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就没有学过法律，按照法商的概念，是个“法商”不高者
□刘 楠
(法学博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
北京的法律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指出，要通过提高公民、机关、社会组织特别是司法人员的“法商”，来建设法治
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培养高“法商”，要从娃娃抓起，在教育过程中，情商、智商、法商，一个都不能少。(《检察日报》
，9月13日)
所谓“商”(Quotient)，是在心理学上用来衡量个体智能、情绪等能力的参数，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开始流行于中国。特别是随着1996年美国心理学家DavidYoleman《情商》(EmotionalIntel
ligence)的发表，情商在衡量个人能力和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得到强调。智商、情商的概念至使用以来，其可靠性和准
确性都一直饱受质疑，例如有人就认为智商的测量对儿童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非心理学、管理学人士熟悉的可能仅仅限于智商、情商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和概念对帮助人们认识一些问题带来的方便
和帮助，但事实上，有关衡量和开发个人能力的“商”的运用是如此让人目不暇接，几近于到了滥用的地步。例如心理学界有
人以人的认识活动分为知、情、意三种相对独立的心理活动为依据，认为除智、情商外，还有“意商”。美国中美精神心理研
究所所长李绍昆提出，要在事业上成功，必须具备三Q，即IQ、EQ和SQ，所谓SQ，是SpiritualQuoti
ent，即精神商。在精神心理学界外，“商”的概念更加得到追捧，如要求外企管理者不仅要有智商、情商，还要有“胆商
”，因为胆商对成功的重要性强过情商、智商。此外，各类行业还提出了诸如挫折商、健康商、财商、教商……等等概念，这
不，现在“法商”一词也粉墨登场了。这些“商”的鼓吹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强调后者比智商、情商更重要，没有后面这一
个“商”，前面的都没有用。
实际上，按照DavidYoleman的解释，情商作为一个新名词，它的概念涵盖了自制力、热忱、自我驱策力
等，它和智商一样，都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潜能，等待我们去培训、开发。所以，后面的“商”，在内涵和外延上或多或少
都可以归于这两类“商”中，例如“意”商所强调的意志因素，就可以被情商函括。
我不否定在法治发展初期，“法商”的新词对呼吁人们重视法律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个
新瓶旧酒所带来的“眼球”效应，可能大于它在法学研究、法律实践中的实际作用。首先，“法商”包含了哪些要素？在智商
测量软件已经发展到了第五代的时候，“法商”是否可以测量，作为泛科学化的工具，来对普通人以及司法人员之类进行考核
？显然，鼓吹者们还没有研究出一个可行的指标。从报道上，产生“法商”概念好像是从小孩横穿马路、随地吐痰、公民不愿
民告官等行为上受到的启发，是一个点子(thought)，还没有发现解决的步骤(idea)。如此匆忙，是否有违科
学精神？其次，如果按照有关专家的解释，“法商”包括法律知识、法律观念、法律能力三个含义，那么这显然和已经存在的
法律意识概念产生混同。第三，如果“法商”是可以通过培养来提高的，那么它和每个人通常都具备的、带普遍意义的、人人
都适用的情商、智商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要让人人都具有法律知识，既无需要，也无必要，不符合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
要求和社会分工精密化的原则。如果仅仅是要求普罗大众和司法从业人员提高道德水平，那么大可不必祭出一个新词的大旗，
诸如法律意识、职业伦理等早就囊括进此含义并够用了。最后，即使通过后天教育，“法商”能够提高，它也有个保鲜期，即
Yoleman教授所说的“蜜月效应”：培训教育的效果一般只能持续不到一年，然后人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如何让人
们的思想――“法商”水平永久提高始终是个问题。
法治的发展是个自然演进过程，是一个系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就没有学过法律，按照
法商的概念，是个“法商”不高者，克林顿是法学院的高材生和美国总统，本来是个高“法商”者，但也曾被指控作伪证。这
些例子促使我们在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中多去问几个为什么，在概念爆炸的时代，法学家和司法实务者还是不要带头去干这
些造概念的事，尤其是拿不准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