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发出污染追杀令背后:环保政令受阻经济考量

　　“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山西，正在酝酿一次前所未有的环保行动，孝义市被率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根据9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在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43个城市中，山西就占了16个(包括孝义)。

　　在今年四月进行的一次重点产焦区域环境质量监测中，省环保局发现，孝义市环境空气中的Bap(苯并芘，一种强致癌物)超标9.9倍。2005年6月至2006年8月的空气质量例行监测还表明：孝义市二氧化硫(SO2)的年平均浓度超标5.7倍。

　　张旭光的嘴上起了一个大泡。几天前，在向山西省环保局局长汇报工作之后，一股心火就涌上来，郁积不散，在他嘴边形成一个圆形溃疡。“最近这几天很着急。真是着急。”省环保局的强硬态度，让作为孝义市市长的他相信，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棘手。

　　因焦化行业管理失控，孝义已成为山西省环保不力的负面样本。8月底，孝义市政府接到省环保局发来的通知——这实际上是一份罚单——暂停该市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审批工作。在此之前，根据山西省主管副省长牛仁亮的批示，省环保局还派出“孝义市焦化行业调查组”，入驻孝义十余天。

　　“那里的经济发展从来不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承载量。”山西省人大环保办主任郭忠烈说。他每年都要带团进行“三晋环保世纪行”，对孝义乃至整个山西的污染状况非常清楚：“孝义是山西的一个缩影，山西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山西，正在酝酿一次前所未有的环保行动，孝义市被率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选择孝义比较合适，这里违法太严重了，另外它经济强，能承受得了。闹它这里，可以震慑全省。”山西省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正厅级巡视员杜培仁说。由点到面，眼下，一场环保风暴马上就要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不过，它所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它能解决的还要多。

　　午宴上的交锋

　　在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43个城市中，山西就占了16个(包括孝义)。孝义市是吕梁地区的一个异数，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它糟糕的环境及混乱而疯长的焦化行业成正比

　　杜培仁从太原赶到孝义市时，时间已近下午1点。午宴很快就开始了。

　　9月11日下午，吕梁市焦化行业环保专项整治动员大会在孝义市召开(孝义是吕梁所辖的一个县级市)。这是杜培仁此次前来孝义的原因。

　　席间，话题很快就转到环保问题上来。“领导批评，群众不满意。”坐在杜培仁左手边的是吕梁市环保局局长郭建新，他站起来敬了杜培仁一杯酒，“杜书记，吕梁的工作没有做好啊，辜负了省里边对我们的期望。”

　　话锋一转，郭建新又笑着说：“这是个标准问题。和过去比，我们是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党的要求、人民群众的希望比，还存在着距离。所以，看这个标准是怎么弄的。”

　　杜培仁说：“主要是你的差距也太大了。”

　　郭建新接过话头，试图用“经济发展与环保的两难”来做辩解：“吕梁本身就是最差的地方——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

　　在等级森严的官场，酒桌旁仍然是一个可以令上下级轻松的场合，郭建新可以半开玩笑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杜培仁也时常发出笑声，但还是坚持就一些观点与郭建新展开交锋：“你要这么讲吕梁可以，但是对孝义来说，你就不能拿吕梁的标准来要求它。”孝义市是吕梁地区的一个异数，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它糟糕的环境及混乱而疯长的焦化行业成正比。在赶往孝义的路上，杜培仁还看见路边有该市争创“全国百强县”的广告牌。

　　郭建新嘿嘿笑了两声，没再做声。坐在杜培仁右手边的，是孝义市市委书记李良森，他始终没有介入到有关环保的讨论中来。酒过三巡之后，郭建新又谈到环保局“从里到外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在吕梁市发改委和经贸委违法审批之后，他们前去执法，建成投产的企业对环保局非常不满：“人家就同意嘛，你们就不同意，你们这是刁难我们。”

　　杜培仁说，“还是要做好解释工作，加强监管。”

　　“你当我们是谁呀。吕梁还调产不调产？违法项目几乎都是调产项目。”郭建新的声音提高了几度，“从2003年以来，我们取消了2万多土焦、改良焦厂。那会有要跳烟囱的，有要炸我们县局的局长的，这种人多得多了。”在取消土焦、改良焦厂之后，这些企业主开始调产，上马机焦。

