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入低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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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6日09:37 新浪读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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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像一道阳光，照亮黑暗的一角；曾经面对反动派黑色的枪口，高悬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曾经在白色的恐怖下，燃 起希望的火炬，染红了十几块土地……但是革命的道路不会总是笔直，历史的画卷也不会永远辉煌，何况对于年幼的党和年轻 的红军呢！眼前的形势不容乐观，革命正在走向深渊。 “朱毛红军”不见了毛泽东
江西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 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由陈诚率领沿盱江，一边修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占领中心 地区，彻底摧毁红军，扼杀中国革命。 4月2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WB]博古 军委主席[DW]朱德 总政治部代主任[DW]顾作霖 人们从文末的署名中不难看出，由毛泽东、朱德亲手缔造的所谓“朱毛红军”的决策层里，已不见了“毛泽东”的名 字。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正当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并进而总结出一整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从大革命的失 败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强有力的挑战。 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故乡苏联受过系统理论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了中央根据地。1 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陆续向中央苏 区派出“钦差大臣”，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张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 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又全面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留过洋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得更有 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 他们一到苏区，就指责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 线”，因而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他们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 行批判。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 。这样，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失去党、军要职的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呢? 他从宁都来到福建汀州养病。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 “毛泽东，恭喜!恭喜!”傅院长满脸笑容对毛泽东说道。 毛泽东莫名其妙，不知喜从何来。 原来是毛泽东“喜得贵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1929年生下一女孩。因当时红军战事频频，贺子 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准备日后再来接孩子。 可是，后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再去这家领孩子时，孩子已夭折了。 1932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14天前生下一男孩，这对曾失去过亲骨肉的毛泽东夫妇来说， 当然是“一喜”。 见到妻子和儿子，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亲自给小名叫“小毛”的儿子取了个大名，叫“毛岸红”。 “岸”是与岸英、岸青、岸龙排在一辈的“岸”；“红”则意味着生在红区，长大要当红军。可惜毛泽东的这个儿子在红军长 征后又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革命胜利后再也没有找到。 毛泽东被傅连暲安排在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的“老古井”住下。傅连暲仔细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并常常陪毛泽东上 北山散步，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在福音医院里，毛泽东还结识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在医院的毛泽东，心里却仍时时惦记着前线，关心着 红军的命运。罗明一直敬仰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可是过去却没有直接聆听毛泽东教导的机会。现在是天赐良机，两人便攀谈 起来，而且谈得非常投机。 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 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取得 胜利的经验，指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茅塞顿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出院，回闽西召开省委会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 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 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 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些报告竟招来了横祸! 刚刚走马上任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因为在《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 委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 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 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段话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其他领袖的前头。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由于崇拜毛泽东、推行毛泽东的主张，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的职务，并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被整整斗了三天三夜。 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展开。福建省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干部，普遍受到 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 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19 34年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闭幕后，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 ”政府工作。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博古拍手称快说：“老毛(泽东)变成了加里宁了，哈哈! ” 毛泽东在倍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表现出 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力所能及地做好地方工作。 1933年2月，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从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 运动”上。 所谓“查田运动”，即是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的运动。 1933年3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随后在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 6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重要文章，并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 会”。 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一项工作。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前线，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然而由于毛泽 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从19 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秋天，蒋介石在德、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 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四次“围剿”均遭失败的蒋介石急红了眼，这次他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 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其消 灭根据地红军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他的王牌就是让一年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 问李德担任总指挥。 李德认为，对付蒋介石的新战法，红军过去反“围剿”的方式已不适用。他狂妄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了，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坚决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反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 式，主张打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阵地战，因而使红军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公开与蒋介 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 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远离前线的毛泽东曾建 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 党部队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围剿”，并支援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 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以致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广昌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眼下，广昌城里到处刷着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 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下令非夺广昌不可，中共“左”倾领导下令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并请来67岁高龄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坐 镇指挥。