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抛弃了打工子弟学校

　　本刊记者(杜智娜)编者按：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有近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相当多的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叫停了30余家非法打工子弟学校，1万多名无校可上的打工子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谴责声不断， 可是采访中，本刊记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孩子：我们喜欢公办学校

　　孩子：我们喜欢公办学校

　　8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本刊记者见到小强时，他正趴在居民楼旁公共休息区的石桌上写作业。他指着对面的地 下室告诉记者，他的爸爸妈妈就在地下室卖菜。

　　今年已经12岁的小强已经是“老北漂”了。2002年过完春节，读小学一年级的小强，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不 久，他被送进一所位于丰台区西南角的打工子弟学校。从此，小强再也不能像在老家那样几步路就能走到学校了，每天都是爸 爸骑着运菜的三轮车接送他。学校到底有多远，小强并不清楚，他只知道，无论春夏秋冬，爸爸把他送到学校时，总是满头大 汗。

　　小强至今还记得来北京后第一天上学的情景。“学校连大门都没有。”这是学校给小强最直观的印象，他说：“我在 老家的学校，有大门，有看门的大爷，有操场，还有升旗用的旗杆呢！可是这个学校什么都没有，我都找不到教室。”

　　小强并不知道，他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自己的校舍，而是租用的民房。小强的爸爸回忆说：“总共就五六间平 房，整体感觉特别灰暗。门窗都已经很旧了，甚至有几块玻璃已经破损。桌椅已经掉漆了，还有几把断腿的凳子堆放在教室后 面。黑板是用石灰抹好后，涂的墨汁。”

　　正是这一幕触动了小强爸爸的心，他决心在新学年开始时，把小强送进公立学校。

　　说起如今的教室，小强很兴奋，他用“窗明几净”来形容。与小强一同转入公立学校的小力也有着同样的感受。更让 小力兴奋的是，酷爱运动的他终于可以上体育课了。他告诉记者，他原来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有操场，可是因为全校只有 一位体育老师，所以很久才能排到他们班上体育课。

　　在小强看来，转入公立学校后，另一个变化就是老师要求严格。说起第一次被罚，他有些不好意思。那还是三年级上 半学期的时候，语文考试卷上有一道题是给段落加标点符号，小强一时马虎，忘记做那道题了，老师罚他抄写了七遍。“打工 子弟学校的老师从来不会这样要求我们。”

　　小强告诉记者，他们班陆陆续续有十几位同学从打工子弟学校转过来，他们的感觉与自己一样。

　　家长：商贩也能当老师？

　　一份名为《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的调查报告曾这样描述：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 色色人员构成的复杂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 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其余的则属半路出家，他们从包工头、小贩、厨师到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 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一位北漂妈妈认为这份报告说得很对，她对打工子弟学校颇为不满：“我儿子以前 在城里打工子弟学校念书总是名列前茅，可今年转回安徽老家念初中就总是考三四十分。他说有很多东西都没学过！”

　　同样在北京打工的李琴听说海淀区取缔30余所非法打工子弟学校，非常赞成。她说，有人提出公立学校学费贵，其 实不然。她为记者算了一笔账：除去书本费和校服费，公立学校入学需要交1000元的赞助费，这属于一次性交费，再有是 每个月200元的杂费和100元的饭费，而在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没有赞助费，却是每个月300元的学费和60元的饭费 。

　　李琴的儿子曾经在海淀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上了一年，我就把他转到公立学校了。”她告诉本刊记者，她 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的一位老师：“有一天我去接儿子回家，看到一位女老师特别眼熟，想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她 原来在我们家门口的小店里卖豆腐，小店拆迁后就不知去向了，没想到她跑到学校当老师了。”

　　这时，李琴终于明白为什么儿子来北京后变“笨”了。她说，原本在老家读过一年书的儿子当时被老师评价为“聪明 ”，可是来北京后，她只是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把儿子难住了。“他每天放学后，也不写作业，说作业已经在学校写完了。 有一天，我不放心他，就考了他几道作业题目，结果，他根本不会！”于是，只要有时间，李琴就给儿子辅导功课。

　　一个学期结束后，李琴为儿子联系了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与儿子同时报名的还有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进公立学校 是需要考试的，只有及格的学生才能进学校。”李琴说，由于她平时抓得紧，儿子勉勉强强及格，而他的同学才考了十几分， 没有被公立学校录取。

　　虽然儿子顺利考入公立学校，李琴却高兴不起来：“我这么辛苦地辅导了他一个暑假他才刚刚及格，可是为什么他在 打工子弟学校却能考90分以上？”