　　坐在一旁的孝义市环保局局长曾树茂打破沉默，说自己工作有很多难处。实际上，杜培仁对地方环保官员的处境也能理解，他开始说同情地方环保局的话：“(违规企业上马)领导说行了，领导批了，这就行了。那就没招了……这个也没法，他要坚持，领导可能早就把他灭了。”

　　曾树茂苦笑了一下，说，(要是一定那么坚持)“我这个人可能也早就不在了。”

　　午宴快要结束的时候，杜培仁对在桌的孝义市领导说，要把焦化企业的关停和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状况，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有些企业总说缴了多少税。但是排放了多少污染，这些污染物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企业不说。有没有考虑到对老百姓造成的危害？”

　　当天下午，吕梁市焦化行业专项整治动员大会如期举行。吕梁市和下辖的13个县(市、区)政府和环保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均出席了会议。杜培仁说，有许多地方的政府不把省政府的批示当回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部门还越权审批。他还特意提到，根据9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在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43个城市中，山西就占了16个(包括孝义)。

　　笼罩在粉尘烟雾中

　　所谓空气质量劣于三级，指的是这些地区的空气比工业区的还差，人只要短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任伟每月可以从红塔煤焦有限公司那里拿到50元钱。在孝义市梧桐镇田家沟村，每个村民都享受到了这样的污染补偿。这是他们上访维权的一个结果。

　　田家沟村上空终日弥漫着污浊的气体。这个有300户左右的村落边上，环绕着5个洗煤厂、两个化工厂，还有红塔公司下属的一家大型焦化厂。“刮西北风的时候，空气特别糟糕。”任伟说，有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臭味，冬天尤其严重。

　　去年5月及6月间，任伟和部分村民开始酝酿着联名上访，他们将目标锁定在距村边界仅20米的红塔公司，因为它的规模最大(产能为46万吨/年)，对环境的污染最为明显。在获得了100余户村民的签名之后，红塔公司做了妥协，答应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今年3月份，在187户村民的支持下，任伟和他的三个伙伴先后5次踏上前往省城太原上访的路。他们在控告信中这样说：“排放的致癌废气得不到治理，气味难闻……这样的环境我们还能生存吗？……我们不要红塔公司给我们每人每月补贴的50元，我们要的是生存权、健康权。”

　　田家沟村村民的生存环境，在孝义市并非特例。在孝义市，红塔公司这样的企业也非常普遍。村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差，而工厂排放的废水，污染了河流和耕地。任伟家的两亩多耕地今年就被一家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淹没。村民称，该村近几年的小麦产量已由每亩700余斤降为400斤，“看着麦穗长得挺好，但是颗粒不饱满。”

　　梧桐镇仁顺村原来是当地有名的蔬菜村，据村民任孝讲，因受污水、粉尘等因素的影响，该村已不适合种植蔬菜，现在村民基本上都转种粮食作物。不过，和大部分村庄一样，他们未获得任何补偿。

　　张家庄水库是孝义市的一处重要饮用水源，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污染。污染来自于企业向水库上游的河流中排放污水。近几年来，该市不断开展针对水库及上游饮用水源地的专项检查和整治。这种治理运动的反复性，也说明了张家庄水库的污染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治。

　　在今年4月进行的一次重点产焦区域环境质量监测中，省环保局发现，孝义市环境空气中的Bap(苯并芘，一种强致癌物)超标9.9倍。2005年6月至2006年8月的空气质量例行监测还表明：孝义市二氧化硫(SO2)的年平均浓度超标5.7倍。

　　孝义给记者最深的印象是，它笼罩在粉尘烟雾中。各种污染企业遍地开花，川流不息的运输车过后，路边尘土飞扬。所谓的空气质量劣于三级，指的是这些地区的空气比工业区的还差，人只要短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王金桃曾在山西境内做过“煤焦化型大气污染对居民死亡状况的影响”的调研。她对记者说，选择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的三个地区做比较调研，结果发现，随着污染的加重，居民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和各种癌症)和死亡率都有增长。

　　焦化企业乱象

　　省环保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孝义市共有41家焦化企业，但其中只有9家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这不是孝义一地的问题