这位一级上将曾因引用希特勒的“名言”——“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 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的新战术——“堡垒政策”即出于此人之手。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夸 下海口：“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两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博古设立临时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但实际上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决定一切， 指挥坚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三、九军团九个师的兵力，继续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 可是赛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而李德的碉堡却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毛泽东远在后方，虽心急如焚，却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 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 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 进去。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那天一大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便雨点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 炸伤几百名红军。红军的“土堡垒”哪经得起炸，顷刻被夷为平地。 炸得差不多以后，国民党军队便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大片大片地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接济 不上，打得十分艰苦。 4月27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从上午8—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红军突击 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突击出去。…… 面对红军的惨败，彭德怀再也憋不住了，当面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甚至“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一直趾高气扬，头一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广昌的败局使他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不得不同意 彭德怀的意见，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5500多人，但仍以失败告 终。而国民党军队借助坚固的堡垒和飞机、大炮，伤亡不到红军的一半。 广昌的失守，使中央根据地北面的门户洞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逐渐烧向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他认为，湖南中部一带，敌人还没 有建成堡垒封锁线，湘中敌人的力量也比较空虚；如果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在江西 的敌人将回援湖南，这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左”倾教条主义者拒 绝。 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已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也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 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 ，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 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推向最后失败的困境。 “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个中国革命历史上难忘的日子。 武夷山麓的红都瑞金，红军总部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所在地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人们的神情显得焦急、沉闷，个 个来去匆匆。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正整装待发，准备向新的目的地转移。 这是多么令人难分难离的土地!这是多少烈士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此刻，巍峨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庄严的中央 大礼堂，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离愁别绪…… 瑞金，四年前就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几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赤卫队、儿童团，支援革命战争，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它的全盛时期发展到包括江西南 部和福建西部的30余县境，人口达到250多万人；苏区的红军也发展到拥有五个主力军团和若干独立师共约10万人的中 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并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的胜利。 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接连失利，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 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10月初，敌人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在兵日少、地日蹙的情况下，由博古、 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太阳渐渐隐没在山后，转移的队伍出发了。由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干部团、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编成的军委纵队 和中央纵队两个野战纵队，分别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的组织指挥下依次 开进，与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踏上转移的征程 。这支长长的队伍里，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有德国顾问李德，有受伤未愈坐 在担架上随行的王稼祥，有新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全身戎装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和被称为党内 “五老”中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同志，也都出现在行军的行列里。 瑞金的老百姓早早地就伫立在路旁、村口为红军送行。他们以为这一次红军是像以往那样外出执行作战任务，就叮嘱 红军战士多打胜仗，早点儿归来。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多少年，红军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在依依惜别中，行军队伍缓 缓地向着于都方向移动，踏上了漫漫征程。 夜行晓宿，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第一、第二纵队全部到达于都及其附近的集中地域。此时中央红军除第五军团继 续在兴国地区抗击敌人外，第一、三、八、九军团已相继在于都、兴国、宁都、会昌等地集结待命。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作为中央 代表，先后分赴第五、八、九军团驻地，随所到军团一起转移。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一方面军共计8685 9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主力红军突然撤离战火纷飞的前线，广大红军指战员心头无不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心情十分沉 重。因为战略转移的决定，这时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却未进行宣传解释。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 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 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并于6月25日来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 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还说，“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 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博古、李德并 没有准确理解，也没有根据其精神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规划，博古负责 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但转移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充分听取政治局成员的意见。随着 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像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所 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在“三人团”中起主要作 用的是博古和李德。博古过于迷信李德，即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失败，博古仍让李德“草拟一个8—10月的新 季度计划”即转移计划。