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陈昊苏：友好沟通才能化解中日仇恨

　　核心提示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民间外交就是代表中国人民在世界的舞台上为中国交朋友”，这是陈昊苏常常挂在嘴上的话。作为开国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的长子，陈昊苏把“子承父业”、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视为“一件荣幸的事情”。

　　除了长相极其相似之外，外人几乎无法在陈昊苏的身上寻到当年“陈老总”拍案而起的影子。陈昊苏对此的解释是，父子两代人所处的历史际遇已是今非昔比。作为抗日将领的陈毅，必须身怀利器在战场上和日本人兵戎相见；而作为友协会长的陈昊苏，则要手持橄榄枝力推中日友好。

　　在全国友协于广州召开年会之后，近日，陈昊苏又在中大管理学院作了一场题为“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演讲。在当前中日关系仍处于低谷当中的时候，他仍然倡导:中日两国人民要共同阐释“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义。

　　只有友好地沟通，才能化解仇恨

　　问:您父亲从事的是官方外交，而您从事的是民间外交。您父亲的工作和您本人的工作有什么区别？

　　答:外交工作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周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说过，中国的外交是全面的，它包含了官方外交、半官方外交、民间外交。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中国外交包括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这两种说法都很强调民间外交。

　　周总理认为，在外交问题上要全面考虑，不能只想到官方外交。我父亲在当外交部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就是重视民间外交。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奋斗的宗旨都是一样的，只是权限的范围不太一样，官方外交总揽整个外交的全局，民间外交只是全局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问:当善意和友好遭遇非善意和不友好的时候，例如现在对华抱有友好态度的日本人越来越少，我们长期倡导的对日友好的态度是不是应该调整？

　　答: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麻烦，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度在下降，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度也在下降。这时候我们做什么工作呢？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做友好的沟通工作。你要知道，现在中日之间发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问题引起的。历史问题毕竟不同于现实问题。

　　好感度下降并不意味本身就有仇恨，下降的原因是受到一些错误宣传的影响。我们还是要强调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达到人民与人民之间消除成见、不受偏见影响的效果。现在有人在煽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仇恨。我相信只有友好地沟通，才能化解这个仇恨——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仇恨针锋相对，那么就不是做友好工作了，这就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问:不久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使本已处于“政冷”困局的中日关系遭遇更大困难。

　　答: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回归“原点”。所谓的“原点”，就是1972年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的日子，那一天，双方在历史问题、

　　靖国神社问题现在成了中日关系中难解的症结。中日关系降到目前这种低水平，责任不在中国，也不在日本人民，而在于像小泉这样的日本领导人。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前途仍有信心，因为小泉的参拜行为在国内并没得到他所预期的支持。

　　即使去诉讼，也不能把矛头指向日本人民

　　问:您曾经说过，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某种具体情况下，公民个人可能成为外交的主体。实际上中国的民间对日态度也分为很多种，从王选等人开始的对日诉讼，是不是也应当算作民间外交的组成部分？

　　答:中国的民间对日诉讼是有特定对象的，这种对象是当年侵略过中国的势力。不能认为王选到日本去诉讼就是和日本人民作斗争。为了诉讼成功，我们还要在日本人民当中申诉自己的理由。不是也有日本律师在协助中国民间的对日诉讼吗？

　　现在国内社会中“愤青”那种很激烈的情绪我是不太赞成的。日本人当中有人帮中国人打官司，这种人你能说他不好吗？但是有的“愤青”说日本没有一个好人——用这种态度打官司能够打赢吗？以仇恨和谩骂的方式并不能换取别人的同情，反而把我们的同情者都赶走了，事情不是更糟糕了吗？

　　问:也就是说，对日诉讼并不代表不友好的态度？

　　答:应该是这样。对日诉讼是因为日本当年确实侵略过中国，并且使用和迫害中国的劳工。我们是针对日本的这种罪行到日本的法庭上进行申诉。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去诉讼也不能把矛头指向日本人民。矛头指向日本人民对我们诉讼的成功是没有好处的。历史上对中国人进行迫害的是一种特定的势力，不要把整个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民作为诉讼的对象。

　　问:即使是把对日诉讼排除在外，中日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抵制日货”。

　　答: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经常发表一些刺激中国人的言论，中国人当中出现抵制日货的情绪是和上面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有联系的。我们的群众做出激烈的反应，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抵制日货的行为，我认为并不一定是受到支持的。