　　任保明用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企业一点点做大。他是红塔煤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的企业成长历程在当地很有代表性。“土法炼焦”是他们最初的生产形态。

　　土法炼焦的浪潮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并不富裕的村民们可以靠此赚取满意的利润：当时一吨煤的价格只有十几元，但是经过高温焦化之后，产生的焦炭等产品可以作为高炉炼铁的原料，价格就上升了四五倍。

　　土法炼焦的方法很简单，投资成本非常之低，很容易在山西省的广大农村复制。在地上挖个大坑，把煤堆在里面，用泥糊住，形成一个突起的窑，再在下面挖个火道，利用隔绝空气的加热过程将原煤变成焦炭，就可以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山西的产煤大县几乎到了每家农户都在炼焦的地步。孝义是其中最突出的地区之一。

　　太原的出租车司机任伟，曾在那个时候开车前往孝义。“到了晚上，不要怕找不到孝义。”他说，“离孝义还有30里，就能看见那里半边天被窑火映得通红。”

　　土法炼焦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大量的煤气、焦油等就在生产过程中被当作污染物排放掉了，其产品的质量也非常低劣。同时，它对环境的污染也是无以复加的，每炼1吨土焦可产生300至500立方米的污染物。

　　比土法炼焦更先进一点的工艺是改良焦。但它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同样惊人。原国家经贸委早在1996年就明令取缔土法炼焦，并要求在2000年以前淘汰改良焦。比改良焦工艺更好的机焦受到了鼓励。

　　这纸禁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在此之后，国家和省相关部门继续三令五申取缔土焦和改良焦，但效果甚微。在一次又一次的清理运动过后，土焦和改良焦厂仍然顽固地覆盖在广大的农村。媒体的报道也多援引政府相关部门的说法，称难以取缔的原因之一是它们“隐蔽性强”。实际上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土焦和改良焦厂动辄占地数亩，火光冲天，浓烟蔽日，孝义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哪有什么隐蔽性。”

　　真正痛下杀手是在2003年。这一年的12月，山西省政府在孝义市召开了“全省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取缔关闭土焦改良焦炉现场会”，开始专项行动。孝义市环保局局长曾树茂说，现场会原定在介休市召开，因为介休未能按省政府要求取缔土焦和改良焦炉，而孝义则做到了，因此在会议的前一天，临时变更了地址。

　　曾树茂表示，2003年之后，土焦和改良焦炉已在孝义绝迹。但在政府相关文件上，记者看到，近些年来在该市部分农村，仍有部分土焦和改良焦炉死灰复燃。其他部分县市则更为严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不过，机焦已经成为山西焦化产业的主流。它更节省资源，对环境的污染也小——但这种说法只有在和土焦和改良焦作比较时才成立。事实上，因为机焦的生产规模更大，所以一个机焦厂实际造成的污染要胜过诸多土焦和改良焦厂。这种问题在机焦厂违法投产，并视环保规定为无物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的放大。

　　省环保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孝义市共有41家焦化企业，但其中只有9家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这不是孝义一地的问题，截至今年8月，吕梁市的165个焦化行业建设项目中，亦有132个项目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审批。也就是说，在各级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有八成左右的项目是违规上马的。 　

　　不要说这些违规企业，就在为数不多通过环评的企业中，也有不配备相应环保设施的，例如城财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事实上，该市的钢铁、化工、洗煤、耐材、电力、水泥等行业，和焦化行业一样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违法建设和污染问题。

　　环保局的困境

　　面对这些违规上马的企业，环保局能做的就是一次性给予企业最高5万元的罚款，并下发停建通知单，但如果这些企业视通知单为废纸，环保局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强制性手段

　　孝义市环保局局长曾树茂一脸疲惫，“人都被压垮了，已经40多天了。”

　　从省环保局派下调查组迄今这40多天内，曾树茂一直都没有闲着。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一次热热闹闹的对焦化等污染企业的执法检查，但曾树茂感觉得到，这一次的力度明显比过去大了很多。孝义市环保局因监管不力，导致山西省环保局暂停了该市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此事被媒体放大之后，他现在的处境变得很微妙，“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成绩也不对，我说存在问题也不对，所以我什么也不说。”曾树茂说，“我也不推卸责任，该担什么责任我担什么责任。”