虽然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但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张闻天在他的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 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9月29日，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 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 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 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 这是第一个公开的信号。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但是 ，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说是到贵州。 直到突围开始行动时，红军总部才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学习张闻天的重要文章，广大红军指战员 才知道，他们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来的军政命令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 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几个月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每一个红军指 战员都有目共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愚兵”做法，只能使红军指战员产生思想上的苦闷和疑虑。 后来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问干部：“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干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回答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用劲!” 此行何处，事关这次战略转移的重大战略意图，当时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一直秘而不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 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们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眼下已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了。这时他们想的，只是先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其余的都顾不上了。 去留心绪都嫌重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是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留守的少量部队，将要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 军的反扑。 就像转移的方向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 ，博古、李德向周恩来征求了对军事方面干部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当最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时，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政府副主席、代理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 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重大失误，对1941年皖 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巨大损失负有重大责任，本人也因此牺牲。但此时他在主力红军转移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表现出高度的组织 纪律性。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8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 10月的阳光洒满洁白的病房，窗外传来阵阵口号声、军号声。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陈毅，以往总是谈笑风生，富于幽 默感，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他预感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不出所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来到他的床前，告诉了红军转移和他被确定留下来的消息。 显然，这一消息令陈毅的心情更加沉重。 1929年初，他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是“朱毛红 军”的一名闻名遐迩的高级指挥员，如今，他却要离开这支队伍，设法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亲眼目睹了苏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到已拥有几百万人口和相当大的一块土地的发展历程，如今却又要看着它从“红区”变成“白区”。陈毅是个务实 的人，他不会自欺欺人，把清汤白菜说成是肉汁米饭，他深深地知道红军面临的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处境。 尤其令陈毅忧虑的是他将与项英合作。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共产国际路线的积极执行者。直到主力红军出 发前，在李德对项英作留守工作的指示时，项英还提醒李德：“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 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 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平心而论，陈毅是敬重和追随毛泽东的，他将与项英合作共事不能说是件快事。但当周恩来问他有什么意见时，陈毅 干脆地说： “没有意见。” 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还能说什么呢?虽然陈毅对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积了一肚子意见，但是目前的困 境不允许他去争论是与非，当务之急是各自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无论是走还是留。 周恩来似乎更了解陈毅的心思，他向陈毅解释说： “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 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 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陈毅紧扣的心弦似乎松弛了一些，他从周恩来信任和亲切的话语里感受到组织上的关怀。 一天前，周恩来得知陈毅体内的弹片尚未取出时，当机立断，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把电台使用的发电机和打好包的爱克 斯光机调来打开，为陈毅受伤的大腿拍照，并请来红军中两个医生为他动手术取出了弹片。想到此，陈毅还能说什么呢? 临别，周恩来的手与陈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毅得知自己留下来的消息后，决定把自己的马送给瞿秋白，让他赶紧追上队伍。但陈毅还不知道，中央已决定把瞿 秋白留下。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党内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慎重考 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 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才是留下瞿秋白的原因。 吴黎平曾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 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 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张闻天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时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 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聚餐。席间，面色苍白的瞿秋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满怀深情地祝 愿革命胜利! 徐特立临行时来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 月光下，小路旁，瞿秋白支撑着瘦弱的病体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留守名单是： 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 共中央分局，项英兼任军区司令员及政委，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留下 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余人，坚持革命斗争。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和古柏也被留下 。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出发前，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饯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手时，何叔衡脱下自己身 上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共同事业尚艰辛”的沉重心情，写下惜别诗《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在于都河边，叶剑英和由于同毛泽东关系密切而被留下的刘伯坚慷慨话别，壮怀激烈。事过多年后，叶剑英以古代荆 轲赴秦前，好友高渐离到易水边击筑送行的情景来比喻这次离别：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更为留下的人担心不无道理。 留下的中共优秀党员许多都在主力红军转移不久，相继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死得都十分英勇，十分悲壮。 杰出的文学家、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落入敌手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高唱《国际歌》。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何叔衡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一种说法是“宁可跳崖，不愿被俘”，最后被敌人打伤后 枪杀；一种说法是他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举枪自杀。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敌人抓住游街，临刑前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 壮丽诗句，然后英勇就义。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还有许多许多…… 假如他们当时随主力红军转移，或许不会死于敌手。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毛泽东侥幸踏上征程 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当然也无权参与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但是凭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 形势分析，毛泽东已预感到战略转移在所难免了。 