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基金受宏观调控影响搁浅

　　被寄予厚望的滨海新区，终于在“先行先试”的路上跨出了第一步。

　　9月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了滨海新区的7项外汇改革政策：允许区内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对其“作为特殊经济区”进行外汇政策整合；取消进出口核销制度；实施意愿结售汇；对跨国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为金融机构建设统一的外汇交易平台系统和为境内资金直接投资境外提供方便。

　　而早在此前的8月31日，国务院已正式下发《关于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批复》。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混业经营只欠东风

　　早在6月5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鼓励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可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金融业综合经营、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外汇管理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

　　然而，试点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国家现行的金融政策有不符之处，细则制定困难重重，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由天津市发改委领衔的金融改革配套方案，也迟迟没有出台。

　　“我们提出的重点，包括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和金融业混业经营，”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戴金平说。戴曾参与滨海新区金融配套方案的研讨，“此次出台的7项外汇改革政策，已经体现出，在某些资本项下可自由结汇和自由兑换。”

　　而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有望“先行先试”金融混业经营，它也做好了一切准备——目前，泰达控股已经涉足了除期货之外的所有金融领域，包括参股北方信托、渤海银行、渤海证券、恒安人寿、泰达担保等多家金融公司。

　　“只要政策允许，泰达控股很容易就可以整合内部资源，上马混业经营。”戴金平认为，开展金融混业业务，是金融业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经之路，而滨海新区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现在还需等待，《财经时报》获知，堪当“东风”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已于9月7日上报国务院，其金融改革方案，将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逐步实施。

　　离岸金融中心渐近

　　此次公布的7项外汇改革政策中，最受关注的当属离岸金融业务。

　　“天津是生产加工型外资基地，一直以来，对真正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业务需求并不是很强烈。”戴金平认为，该政策的意义在于，通过吸引新的金融机构进入和新业务的开发，带动对离岸金融的需求，“是供给带动型而不是需求带动型”。

　　事实上，中国银行和一些外资银行，已经在滨海新区开展了离岸金融业务，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目标并不仅限于此，而是建设离岸金融中心。

　　目前，滨海新区乃至浦东所开展的离岸金融业务都远远没有到位。“在严格的资本流动限制下，离岸金融的意义根本体现不出来，这也是浦东离岸金融业务难以盈利的原因所在。”戴金平认为，香港的离岸金融业务之所以发达，是和其自由港的性质不可分割的，“滨海新区能不能有所突破，关键在于相关的综合配套改革能否获批，比如说资本流动相应放开。”

　　此次，有望和国际接轨的离岸金融试点放在滨海新区进行，和东疆保税港区提上日程不无关系。而东疆港的目标，是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自由贸易港。

　　8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天津市关于建设东疆保税港区的请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功能和税收、外汇政策按照《国务院关于设立洋山保税港区的批复》的有关规定执行。此外，“还可根据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相关要求，在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

　　此前，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已经透露，新区金融配套改革方案，就包括结合东疆保税港建设，在多种外币结算、对外贸易结算等业务上，采取更通用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

　　而滨海新区理想的离岸金融模式，是在东疆港区内，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外币自由进出，并逐步扩展至滨海新区。

　　产业基金搁浅

　　“与浦东、深圳不同，滨海新区不仅要吸引投资，最重要的是改善融资环境。”滨海新区的一位决策层官员曾不止一次的阐述过这个“滨海理念”。

　　早在今年3月，滨海新区直接融资创新的开山之作——渤海产业基金就已经获国务院特批。

　　渤海产业基金总规模为200亿元，首期发起机构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邮政储蓄银行、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第一期60亿元已募集完成，原计划在6月底7月初成立。

　　然而，比渤海产业资金更早到来的，是全国性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国家宏观调控也随之而来。戴金平透露，受此影响，渤海产业基金暂时搁浅。

　　据《财经时报》了解，同时搁置的还有滨海新区此前运作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2004年“8·31”大限后，天津房地产业遭遇了资金瓶颈，运作REITs的天津商联房地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产业基金和REITs什么时候重启，还要看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戴金平如是说。

　　不过，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滨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宋联新未对“搁浅”消息给予证实。

　　而此前，皮黔生曾对渤海产业基金未能如期建立做出解释：“因为相关手续和协调工作，略有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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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发改委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汪胜洋，在对浙江嘉兴、余杭、绍兴、北仑等地区做了两年的了解、走访之后得出结论：整个长三角，尤其在江浙地区，传统国资退出之后，非生产性国资在迅速膨胀，已经超出了传统国资，几乎覆盖了整个浙江。

　　他将这类以管理投资形式存在的国资称为“新国资”。这些非生产性的投资类、管理类企业，主要的资源是土地和信贷。

　　“开发区是新国资的典型代表，还有政府背景的开发公司和投资公司，在苏州，传统的制造业国资，包括资产负债，大概还有20亿~30亿元，但是它的新区和工业园区的资产已经是将近400个亿。”

　　其实，新国资早就有之，在上海浦东开发之初，由于市场开发主体缺乏，浦东开始采取由政府向开发公司无偿注入资源性资产(土地)、开发公司以此向银行抵押获取贷款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难题。于是闲置的土地资源就被转化为开发建设资金，进而转化为浦东经营性国有资产。当时其被称为“政策性的项目公司”或者是“资源性公司”。

　　现在，浦东拥有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四个开发(集团)公司及浦东发展集团、土地控股公司。据浦东新区国资委有关人员介绍，到2005年底，浦东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规模已经达到332亿元，浦东国资总量的97%以上集中在上述公司。

　　“现在很多开发公司很多还是国有制的，开发区也没有明显的体制转换，由于新国资掌握的资金、资源十分巨大，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将其约束起来，或许会垄断资源、干预经济，进而与民争利。”汪胜洋指出。(来源：财经时报 记者 郭威 彭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