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欲挽狂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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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6日09:37 新浪读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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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与常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如何赢得成功，而在于如何面对失败。失败使每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心在流血，更 使导致失败的领导人痛心疾首。在失败面前，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思想、非凡的智慧再次脱颖而出，赢得人心，赢得多数，扮演 了改写历史的重要角色。 毛泽东再不能容忍“瞎指挥”
一江鲜血，洒在红军西征的路上，也洒在红军战士的心头，更使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痛苦难忍。 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这个既没有留过洋， 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 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从选择起义队伍的进军方向开始的。起义之初，由于敌强我弱，参加起义的各部队相继失利。怎么 办?是循当年国民革命军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三个军共两万多人先期进军两 广，已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而秋收起义剩下的也只有1000多人。毛泽东通过分析，当机立断，率部先在浏阳文家市 集合，然后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进军。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改变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了。 进军湘赣边界并不一帆风顺。志同道合的战友、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毛泽东本人也衣衫褴褛、脚肿化脓。 更为严重的是指挥员中意见分歧，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重提已不可能实现的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更多的旧军官、士 兵、农民等，对前途丧失信心，弃枪而去。起义部队人数锐减，只剩下不足1000人。毛泽东不慌不乱，把部队带到永新三 湾进行改编，提出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主张，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无 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武装。毛泽东还通过真诚耐心的帮助，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队伍，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 工农革命武装，为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站住脚并建立起新的根据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给部队制定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改变了旧军队只管 单一作战的习惯。这一改变非同小可，它使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敌 强我弱形势下中国革命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变为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积蓄革命力量，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的探 索。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建立起红四军后，共同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作战的原则。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朱毛红军同强大于己几 倍的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 则，朱毛红军又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还是运用 这一原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粉碎敌人向井冈山进行的第三次“会剿”，挺进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 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仗越打越大，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粉碎了蒋介石1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和30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越“剿”地盘越大，红军越“剿”越多。毛泽东直接 领导下的红军从到达井冈山时的不足1000人，已壮大到6万多人。 这一幕幕“横扫千军如卷席”、“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动人情景，这一次次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成功战例，常常使 毛泽东豪情激荡…… 但是，自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西征的道路后，红军的人数已从八万多 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怎么能不使毛泽东心痛、焦虑以至愤恨!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瞎指挥，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崽卖爷田 ”了!目睹湘江的大败，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不是一个没有胸怀、不讲斗争策略的人。早在 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但 是，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这种认识。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不搞非组织活动。他只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 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在被剥夺党政军大权而成为空头政府首脑以后，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 潜心搞调查研究，尽其可能为中央决策提供积极的建议，等待多数同志的觉悟。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 的意见，纠正错误，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人的想法。可是现在，长征途上的红军已面临全军覆 没的命运，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也开始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终于挺身而出，开始着手组织发动一场撤换 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的斗争。因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走得太远了，革命事业已让他们葬送得太多了，如 果再不把他们拉下马，毛泽东就要成为有罪之人了。 毛泽东再不等待，再不礼让，决定“拉起旗帜干”。 毛泽东开始谨慎地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内寻找合作伙伴。他首先争取的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 和张闻天。 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要求把王稼祥、张闻天和自己编在一个纵队。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 军，王稼祥因受伤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聊的绝好良机。 王稼祥有一副消瘦而略带方形的脸盘，宽宽的前额下挂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文而有学问。 他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1925年19岁那年他投身于革命洪流，来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所大学 ——上海大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老一代著名领导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的影响下，王稼祥很快加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但同时也卷进了“左”倾教条主 义的旋涡。1928年，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 会后，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报》总编辑。 由于回国不久，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王稼祥支持和拥护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观点，陷入了以 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 1931年3月，由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4月被派赴中央苏区，王稼祥任苏区中央局委员、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4月抵达苏区后，在江西龙岗地区王稼祥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区中央局内部争 论的问题。毛泽东从政治谈到军事，简明扼要，有理有据，展现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使王稼祥开始对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钦 佩。 但是，当时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他对是非的判断还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同在苏联学习过的王 明的指示。因此，在中央代表团主持的批判毛泽东犯了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赣南会议上，王稼祥支持并拥护 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王 稼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从此，王稼祥在工作中与毛泽东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和接触。