一天，聂荣臻同林彪去看望已回到瑞金的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呀?” 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 毛泽东问：“什么任务?” 聂荣臻答道：“要转移。” 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说完，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 林、聂见此情形，也就不再议论转移的问题。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 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 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遵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 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非常关心战略转移的问题，尤其是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但组织上没说，他也就不随便打听。后 来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他立刻转到为这个不愿意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对战友的生死去留仍挂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过 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 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王稼祥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 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 事实上，毛泽东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伍修权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转移的名单，后来考 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看来，毛泽东参加长征也是很侥幸的。如果毛泽东没能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 伍修权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长征出发前却把毛泽东派往于都进行无关大局的调查，这种做法令人难以理解。所 以伍说，“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 件。1934年的10月以前，这里一直是一派安宁自足的景象：风和日丽，庄稼丰收已成定局，地里留下的只是晚稻、荞麦 和红薯。农民居住的青瓦屋顶上晾晒着的豆秸和其他东西，参差不齐地从屋檐上搭拉下来。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 椒在院角堆放着。农民们放心地知道他们打下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的时节。但是，这些天于都却弥漫着一种令人不 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大批粮食，而且不断招募新兵扩充队伍。这说明，从那时起，红军就在为突围转移做准备了。 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毛泽东一到于都便不辞辛劳，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检查赣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请工人、农民、 赤卫队员和区、乡、村干部来座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工作。 毛泽东还注意了解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的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 线提供依据。后来，中央红军正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设了五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于都河。 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突然患了恶性疟疾，第二天高烧到41℃。他嘴唇干裂，两眼深陷，消瘦的脸颊通红通红。 卫生员钟福昌给他又吃奎宁片又打奎宁针，用冷毛巾敷额头，他依然高烧不退。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吴吉清急忙打电 话向瑞金梅坑中央政府汇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连夜骑马赶往于都，亲自对毛泽东进行仔细的检查 和精心的治疗,毛泽东的病这才好转，到第八天体温下降到37℃。但刚刚能起床，毛泽东又开始批阅文件。傅连暲一再劝他 多休息几天，但他的回答总是：“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对于张闻天如此关心毛泽东的身体，毛泽东内心是很感激的。其实，毛泽东转变对张闻天的看法是在这之前就开始了 。 一个月以前，毛泽东从会昌回来居住在云石山的一所大庙里。这所漂亮的庙离红军总部不到半公里路，身为人民委员会 主席、一直支持李德的张闻天也住在大庙里的一厢。这一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日渐消 融。张闻天在闲谈中流露出对博古“左”倾军事领导的不满，毛泽东找到了知音。从此，张闻天和毛泽东接近起来。 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的这种“靠拢”，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长征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将张闻天、毛泽东、 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要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建议被采纳。这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建议，为以后长征路上毛、张、王三人酝酿改变领导的计划创造了条件。这是后话了。此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满脑 子想的都是如何挽救反“围剿”失败的危局。当时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推进，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夜深了，秋风瑟瑟，毛泽东披上衣服来到桌前，拿起笔又开始给中央领导人博古写信。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 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 南而消灭之;毛泽东还在信里写了对行动路线的具体建议。 天亮时分，毛泽东将写好的信仔细封好，表情严肃地向警卫班长胡昌保和警卫员吴吉清交待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 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10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 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铨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 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 人手里。” 胡昌保和吴吉清接受任务后即刻启程，他们从于都到瑞金昼夜兼程90多公里路，终于在第二天清晨7点多钟赶到瑞 金，把毛泽东这封极其重要的信送到了博古手里。 但博古看了信后反应很冷淡，他与李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 灭了，红军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 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正式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并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 中包括贺子珍。想到贺子珍还不知道允许她同行的消息，以为这一别将难以相见时，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 子珍做好出发的准备，并叮嘱她一定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同时毛泽东也迅速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 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向大家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他的讲话着重强调：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 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10月15日，毛泽东完成最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于都召集赣南省委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中共中 央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00多人。 毛泽东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提高嗓门大声说： “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 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向在场的干部们深情地环视了一下，最后激动地说： “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怕。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 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 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10月18日下午5点多钟，出发的时间终于到了。毛泽东和大约20多名跟随的工作人员走出院子，与 路经于都的中央纵队会合在一起准备上路。毛泽东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 有多个口袋的旅行包。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于都河畔。秋风吹动河水，发出阵阵呜咽声。于都的男女老幼和留下的战友拥到浮桥边 高声呼喊：“你们千万要回来呀！”毛泽东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要回来的！”然后坚定地迈上了浮桥 ，从这里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湘江遗恨博古痛不欲生 “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将有多长。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 抗日”，内部的说法叫作“西征”，因为红军突围的方向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方向，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试图与红二、 六军团在湘西会师。 西征的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缓缓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全军达86万多人，其中红一、三、五、八、九这 五个军团为七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共有一万多人。 