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追错对象的“网络通缉令”打乱了一个普通人平静的生活。42岁的章甫三个月前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起“网络通缉”事件。在三篇被数万人点击过的帖子上，章甫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被公布，他被人称为“逃犯”、“黑户”，甚至他的一个女性朋友也被说成是他的情人，还有，女儿是领养的——这个章甫一直小心守护了8年的秘密被公开……受害者一怒之下将网络公司告上法庭。
人们担心，“网络通缉令”任由它蔓延下去，会有无辜人士被牵连进来，落个遍体鳞伤；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酝酿出更大的笑话或者灾难；它会大面积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最终人人自危，过度的表达自由反倒扼杀了自由本身。有人据此对“网络通缉令”的“罪状”全面清算，并提出要对之进行全面废止。
网络媒体的兴盛大为拓展了人们的表达空间，“网络通缉令”则借助新媒体开辟出了一种维护道德和伸张正义的利器。已经发生的几起“通缉”事件，不管是“追逐玩弄中国女性、诽谤中国男性的流氓老外”，还是“通缉虐杀小猫的女子和视频制作人”，都是因某些人公然践踏道德和良知，而法律却无法触及他们引起的。在做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的同时，“网络通缉令”也日渐显现出激情大于理智的“暴民”色彩，章甫的遭遇充分证明了其“毒副作用”。
章甫怒告网络公司，标志着法律已经先期介入“网络通缉令”的规范。像现在这样“一些匿名网络用户聚集起来，对一些真实或想像的道德罪行进行调查并执行处罚”，显然是太轻率了。隐身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事先没有得到监督，事后可以逃避责任，其公正性和准确性也就无从保证。一纸通缉令就能万人影从，给被通缉者造成人人喊打的局面，其权限和威力又是如此巨大。所以，必须让审判席上的“道德法官”们自身也处于监督之下，必须让他们有迹可循。
“网络通缉令”并不能对道德有亏者予以直接的惩戒，它只是通过向能决定被通缉者命运的人施加影响，从而间接地实施打击。究其实质，它所起的无非是两个作用：传播与举报。在没有网络通缉令之前，人们通过口口相传和传统媒体来传播，通过写信和面谈的形式举报，这些传播和举报的方式在现实中都有成熟的自律和他律法则，既然“网络通缉令”具有同样的功能，也应遵守相似的规则。如有人越界，则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北京青年报（李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