在工作实践中，王稼祥认真学习了毛 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对毛泽东阐述的建军思想和总结的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特 别是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深刻地转变了王稼祥对毛泽东的看 法，使他开始逐步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是反对临时中央 提出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指责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所谓 “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提出讨论毛泽东是否还适宜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会议气氛十分武断，几 乎没有申辩的余地。多数同志在中央指示和会议主持者的压力下，都不便或不敢再支持毛泽东，主张毛泽东可专任政府工作， 或在军队中任现职，或干脆停止工作。 就在这种极不公正很不正常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的王稼祥勇敢地站出来，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和肯定毛泽东同志。 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 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 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 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说完这席话，王稼祥镇定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等反对意见说出，便直言不讳地吐出16个字：“大敌当前，不可换 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这一言既发便语惊四座，会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为缓和气氛，王稼祥笑着补充道：“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 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 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尽管王稼祥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圈里的成员，但他提出的意见还是被会议主持者所拒绝。会后实际宣布撤销 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会后，王稼祥的心情很沉重。倒是毛泽东胸怀坦荡地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 ，我到后方去了以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听了这些话，王稼祥对毛泽东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革命情操更加敬重。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重大胜利 。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萧向荣等在村子的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 9点多钟，忽然有两架飞机飞来，外面响起炸弹的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 祥第一个跨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 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龙伯)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 骨窝上，升结肠已经穿孔污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对他进行了保 守疗法，切开引流。病灶未除，腹部的伤口一直流脓。正因为如此，王稼祥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一直担心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 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十有八九得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后来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 移。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当然更不用说了。 眼下，久病不愈坐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与自己敬佩的毛泽东同行同宿，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 行军途中，一天黑夜，王稼祥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宿营地休息。互问病情后毛泽东捏着烟卷，狠狠地嗅了一口烟味，对 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此话正问着久积王稼祥心头的大事，王稼祥索性坐起来问道 ：“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却反问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王稼祥不假思索回答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附和地点了点头，然后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 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他抬手往西一指，对王 稼祥小声说：“我们已从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 ，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 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 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 ，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连连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绝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 就这样，毛泽东首先和王稼祥达成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 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心中不满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 而是骑马。 张闻天与王稼祥一样，也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中共领导人。他的外表斯斯文文，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不 过他不仅留过苏，还留过日、留过美，是党内为数不多闯荡过大世界的知识分子。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赴苏联学习，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个年头。他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以后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初，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20年初，张闻天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 中国学会”，一个月以后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俩入会的消息，同时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刊登。以后关于毛 、张的活动，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但是毛和张只互知名字却从未见过面，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 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常去国外。 直到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才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 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对毛泽东不够重视，而且经常排斥、打击他。张闻天刚从国外回来，又与教条主义领导人在莫斯科同过窗 、共过事，自然附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 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张 闻天只是附和错误的主张，他与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成见，更没有刻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 中央让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1934年初，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 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为张闻天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此后，张闻天不但在他主编的《斗争》报上发表毛泽东两个农村调查报告，而且常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 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与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可以视为张闻天与毛泽东 合作的开始。 张闻天自然清楚，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是实际上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也是为了达到排斥毛泽东对政 府工作领导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张闻天为人忠厚正派，没有按博古等人的意志去办，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的意见 、与毛泽东合作的态度。就职以后，他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认真倾听毛泽东的想法，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 做法增加了了解。