按照李德的“设计”，这八万多人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其后为 红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红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 护拥着的轿夫。 这支庞大队伍还携带了很多辎重。驮着印刷厂、兵工厂和造币厂机器设备的大批骡马，挑着各种“坛坛罐罐”的几千 名挑夫，摇摇晃晃地掺杂在行进的队伍中。这哪里是在行军打仗，简直就是一次“大搬家”。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 的：“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如此庞大的队伍，为了躲避敌军，又只能走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 幸而红军西征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辖部队防守的。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22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年，31岁 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192 7年发生南昌起义后，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跟蒋时有磨擦，不愿为蒋卖命。这次奉命 拦截“西窜”红军，他心中清楚，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可又不敢直接违背蒋的命令，就来了个“阳奉 阴违”，一方面严加设防，一方面暗中与红军代表秘密谈判。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陈济棠与红军达成让出一条20公里 宽的通道的协议。1934年10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冲破了陈济棠吹嘘的“钢铁”封锁线。这样，红军 顺利通过了蒋介石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 蒋介石气急败坏，又下令湖南军阀何键与陈济棠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化城口部署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由于与 红军达成秘密协议以保存实力，没有派重兵对红军进行拦截。而何键因曾遭红军多次打击，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在红军的 强大压力下，小股敌军很快就被击溃，红军没有经过十分激烈的战斗，又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二道封锁线，主力相继进入湖南。 11月6日，蒋介石对堵击红军又作出了新的部署，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的湖南境内，从良田到宜章之间又设立了第 三道防线。中央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攻克宜章，占领了白石渡，又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顺利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这支长龙还是慢吞吞地向前移动着。但问题总会暴露。果然，当蒋介石终于弄清 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丛山间，奔腾着一江碧水，朝东北方向流入湖南后，仍保持东北走向，贯穿湖南全境，注 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博古、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硬是要冲过蒋介石已经布置好的包 围圈，这样，就只有拼死冲过湘江，否则就会全军覆没。 毛泽东曾坚决反对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决定，主张“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 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 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 后，或在湘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但是，无论毛泽东怎样坚持，红军还是被李德、博古等引进敌人40万重兵的包围之中。 当主力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时，本来曾出现过一次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时机，桂系军阀白崇禧因害怕红军深入广西中部， 突然在21日将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而湖南军阀何键也怕主力红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调湘军 主力前往接防。这样，湘江防线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如果那时整个 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抢渡湘江的。但是由于红军转移时随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贻误了战机。中央纵队、军 委纵队到29日才赶到界首。这时，湘、桂两军已有两天时间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夹击。 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湛蓝的天空，忽地冒出敌人黑压压的机群，向静静流淌的湘江投下无数颗炸弹。这些炸弹落在江面上落在人群中，每 一声爆炸，溅起一摊鲜血! 玉带般清澈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红军帽、穿着灰布军装的红军战士尸体，漂着被 炸死的马匹，漂着散落的文件和“蒋委员长劝降令”……渡口道旁，丢弃的笨重机器、行李挑子、辎重物资比比皆是。大火在 燃烧，江面渡口一片混乱，红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炸弹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博古焦急不安地和李德骑着马来到湘江东岸渡口的一个小丘旁边，见周恩来已在现场，他们翻身下了马。 就在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跑来向周恩来报告说：“刘伯承参谋长说渡口太乱，有的争先恐后抢着过江，有的在抢 浮桥时被挤下江去，溺死了人。参谋长要我请示，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最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 地过，以免作无谓的牺牲。” 博古哪里见过这样残酷的战斗场面，更没有亲临战场指挥的经验，他看到江边混乱的情景，想到国民党的追兵正咄咄 逼人，便心烦意乱地回答：“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冲过去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去几个就不错了。” 还是周恩来临危不乱，他忙说：“这怕不行吧，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 博古不安地回答：“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利通过，这是什么时候，上上下下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 “非常时期，更要强调纪律，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 听周恩来的话有道理，博古将手一挥说：“好!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周恩来向站着等待答复的孔参谋说：“你赶快回复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 周恩来站在湘江东岸的渡口边，坚持指挥部队抢渡。他一边指挥，一边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 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 。” 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各军团的掩护下，在50多公里的狭长通道上，缓缓前进，到12月1日才全部渡过湘 江。 红军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大部队渡江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全军的最后，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12月1日中午红军主 力已渡过江后，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1000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个渡口凤凰嘴，但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 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700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12月10日陈树 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后牺牲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下94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中。 陈树湘死后首级被高悬于湖南家乡的石柱上示众…… 突破湘江的第四道防线，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周之久。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 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了8600多人。而这一次通过第 四道封锁线，损失和减员竟达30500多人。这样，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战争如此残酷和无情，使一切参与者感到心在流血。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博古看到到处是溃不成军的队伍，遍地是横 躺着的红军尸体，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指挥失误时，他感到无地自容。党和人民的重托、共产国际的厚望、 党内不同意见的指责一股脑从眼前闪过，他一下子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担心，害怕日益发展的革命事业会毁于自己手中…… 越想越感到恐惧和害怕，他痛苦地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 “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博古的举止刚好被路过的聂荣臻发现，他大声制止道。 看到博古把枪放下，聂荣臻又语重心长地劝慰他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是啊，对于当时年仅27岁的博古来说，这个责任是太重大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年轻和无知带来的失误吗?不是，是 由于狂妄和自大，是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导。 还是刘伯承说得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 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 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 战役，达到了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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