　　山西省环保局环境监察总队大队长李义贤说，暂停孝义市的建设项目审批权，是一种制裁手段，因为该市的污染排放已经超过环境容量，就不应该再增加新的污染源了。但李义贤也知道，单纯这个规定，是无法限制该市建设项目泛滥的。此前，并非没有相关的规定，只是在地方得不到贯彻而已。八成左右的违规上马项目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孝义市，还存在越权审批的现象。按照国家和山西省的规定，焦化项目的审批权在在省里。但省环保局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焦化项目都有吕梁市发改委和经委的越权审批文件。

　　曾树茂说，面对这些违规上马的企业，环保局能做的就是一次性给予企业最高5万元的罚款，并向在建的企业下发停建通知单，但如果这些企业视通知单为废纸，环保局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强制性手段。

　　对于花费巨大的环保设施，很多企业拒绝购置，即便购置，也多半将其闲置。有些企业，甚至连排污费都不交。省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杜培仁表示，违规企业通常都有保护伞，各地环保局局长很难实施有力的监管。

　　红塔煤焦有限公司就属未批先建的违法投产企业，虽然居民聚集村1公里以内早已被定为“环境敏感区”，不准建设污染企业，但这个规定对红塔公司并没有起作用(它距离田家沟和新蔚村均只有几十米远)。自2003年建机焦厂以来，它一直没有按规定设置地面防尘站等环保设施。不过，即便如此，它还在2003年被吕梁地区行政公署(2003年底，吕梁撤地设市)评为“全区第一信用度企业”。

　　而对于红塔这样的企业，孝义市环保局除了处以少量的罚款外，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监管作用。焦化企业的投资，动辄上亿元。它们违规上马时，政府并不采取措施予以阻止，等到建成投产后，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置，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这已经不是环保部门考虑的问题了。严格按照规定将违规项目拆除么？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每一家企业都有背景，同时政府也要考虑企业主的承受能力。最后的结果是，省政府作出非常宽大的政策，规定那些符合产业政策的违规上马企业，只要在规定期限补办手续就可以了；甚至于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也会给上一定的期限才予关停或拆除。

　　即便如此，这种规定常常也只成为一纸空文。记者翻阅相关文件时发现，当期限已到而这些企业没有如期关停之时，政府又会出台新的规定，要它们务必在接下来的某个月内淘汰。不只是环保局，对污染企业的处置，实际上连上级政府的指令都常常得不到贯彻——虽然在现实中，它在地方的效力常常超过有关环保的法律。

　　自上而下的风暴

　　在山西省环保局老干处处长胡早看来，此次山西治理污染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力度超过2003年的取缔土焦和改良焦。

　　不过，山西省政府在今年显然加大了对污染的治理力度。吕梁市市长董洪运称今年的焦化整治工作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进行的。8月底9月初，在短短10天的时间内，山西省省委书记张宝顺针对吕梁的环境污染问题做了两次专项批示。“大家想一下，这个分量有多大。”董洪运感受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

　　张宝顺的第一个批示写于8月25日。这一天，《人民日报》理论版刚好发表了张宝顺的长文《把加快发展与保护环境有机统一起来》。该文称，“资源型地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应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也表示，环保问题在困扰山西发展的三个软肋中，位居首位。他在年初召开的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承诺做到使“11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增加5%。”曾任深圳市市长的他，在山西省长任上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关闭了山西4000多个非法煤矿，时间在2005年9月。

　　2006年8月14日，于幼军签署山西省政府第189号令，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办法》开始正式实施。今年，山西省政府还做了其他几件事：在全国首家通过“十一五”环保规划；在各县区安装环保监测仪器，以作为决策依据；蓝天碧水工程实施方案出台；拨款800万元对省内污染源进行摸底……山西的第一个危废处理厂和第一个固废处理厂，也在筹建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向，省委组织部正在酝酿针对县市主要领导的“环保”一票否决制。

　　刚刚履新半年的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也被认为是此次环保风暴的主要推手。他刚上任不久，就处分了在环境监测数据问题上造假的运城市环保局，并以此为契机，将山西省11个市的环保局长叫来诫勉谈话。

