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未必是好官

　　本报评论员陈良/文 吴之如

　　山西省河津市新近出台的《局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暂行办法》规定，拟担任局级领导干部者必须孝敬父母、善 待配偶，“不孝敬父母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

　　消息传出，到处是一片叫好声。许多人认为，将“孝”突出于选才任官上，这种富有传统特色的做法，折射出人们对 领导干部的道德回归和期望，值得赞赏。但是，如此“任人惟孝”并不值得推崇，以此来拯救官员道德注定只能徒劳。

　　孝道是一种传统美德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子女对父母等长辈的尊重孝敬，已成为衡量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重要标 准之一。

　　领导干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表率，理应德才兼备，孝道就是“德”的重要部分。然而，却有那么一些官员醉心于仕途 ，懈怠了对父母的孝敬和侍奉；还有的养情妇，包“二奶”，抛弃糟糠之妻……部分官员的道德败坏，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了不良影响，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河津市推出“任人惟孝”这一规定，对那些想当干部、想被提拔重用的人无疑 是一种道德约束。这一规定，正是使用了这样的逻辑依据：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连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能善待，怎么能权为民所 用、利为民所谋？

　　其实，“任人惟孝”的思路并不新鲜。2005年7月，重庆市忠县双桂镇政府推出了“放假尽孝”措施：每逢家中 父母、岳父母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回家陪伴父母、岳父母过好生日。

　　2005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呼吁把是否孝敬父母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2004年10月，成都市李宗发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建议

　　如果继续上溯，我们可以一直追到“以孝治国”、“以孝治天下”的年代。那时，孝行具备对官员们一票否决的生杀 予夺大权，别的道或可不走，但孝道却是非走不可。以“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也曾有过，如汉代的“举孝廉”。不过，这 一制度到后来就变味了，最终造成“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举孝廉”也就行不通了。

　　孝顺与否不决定官德好坏

　　百善孝为先，不事父母何以事国家？因此，“任人惟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个道理并不牢靠。作为家庭伦理范畴 的孝道，具有一定的私域性，是一种“私德”，它与官员的公正、廉洁、效率、诚信等“公德”是有分别的，二者之间并没有 必然联系。

　　孝子并不一定是个好官，好官有时也未必就是一个孝子。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古代，狂贪国库白银9亿两、相当 于当时13年国库收入的大贪官和shen，在当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在当今，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家里也是一 个孝子，在街坊邻居中口碑很好。1994年到1998年，胡长清3次回乡看望岳父母，不论谁怎样劝说，胡长清总是让岳 父睡在床上，自己则在床边铺个简易的地铺。

　　而“忠孝不能两全”也是常见的事。如远古时代的夏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文天祥“忠而忘孝”，这都大大 有悖于“任人惟孝”之标准。再说孔繁森，他丢下自己的老母、妻儿，远赴边疆为人民造福，鞠躬尽瘁，魂断高原。对自己的 老母亲来说，他也可以说是没有尽孝。

　　事实上，许多贪官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他们以权为父母、为子女谋私利，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清官则对自己的家 人非常“苛刻”，他们严于律己，一心为公，以致不能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妻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说是贪官尽孝、 清官不孝吗？谁又说得清“孝顺”与“官德”有多大的必然联系？

　　还有一点就是，“任人惟孝”不具有可操作性。某个官员孝顺不孝顺，除非出了大问题，除非其父母告到法院去，否 则外人又如何知道内情？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子女升官是光宗耀祖之事，父母肯定不希望误了子女的前途，在这关键时刻 即使儿女真的不孝顺，父母却说孝顺，又该怎么办呢？此外，孝顺又以什么为标准呢？

　　由此可见，河津市这一“任人惟孝”的规定是行不通的。

　　拯救官德须靠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官德”问题日益突出，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现象层出不穷，群众对此颇为担忧和愤慨，有关部门也 加大了反腐力度，采取各种措施拯救“官德”。

　　一些官员“官德”败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没有严格遵守有关的制度和规定，去提拔干部，监 督干部。因此，拯救“官德”，最主要的是干部任用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同时要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监督，严防其腐化堕落， 发现不法行为及时查处。

　　靠“枕边风”吹不出廉政的官员，靠“小眼睛”也盯不住腐败的官吏。必须靠制度的完善，才能实现廉政的政府，才 能保障官员的道德。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制度，则是保障官员道德的最好机制。在民主制度中，选民们绝不会把手中的选 票投给那些道德败坏，连父母、家人都不关心的候选人；在民主监督下，腐败分子绝对难以逃过群众的眼睛；在法制社会里， 官员一有问题，就会受到法律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