞋塞给五位不相识的红军，转身离去。

　　此后多年里，母亲独自把丁张发抚养长大，相信着有一天丈夫会回来与她团聚。尽管解放后政府送来了“北上无音讯”的烈士证书，但母亲到死还没有放弃希望，念叨着：“他一定是从别的渡口走了。”

　　“虽然没有照片也没有画像，但我还记得父亲的样子。”丁张发说，每年清明、年初一，他都要拜祭父亲。虽然那是一个空坟，但像母亲当年送出的布鞋一样，是在心灵最深处的寄托。

　　在于都，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于都河就带着这许多的牵挂、许多的深情，与许多未了的心愿，流过被英烈鲜血浸透的寸寸土地，在天地间吟唱着给亲人红军的歌。

　　本报记者汪澜郑蔚吴越

　　（本报于都9月17日专电）

　　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渡口。72年前，800多只这样的渡船搭起的8座浮桥，记录了红军长征出发的脚步。郑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