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农民合作组织

　　南方农村报记者 冯善书

　　在连平，一直流传着“民办”农民合作组织和“官办”农民合作组织的说法。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所谓“民办”，指的就是欧村经济合作社这样的完全由农民自发、自主和自愿结成的草根组织；而所谓“官办”，应该指的是上坪桃农协会那样的由政

府自上而下，牵头发动农户架设起来的一套机构。

　　说起这个上坪桃农协会，在连平乃至整个河源地区农口部门，都可谓大名鼎鼎。该协会出生于2004年，算得上是当地在法律上“有名有份的”最早的农民合作组织。只不过，与诸多“民办”合作组织大不一样的是，此协会天生一副“富贵命”，刚一出生便头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单位的帽子，在同类合作组织中间灿灿发光。据农业部门当年填报的一份《财政扶持资金效评价数据表》称，该协会带动种植户共713户，带动农户种植面积13000亩。正因成绩如此卓绝，该协会迄今已成为河源农口部门最引以为豪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一，被地方报刊电台吹捧得大红大紫。

　　按照中村一些老种植户的说法，2004年的上坪水蜜桃，“规模已相当显赫。这个产业是我们这些农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摸索和培育出来的，当年我们在默默奋斗的时候，某些人还不知道在干嘛！如今市场做大了，农户自然都跟着来种。没想到上面搞个空架子的协会，就把我们十多年的成果给剽窃了。”这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农告诉记者，“我们当中，大多种植户都是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协会的会。因为不需要承担什么义务，所以，也没有谁有意见。”

　　桃农协会的章程规定，协会为会员优先有偿提供桃苗等生产资料，进行必要的水果种植技术培训，最大限度做好设施建设和流通服务，提供必要的贷款担保。然而，该县农业部门的一位技术员透露，上坪桃农协会2004年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接纳一笔6万元的省财政扶持资金(该笔资金当年12月到位)，此后除提供若干技术培训外，并未实际运作过。这似乎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映证了老农口中“空架子”的说法。该技术员还说，像技术培训这类工作，农技站一直都在做。如果是政府给钱的话，何必再办一个协会。那不但是画蛇添足，而且是浪费资源。

　　实际上，协会在设立之初，曾经要求会员缴纳会费。然而，在协会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桃农们逐渐发现，加不加入这个协会，意义都不大。因为缴不缴费，都无法从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发现这个协会原来跟自己的生产生活关系不大，所以，对那些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当上了协会会员的桃农来说，他们也不会太去关心那笔财政拨款是如何使用的，更不会关心以后还会不会有新的拨款进来。

　　2006年8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以扶持和促进国内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宗旨的良法虽因部门利益博奕而一度难产，但由此展开的激烈讨论，却已在学界、官方和民间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是农民自发、自愿结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其特征之一就是“会员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而国家财政要扶持的，也正是这类有实际功用的民间组织，而并非桃农协会这样的空架子。

　　记者离开连平时，有关“官办”和“民办”的讨论仍不绝于耳。带着这些思考，此前记者曾接触过多位连平县农口部门的干部，透过他们的口风，可以明显感觉到，官方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路的思考也一直没有停歇过。特别那些长期活跃在农村工作第一线的干部，的确也曾希望借着新农村建设这股政策之风，为培育农民的合作意识尽上一点绵薄之力。

　　然而，欧村经济合作社的实践不免让他们有点迷茫。由农民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拘于自身的先天不足，能否迅速壮大，而成为一支带动农民致富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生力军？

　　“欧村经济合作社虽然使一部分社员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了，但毕竟市场意识和经营理念不够，仅靠自身力量而没有政府的扶持，能否带动组织壮大，从而引领市场风骚，还是一个问题。”这些干部不无忧虑地说。

　　不过，也有农业专家指出，农民合作组织的成长并不是一个农民素质是否达标的问题，而是政府到底愿不愿意把权利彻底让渡出来的问题。如果在政策上，草根组织能够真正享有与那些所谓的官办组织同等的待遇，相信没有财政的拨款，农民合作组织同样发展得起来。采用任何一种制度都是需要成本的。不要看那些草根组织从泥土里爬起来的时候摇遥晃晃，但是有些摔倒，并不意味着失败，而可能是一种成功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