　　老师：“好成绩”的来历

　　李琴的疑问在曾在打工子弟学校当过老师的崔丽嘴里找到了答案。

　　8月17日下午1点，见到崔丽时，她刚刚为一家公司做完饭，正准备回家。她告诉本刊记者，她是2005年6月 到丰台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应聘的。

　　来北京之前，崔丽在河北老家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2004年年底跟随丈夫来到北京。无意间她看到了一份打工学 校的招生简章，“不仅招收学生，还招聘老师。”崔丽说，她被简章上介绍的学校吸引了，便到学校去面试。

　　“他们看了我的毕业证，知道我之前在老家教过英语，就让我给六年级的学生试讲一节英语课。”讲课并没有难倒崔 丽，可是学生们的表现却让她大吃了一惊。“我讲课时已经是学期末，学生快考试了，可是我提问一个很简单的语法时，他们 的表情木讷，眼神发呆，根本就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虽然崔丽顺利地进入学校当老师，但两个月后，她提出了辞职。

　　“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累只是客观借口，主要是学校的教学方法让我无法忍受。”崔丽说，9月刚一开学，学校就 让她包班，她解释说包班就是一个班的语文、数学、政治三科都由一位老师讲。“因为有人提出跨班讲课会出现班主任厚此薄 彼的情况，也影响学校对老师的考核。”

　　“不仅如此，学校的伙食极差，炒的菜很难吃，学生们经常是只拿一个馒头干吃，如果饿了就到学校的小商店去买零 食。”崔丽说，这家商店是学校老师开的，他的进货点是小食品批发市场。

　　“学校的教学环境也很差，音乐课就是一台手风琴，体育课就是一个篮球，虽然学校有几台旧电脑，却从未见学生们 上过电脑课。”崔丽没想到，就是这样的学校，2005年还拿到了办学资格证。

　　真正开始讲课，她开始感觉吃力了，“有时一天八节课，我一个人就要讲七节。班里60多个学生，光批这三科的作 业就把我累倒了，哪有时间备课？又何谈教学质量？”她说，和她同时进校的老师刚讲了一周的课就走了三个。

　　渐渐地，崔丽发现，其他班的老师并不像她这么累。她利用课间备课时，他们却在闲聊；她背着一大包作业回家时， 他们却拎着小包去逛街了。同样是讲三门课程，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松？一位关系不错的老师很神秘地笑了笑，然后说：“我们 有办法。”

　　“她所说的办法就是迫使我辞职的主要原因。”崔丽说：“他们为了减少批作业的负担，总是将作业题抄在黑板上， 让学生上来做，如果有做错的，就在黑板上及时改正，然后学生们把写有正确答案的作业抄在本上，他们再用红笔打个对号就 可以了。”说话间，崔丽苦笑了一下，嘴角带出一抹无奈。

　　“到考试时，他们更有绝招。”她继续说：“先将考试题发给学生们，告诉他们答案，让他们背，考试时就在这些题 目里面选题。所以，学生们拿回家的试卷都在90分以上，这样家长看了高兴，就很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学校了。”

　　崔丽没有按照同事的绝招去做，依然批作业备课。“良心上过不去呀！这不是在害学生吗？”想到孩子们的未来，崔 丽一脸的气愤：“可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没办法，我提出了辞职。”

　　“校长一再地挽留我，提出给我涨工资，还说我可以只管讲课，其他事情一概不管，甚至承诺免费让我的女儿到学校 就读，我没有接受。”崔丽说，其实条件已经很优厚了，但她还是离开了。上最后一节课时，学生们哭了，她也哭了。

　　这件事对崔丽的打击很大，让她从此再也不想当老师。也正是因此，她毅然决然地将女儿送进公立学校。

　　“希望取得办学资格证的打工子弟学校能够正规办学，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采访结果时，崔丽提出了自己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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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中旬，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取缔了30余家非法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一石激起千层浪，非法打工子弟学校的 去留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8月9日，海淀区教委首次通报了为期4个月的整顿情况。据教委主任孙鹏介绍，早在今年3月份，海淀区教委、区 综治办等12个部门就组成了10个检查组，对39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以办学条件和安全为重点的拉网式检查。结果显示 ，这些学校普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问题集中在房屋建设、用电、消防、食品卫生、用车等方面。部分学校的校舍采用违规民 房；有21所学校私拉乱接电线，用电极不安全；有31所学校消防设备不过关，或没有配备、或数量不足、或设备过期；有 27所学校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凡是有校车的学校，车辆状况都很差，有的车辆没有进行正常年检。

　　孙鹏透露，海淀区教育主管部门目前已经出台了妥善的分流方案以及相关公办学校校舍扩建和修缮计划。他承诺，让 海淀区的每一名打工子弟有学上，上好学。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9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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