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户县后寨村的集体共富之梦(组图)

银行专门在后寨村设立了储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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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白俊老人（右）认为应将土地包给社员

靠个体经营致富的张悌忠在2001年就盖起了造价约20万元的花园小楼

当全国的农民都分到了自己的承包土地时，后寨村仍保留着集体经济。这个“共同富裕”的梦想还能坚持多久？

　 "公社模式"

　　江苏华西村

　　华西村位于江苏江阴县，被称为“天下第一村”，是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

    河南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临颍县，号称“亿元村”。全村生产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制，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

    江西花园坪村

　　江西宜春市花园坪村，至今采用“人民公社”模式。

　　花园坪村有件让人惊奇的事：姑娘不远嫁，村民不远游。花园坪村还是一个“无税村”，村里收入除分红外，剩余的都用来作为福利。

　　2005年，后寨村所有社员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总工分是270多万分。大队根据总工分和全年的工业总收入，计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再分配到各小组，由小组来分配。一般来说，一名男劳力10分工的价值约在14元左右。

　　留在生产队干活的人大约占全体社员的四分之一。因为是机械化种植，他们下地干活的机会并不多。这样一来，挣工分的机会也就少了。作为队长，张玉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给从事农业的社员们找“挣工分”的机会。

　　几天前，农忙结束了。张玉怀带着30个社员，去渭河滩上帮人掏南瓜籽，雇主发的工资是每人一天15元，张玉怀照例是给大家记工分。干完活，老板给张玉怀支付了现金，他带回来，交到小组会计处，年底，这笔钱将作为全队的收入，参与分红。

　　村里有人要盖房，张玉怀会带着几个社员去，也记工分，一天20个工分。

　　不下地的社员被安排在厂里的集体企业“上班”。36岁的陈艳在村里的玻璃厂干活，每天挣7分工。她的丈夫当车间主任，一天拿10分工，和下地的人相比，每个月多拿40多元的补贴，年底还有1000多元的奖金。去年，陈艳两口子参加“分红”，拿到了大约1万元，相当于村里的人均水平。

　　共同富裕之梦

　　“在我们村，傻子也能盖起三间楼房。”少言寡语的张志武说这话时，笑眯眯的

　　9月24日，星期日。后寨村的大戏台上，老年协会的秦腔“农家乐”开始了。这是后寨农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每周一次，将周围村庄的戏迷们都吸引了过来。

　　51岁的韩水娃在长凳上坐着，跟着秦腔的曲调摇头晃脑。他有智障残疾，在农村算是“最不行的”。但在后寨村，他的日子不用发愁。“虽然盖不了好房子，人家也有几万存款哩。”一个村民说。

　　后寨村的“大锅饭”保证了像韩水娃这样的最弱势农民，不至于陷入穷苦的境地。村里安排他在玻璃厂上班，干不了别的活，就坐在那里，数数拉料的车就行了。只要他去厂里，每天也是10个工分，和技术工人的工分一样。如果不愿去厂里，就在生产队干活，反正总有活干，总有饭吃。

　　“在我们村，傻子也能盖起三间楼房。”少言寡语的张志武说这话时，笑眯眯的。这是他对自己“共同富裕”梦想的一个表白。如今，他认为自己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1984年，张志武带领村民，办起了再生玻璃厂，当时投资120万，贷了87万。第二年就见效益，第三年就把贷款还清了。1989年，村里建起第二座玻璃厂，花了400多万，当年就收回了投资。

　　接下来的后寨村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1993年第三个玻璃厂开工。后来的“大手笔”是电厂，1100多万，没有贷款，全是村里自己的积累。1996年，村里花60多万，盖起了自己的办公楼。

　　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后寨村的“共产主义生活”也蒸蒸日上。1987年就出资打通了全部的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社员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社员免费开放，楼板厂则免费为盖楼房的村民提供楼板。

　　“集体经营，走共同富裕道路”，几个红色大字写在后寨村的宣传墙上。2005年，后寨村为国家上缴利税23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是4500多元。在户县，它是排在前十名的富裕村，而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老人福利等，则是全县村庄中最好的。

　　“先富”起来的人

　　在后寨村，要找到一家富人容易，找特别困难的，还比较难

　　后寨村并不排斥那些拒绝“公社生活”的人。事实上，个体经济在后寨村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

　　张悌忠的家在新规划的后寨村街道上。这栋漂亮的花园小楼，早在2001年就建成了，造价大约20万。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停车厂、

　　凭着勤快、头脑聪明，早在80年代，张悌忠就自己做生意，后来又搞运输，给村上的玻璃厂拉货。几年下来，家里从一台农用车发展成3辆运输车，如今，3个儿子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意，日子过得非常红火。

　　在后寨村，像张悌忠这样的家庭不少。从他家的阳台上看过去，经过统一规划的一排房屋，座座都非常漂亮。在后寨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他们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且无一例外，都是靠发展私人经济致富的。

　　“在后寨村，要找到一家富人容易，找特别困难的，还比较难。除了金字塔尖的一些人，大部分村民处于中等状态。”张悌忠总结说。

　　和许多“先富”的人家一样，张悌忠已经有七八年没有参加“记工分”了。虽然他也可以向队里“买工分”以参与分粮，但他没有这样做过。“对我家来说，没有多大意义！把包谷拉回来，搓了玉米，是可以卖钱，可我哪有时间，干脆不要了！”