　　据了解，来自中央的压力，也在这次环保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山西省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杜培仁说，原来一直称山西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于幼军省长早些时候，即在内部会议上称山西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把“之一”去掉了。今年6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率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山西的污染状况进行了检查。在与省领导会谈之后，“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这一说法开始公开化。此后，盛华仁在人大的一份环保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山西等省市的污染危害。

　　山西省环保局老干处处长胡早，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环境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在他看来，此次山西治理污染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力度超过2003年的取缔土焦和改良焦。他认为，如果让山西省各县市自行监管好污染企业，实际上办不到，地方利益错综复杂，地方领导如果自行决策严格执法，会遭遇企业的莫大反弹。像现在这样，由省里出面，地方领导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工作就好开展得多。

　　在省里的压力下，吕梁市政府已经拟出了专项整顿10条意见。在9月11日下午召开的整顿动员大会上，记者看到与会的很多企业界代表面带愁容。

　　环保背后的经济考量

　　发展经济是如此重要。甚至于，在几乎每一次环保行动的背后，都有经济的考量。此次环保风暴背后，也有类似的原因。

　　吕梁市焦化行业环保专项整治动员大会召开前的午宴快要结束的时候，孝义市市长张旭光赶了进来。

　　“工作没有做好，让你亲自来教育。”在向省环保局党组副书记杜培仁敬酒之后，张旭光开始向他阐述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实事求是。既然要做这个事情，就要把各方面的压力通过不同的渠道转移、释放了，最后把事情做成。你要是全逼到我们书记和市长头上，那就是头割了他也做不成。您说是不是？”

　　张旭光说，当初炸改良焦炉，他们用了3年的时间，采取的是“经济的杠杆加上行政的手段，再加上依法办事”这种综合手段。现在整顿机焦行业，也是关乎“稳定”的大问题，“机焦与土焦改良焦相比，投资多，一定要采用合适的方式方法，用综合的手段，最后闹得企业家想，我要继续生产还不如关了呢。”

　　“给我两年时间，太快了我做不到。”张旭光提出自己的要求，这话他在几天前往太原见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时也说过。

　　杜培仁说，“速度还是要加快！”按照省环保局的处理意见，违规建成投产的机焦项目，一律予以停产整顿，符合要求的可在完善环保设施的情况下补办手续，其他最迟在今年年底前关停。

　　在2003年大规模取缔土焦和改良焦行动之前，杜培仁就曾和吕梁市主要领导有过争论。“他们不乐意取消土焦，说吕梁贫困，我说贫困不是我们保护落后生产企业的充足理由。”杜培仁知道，发展经济迄今仍是影响地方环境治理的一大障碍。孝义市经济得以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和焦化行业的无序发展有关。而经济短期内的快速发展，作为政绩的最主要部分，让地方领导着迷。

　　发展经济是如此重要。甚至于，在几乎每一次环保行动的背后，都有经济的考量。据介绍，2003年对土焦和改良焦的取缔，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山西乃至全国都出现焦炭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不取缔落后的生产工艺，大型的机焦厂也活不好。

　　此次环保风暴背后，也有类似的原因。山西省九三学社在今年初的两会上递交提案，称“由于对焦炭工业清理整顿调控力度不大，造成焦炭生产供大于求，压价竞销，自相残杀，市场秩序非常混乱，企业的自身利益严重受损，全行业利益也受到损害。”所以，即便从整顿行业秩序的角度出发，对违规上马项目痛下杀手锏也是必要之举。山西省为此提出一个目标：将焦炭产能压缩一半左右，由2.4亿吨减至1.2亿吨。

　　省环保局也深知这一点，在作出对孝义违规焦化企业的处理意见之后，他们向省政府汇报说：采取以上措施，孝义市仍为全省的焦炭生产大户，符合压缩焦炭产能的总体思路。

　　山西省人大环保办主任郭忠烈认为，现在仍然是一个GDP挂帅的时代，各级层层加码；这种经济思维主导政策的现实不根本改变，即便真的施行所谓的“环保一票否决”也会在实践中扭曲。

　　郭忠烈说，“我认为环境污染的高峰，在中国还没有到来。等到10-20年后，更多的问题会集中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