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他总要请毛泽东参加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后，还是让国 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张闻天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 东参加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后很是感动，对人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和张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 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起初，他俩只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在24岁时就 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书中的文采跃然纸上：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 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 当《旅途》一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张闻天又发表三幕剧《青春的梦》，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声名的“青年文学 家”。 面对广昌战役的失利，张闻天本无心与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学，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若投机不嫌多”， 谈着谈着，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抒发了对博古“左”倾领导的不满。 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 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 ，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 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 的具体步骤(本书作者注：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 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 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 到快要出发长征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倾吐了自己积郁良久的心中不满。此时，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 行者”，而且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 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 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 了物质基础。”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 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 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 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 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 局书记。 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 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 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 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持，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没过多久，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 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与处在前线的周、毛、朱、王在如何威胁南昌的作战 方针上形成了对立的看法。周、毛、朱、王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不同意分 散与持久硬打。这样一来，前方和后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宁都会议上，对立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当多数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 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的总责时，周恩来略加思索起身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 ，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在座的“左”派领导人满意地点点头。 谁知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但我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 争”，“如果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看看四周流露出的不满神情，周恩来补充说道：“我提出两个办法供大家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 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是会上除王稼祥坚持留下毛泽东外，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 上容易发生错误”。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尽管会上周恩来说了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但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意，并告到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 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 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会议中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 过分批评”。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敬重。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 ”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首次创造性地运用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即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 ，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 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还未有过。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善，连队 还装备了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一片。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当中，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来中央苏区 。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不久，周 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复存在。9月，共产国际又向苏区派来军事顾问李德。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 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既不懂中国国情，作风又 专断，事实上成为党内的“太上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他虽身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 动的指挥权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采纳。 当这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和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周恩来曾向中 共中央局提出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计划，但未被采纳，而且中共中央局对福建人民政府完全抱不信任的态度，称“以十九 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被从 前线调回瑞金。这样，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4月10日，博古和李德亲自出马，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与有着优势兵力和良好 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4月30日广昌失守。在此过程中，留在后方的周恩来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仍积极向中央 建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 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 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 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 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地方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相通之处，而同 “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俩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常常与周恩来一起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是看重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也深深了解周恩来处于“左”的领导集团的夹缝中的苦衷。 毛泽东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 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 此外，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还常常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 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为，引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的 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 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此话说得一点不假。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增强了识 别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行军方向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三人集团”向最高“三人团”发出挑战 长征前夕及长征后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层中的最高“三人团”是权力顶峰的象征，却不是最高权威的象征。 