　　一方面坚持“集体经营，走共同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后寨村也鼓励张悌忠这样的能人外出“单干”。而依托玻璃厂这个集体企业，如今，村里光跑个体运输的车就有100多辆。

　　41岁的张广广在玻璃厂大门外开了个店，这是村里的五个个体玻璃店之一。虽然因为不“挣工分”，他和村里的联系并不多，但他还是很关心村里集体经济的命运。

　　“现在是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咱后寨的玻璃厂，和人家私营厂比，虽然技术好，投资大，但效益比不过人家！就是因为集体制度没有优势！”

　　后寨村的忧虑

　　如果后寨村的集体企业开始下滑，“工分值”停留在现在的水平，“包产到户”将是迟早的事

　　在有些村民眼里，后寨村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自从1998年以来，后寨村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去年，全年总产值是6400多万，而这个数字，已经维持了多年。

　　至于停止增长的原因，张志武承认和集体经济的制度本身有关，但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人”的问题。他认为，1998年后，村委会开始要定期换届选举，而从那以后，“人心不齐了”。

　　但一些村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后寨村的集体经济虽然已支撑了这么久，但其弊端已经日益突出。

　　“厂里需要的劳动力至少要比那些私人企业多三分之一。”村玻璃厂的一位负责人说。“管理起来太难了，都是本村社员，首先要让大家都有活干。谁要偷懒最多说两句，不可能不让人家干啊！”事实上，在几个村办企业里，还从没出现过“解雇”的事。

　　在村办企业发展日渐缓慢，只是维持现状的同时，在后寨周围，一些私人的玻璃企业却在蓬勃发展。张志武的儿子也办了个玻璃厂，和父亲苦心经营的村玻璃厂相比，雇用的人少，投入没有这么大，效益却很不错。

　　在后寨村，已经有村干部认识到，如果企业的发展跟不上，效益一旦下滑，把农业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大锅饭”，再要持续下去将会很难。

　　而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先富者”树立的榜样，后寨人对“人民公社”的道路要不要持续下去，也开始怀疑。

　　“这地还是分了好！分了自己种，自己想干啥去干啥，不会被绑着。”有人这样说。也有人反对：“你想自己干，又没人拦着。不包产到户，大伙儿都有饭吃！”在这样的争执中，有一种看法被普遍认可。那就是如果后寨村的集体企业开始下滑，“工分值”停留在现在的水平，“包产到户”将是迟早的事。

　　何去何从？

　　后寨村的发展瓶颈不仅在于集体制本身效率低下，而且，过多地依赖了带头人

　　户县县委副书记刘博也在思考后寨村的命运。他是后寨村的包村县领导。

　　“这个村很有自己的个性，它的命运应该得到重视。”9月22日，刘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对后寨村“倔强”地坚持“共同富裕”的理想，感受颇深。

　　刘博说，他曾经到一个遭遇大雨袭击的村庄去。发现村庄里淤泥堆积，根本无法下脚。而在一些贫困户家，房屋塌了，粮食泡在雨里，涨破了麻包，小麦就在雨水中漂着。那样的场面，让他忘不了。“在后寨，不会有这样贫困无助的人，后寨所坚持的体制，至少保证了那些最弱势的人，也能过有尊严和富裕的生活。”

　　在户县，其他一些富裕的村庄，例如东韩村等，主要是发展个体经济，但村庄里贫富差距也在逐年加大。

　　然而，后寨村“共同富裕”的梦想还能坚持多久？在刘博看来，后寨村的发展瓶颈不仅在于集体制本身效率低下，而且，过多地依赖了带头人自身的能力和“思想素质”。

　　“这个村子离不开张志武！”在刘博的印象中，不擅言谈的张志武是个低调而务实的村干部。“开会，他坐在角落，不太吭声。他从不争荣誉先进什么的。乡镇干部下去了，让他请吃个饭，难得很！”也正因如此，张志武带领后寨村，能创下那么大的家业，在村子里享有着别人无法达到的威望。

　　在刘博看来，这也是后寨村的弊端之一，作为后寨村的灵魂人物，如果张志武不再掌管村里的大权，后寨村坚持的“人民公社”模式，将很难继续下去。

　　至于后寨村的经济，刘博认为还有活力。首先在于村民比较支持现有的集体经营模式，在村里自己做的调查中，80%以上的人愿意支持集体经济。“今天已经和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时不同，对后寨的农民来说，土地对他们已经不是很重要。另外，后寨选择的工业项目比较好，还有发展的空间。”

　　“后寨村走的集体化道路，也是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许它有一天存在不下去了，但它现在还具备存在的可能性和条件，它所做的探索，无疑是有价值的。县上对他们也很支持，希望帮助他们，包括建立一个好班子，帮助他们招商引资等。”刘博说。

　　在后寨村，村干部也普遍认识到，后寨村要走出目前的窘境，必须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目前仍由集体所有的1200亩土地，是村庄最大的“卖点”。

　　如今，村里正在招商引资，希望吸引来管理先进的现代企业，不光为村民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市场化企业带来的观念冲击———毕竟，延续40多年的集体生活，尚未打破的“大锅饭”意识，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有一天，当“公社”生活被迫结束时，人们是否会感受到面对真实的阵痛？

　　本报记者 江雪 张颖俊\文 胡国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