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东东表示，英国模式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想法，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福利越好，对国家来说则是包袱越重。
政府的职责是什么？除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一般社会秩序外，不就是为公众提供那些靠单个社会成员或民间组织无法提供的像医疗、教育这样基本的公共产品，增进全民福利吗？很明显，所谓全民医保是政府包袱的论调，毫无合理性可言。
现实地看，全民医保一旦推行，对政府财政而言将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支，据初步计算，这一开支约是2000亿元。但不难发现，仅用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的不到十分之一，即可实现全民医保。
再从政府医疗投入实际使用分配结构来看，“包袱”究竟在哪里，也不难分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从全民医保实施后可预见的效果看，担心它成为一种包袱，也是明显缺乏说服力的。首先，全民医保将有助于均衡当前畸形向官员倾斜的政府医疗投入格局，促进社会医疗公平；其二，全民医保也有利于从制度上遏止当前医疗机构逐利的冲动，将虚高的医疗价格降下来，从而极大地缓解社会普通公众沉重的个人医疗负担；其三，全民医保也能从根本上解除公众在健康保障上的后顾之忧，不仅社会因疾病产生的劳动、财富损耗会大大减轻，而且公众健康卫生水平提高所潜含的社会和谐价值，更是无可限量。
如此公平与效率兼备的全民医保，究竟是政府的“包袱”还是“抱负”，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张贵峰（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送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