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这“中央队三人集团”虽然是松散的，却 向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发出了挑战。 对于这一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 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指广昌战役等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的争论——本书作者注)，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 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 。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几乎很少露面；为了抑制体内的弹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毛泽东 、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 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这样，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 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时，他认为公开登场的 时候到了。 李德把毛泽东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诬蔑为宗派斗争，而不是原则斗争，显然是错误的 ，是别有用心的，而且他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的形成时间说在长征开始前也是不对的。 起先，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 于行军作战，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洛甫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 志，争取同情者。如果分散到各军团互不照面，很难沟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 人分散到各军团去，而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洛甫，洛甫觉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见。 “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军团要重新斟酌。你不觉得这样做有欠慎重吗?董老、徐老、林老、谢老他们都是四五十 岁的人了，分散了谁照顾?他们都是老弱病残，怎么能跟战斗部队跑?”洛甫十分认真地说。 “你原来不是也同意分散吗?怎么又变了?”博古感到纳闷，“那怎么办?把他们留在苏区你又不同意，前几天你还 为把瞿秋白、何叔衡留下大为不满呢!” 洛甫说：“不留下可以有别的办法嘛!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便于统一照顾。” 博古紧跟着问道：“你的意见呢?” 洛甫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因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所以才来向你反映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 该尊重他的意见。” 博古无可奈何，挥了挥手说：“好吧，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最高“三人团”商量的结果，采纳了毛泽东、洛甫的建议，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集中行军。 还是项英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提醒说：“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 响。” 博古犹豫地说：“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 直接接触部队。” 项英仍是不放心：“那么，洛甫呢?王稼祥呢?他们靠得住吗?” 博古肯定地说：“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稼祥同志也是，可能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不至于离大谱，何况洛甫跟 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稼祥伤势很重，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阿弥陀佛了。” 李德也同样自信地说：“毛泽东跟中革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行军、 打仗、宿营，连饭都吃不好，觉也睡不香，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不仅行军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住在一起，一有时间、有机会 、有条件，他们就互相交谈、讨论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洛甫虽然骑着马，也可放慢速度加入谈话。没有 战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白天养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 他们在一起的这些谈话，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幽默地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的确，不能小看这些 谈话。 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谈话，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和飞跃。他们交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左” 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如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 么经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洛甫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运用马列主义的 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阐述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道理。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 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 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 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 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 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一路上的随意交谈和充分讨论，也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在思想、观点上同毛泽东逐步一致起来。 他开始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 经历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 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三人行”中，论年龄毛泽东最大，论职务洛甫最高，他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兼书 记处书记，是“通天”的，按理应以洛甫为“师”。但洛甫信奉“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这时认为真理在毛泽东手里 ，所以真诚地跟毛泽东走；王稼祥更是早就认定毛泽东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十分尊重。所以，在他们三人中，毛泽东实际上是 “师”，是灵魂和旗帜。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便在长征路上形成了。它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只是在反对李德、博古 “左”倾路线中的一种政治上的联盟，也不像李德说的是早在中央苏区就存在的一个宗派主义组织。但是这个松散的“中央队 三人集团”比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更掌握真理，更有战斗力。 湘江之战后，“中央队三人集团”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发出挑战，打出的旗帜是：讨论失败原因。 这个旗帜由毛泽东率先打出，并得到王稼祥和洛甫的响应。 讨论失败原因，戳中了博古和李德的痛处。 湘江之战后博古精神几近崩溃，已经不敢负责，也无力负责了。 李德虽不服气，但也不敢再高昂他那日耳曼人骄傲的头颅。广昌之战对李德的威信是一次打击，放弃中央苏区对李德 的威信是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惨败则使李德的威信扫地殆尽。他再也无法摆“太上皇”的臭架子了。 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最高“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此时，周恩来的态 度举足轻重，他是否赞成“讨论失败”? 周恩来本来就与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上有相通之处，一败再败使他内心苦闷到极点。现在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原因，说 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答应在部队情绪稍微稳定后召集会议，展开讨论。 转变行军方向的三次会议 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回顾道：“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 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往西北，……到达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沿途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这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序曲。 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直接听到毛泽东对最高“三人团”指挥的尖锐意见。以后又陆陆续续直接或间接听到张闻天、 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意见大体一致。向来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 见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些意见代表了全军指战员的想法，不可等闲视之。 在军委纵队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听到毛泽东一个更加尖锐而带战略性的意见：反对野战军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应转向贵州进军。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附和毛泽东的建议，要求在通道开会加以研究。周恩来虽然是一个谦逊宽容的人，但同 时有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他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黔、川之交的红二、六军团那里，是原定计划，如果要改变非同小可， 必须经过中革军委研究。