　　这里面也有一个矛头指向的问题。日本政界人士发表错误言论要批评他，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抵制日货甚至是对日本企业采取过激的行为，这是没有道理的。用激烈的行为处理两国关系并不明智的。

　　问:您认识许多日本朋友，有没有人向您发过什么牢骚？

　　答:我所接触的日本朋友，大多数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态度。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发生问题。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朋友说，日本人对中国的建设给予了很多的援助，每年投降日首相也都发表讲话说日本应当进行反省，“我们都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们还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友好关系究竟应当怎么样维持和发展”？当时我们有一个学者回答说，“说实在话，我们现在并不要求你们再做什么，我们只是要求你们不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学者讲得有道理，现在中日关系的症结就出在某些政治家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

　　宣传要讲究艺术，使别人容易接受

　　问:在化解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上，友协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

　　答:日本也是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所有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吗？不太可能。

　　绝大多数人不是战争贩子，没有迫害过中国人民。现在很多日本年轻人认为，他本人并没有侵略过中国，侵略中国的是他的上一辈。上一辈人在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有一种负罪感，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国犯过什么事，觉得对不起中国人。现在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我们所希望的有很大差距。不能说他们不认识历史的错误就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日本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有的人对中国人友好可以和他交朋友，有的人对中国不友好、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当敌人。日本的教科书里面存在扭曲历史的宣传，不能说日本不知道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我们应当做的是告诉日本年轻一代历史的真相。宣传的方式也要有所注意，要讲究艺术，使别人能够容易地接受。

　　问:这种艺术化的方式是指什么？

　　答:就是要首先成为朋友，建立相互信任的感情。如果一见面就讨论这些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不是一个恰当的方式。

　　我记得一本以“说不”闻名的畅销书里面，曾经写到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

　　我看了之后觉得奇怪，跳舞的时候怎么能问这么严肃的问题？问过一次之后还要问同样的问题，别人当然会从心里面觉得反感。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那个日本女学生会怎么想，她本人并没有在南京屠杀过中国人，甚至她的父辈也没有参加过战争。她流露出反感的情绪，我们就认为她不肯反省战争的罪行。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把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人推到敌人那边去。人家会想，中国人的气量怎么这么窄小。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证明，这种挑衅式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如果针尖对麦芒，是中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圈套

　　问: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和日本人打交道？

　　答:在从事外交斗争的时候，不仅要讲究对象，还要具体分析原因。假如对方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所以才存有错误的认识，那么我们不能随便指责别人，指责别人也解决不了问题。至于有些人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一种偏见或者一种仇恨做出了过激的言行，我们也应该尽量采取化敌为友的策略，化干戈为玉帛。

　　我觉得胡锦涛同志去年9月3日的讲话非常好。他说“牢记过去、不忘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我们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仇恨，但是上一代人的仇恨不能转移到下一代人的身上。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倒是有一些日本的右翼分子在做这样的事情。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矛盾？那就是要声明我们对日本人民怀有好意和善意，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两大民族就是要兵戎相见，在战场上决胜负。恰恰相反，那场战争胜负已定，但中国人并不想因此就把日本人置于死地。我们要告诉日本人，右翼分子的煽动是危险的，仇恨的激化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问:您父亲当年在战场上跟日本人较量。做了外交部长之后，他也要考虑中日关系的问题，能不能讲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传达了他的观点。他当上外交部长后也在做对日友好工作。

　　父亲作为一个抗战将领的时候，日本人侵略中国，那时候讲道理甚至哀求都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必须拿起武器作斗争。但是当日本投降了以后，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被摧垮，我父亲就开始做中日友好的工作。事实上毛主席、周总理也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要和日本广大的民间人士进行沟通，进行友好的交往。那些对中国友好的政治家，例如田中角荣，他到中国来访问我们也要友好地欢迎他，最后共同努力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法德和解是我们应该参考的榜样，我们如果针尖对麦芒，是中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圈套。倘若正义在手，却不能说服对方，这不能算作文明大国的成功。

　　陈昊苏简介

　　四川乐至人，为陈毅元帅长子，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84年任北京市副市长，1987年至1989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0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2000年9月起任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常委。（南方都市报记者贺信 本报记者谢苗枫 实习生徐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