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通道位于湘桂黔的交界处，贯通三省，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通道”：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 西。在通道开会讨论红军出路的问题，具有象征意义。会议在通道城(今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书院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 ，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和重叠的阁楼，在这个不大的小县城里已显得相当气派。这可以说是红军长征以来最豪华舒适的会场了 。 到会的人来齐以后，会议正式开始。周恩来起身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他说：“几天来，同志们都在议论红军的行动方 向问题，今天特意开个短会，请同志们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 李德对近来大家的各种议论很是不满，想先发制人控制导向，便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 些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 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 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大家认为如何?” 会场一片沉默，没有人表态。 年轻气盛的博古憋不住了，不等大家讨论，他便以下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完全符合我们原定 的计划，改变行军路线没有这个必要吧!我们完全可以与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的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再跟国民党军队 作战嘛！” 周恩来见博古想堵住大家的嘴，赶忙说：“博古同志，大家还没有把意见说出来，你不忙作结论嘛!我提醒李德同志 注意，我们如何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呢?这中间挡着30多万国民党军队，连贺龙自己也在撤退。” 毛泽东一向喜欢后发制人，充分听取大家的发言再从容地作结论。可一看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都向他投来期待的 目光，他猛吸了一口手上的烟，然后看了一眼李德，开始发言：“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资格的哟，今天获准发言深感荣幸。 不过今天即使不让我说，我也积言良久非说不可了。对于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 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本来就不是滋味的心里仿佛又撒了一把胡椒面，他涨红了脸说：“不去那里创建新 苏区，那还能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对李德的狂妄无知不屑一顾，他不紧不慢地说：“当然，能够与二、六军团会师是最好不过，但是红军在湘江 蒙受巨大损失后元气尚未恢复，又怎么能与30万敌军打仗?蒋介石在湘江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已在湘西地区集结重兵挡 住我们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去路，而且这一次是集湘军、黔军、桂军三个方向进行夹击，敌情十分严重……”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 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他的‘瓮’，岂不 是傻瓜!” 李德瞪圆眼睛听翻译讲完毛泽东的话，好比头上挨了一棍子，他再也坐不住了，中途愤然退席。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先是王稼祥忍痛从担架上抬起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战略方针 才是出路。”尔后是张闻天表态：“毛泽东讲的都是事实，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疲弱之旅怎么能与五倍于我的敌人再拼一次 。到了改变行军方向的时候了！”接着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在众口一词的发言中博古感到十分孤立，他沮丧地说：“不按原方案走，那红军应往哪里去呢?” 毛泽东乘势果断指出：“黔省防御力量薄弱，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不堪一击，红军可乘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 动为主动。” 张闻天、王稼祥也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觉得火候已到，便站起来扬声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路上也听到了他的意见，对敌我 双方的态势进行了比较，觉得只有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能摆脱困境。” 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博古虽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但也认为绕道贵州会顺利些，所 以也同意了向贵州进军。 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体现了通道会 议的主要精神。12月13日，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周家祠堂里，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传达 通道会议精神，布置夺取黎平的任务。 只进行了一天的通道会议虽然被李德讽刺为“飞行会议”，但却意味深长。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 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而且他的发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甚至包括博古同志的赞同。这个“第一次”至关重要，它 使中央的战略决策开始发生转变。 湘江之战以后，李德、博古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周恩来有权决定召开通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及许多同志 的正确主张，表明最高“三人团”开始分化，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开始改变最高“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正像陈 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所概括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 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通道和黎平会议则是转折点前的里程碑。 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西进贵州。贵州曾是古夜郎国的土地，红军长征时那里是几个军阀割据的局面。 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虽统揽兵权，却很难调动其他派系的部队。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 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的对手，阻挡不了红军的前进；又害怕蒋介石乘 机排除异己，攫取贵州。冥思苦想后，他下了决心：“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 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他调兵至黔东设防，但黔军的确不堪一击。 12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榕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 ，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休整时间。 因在前线而没有参加通道会议的陈云，此时建议周恩来“到了算一算账的时候了”。 黎平县城里有一座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中革军委总部就设在这座洋教堂里。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里召开，开始清算“左”倾错误，史称“黎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 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列席的军团指挥员。李德自称“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 ，但据查周恩来在1940年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会上的发言，肯定李德参加了会议并与毛泽东等争论。 会上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 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 据地。他严厉地谴责李德、博古把军队弄得不像一支革命军队，部队脱离了群众，已经成了一群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他还批 评没有把转移途中的真实情况告诉红军指战员，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毛泽东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使 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接受了他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了李德。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 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 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 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 的重大战略转折。黎平会议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说明毛泽东已经开始主宰党和红军的命运。政治局 的多数同志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纷纷向毛泽东靠拢，这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黎平会议的决定深得党心军心，所以贯彻起来雷厉风行。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 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 ，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 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他从 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容。 在离开黎平向黔北进军的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 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到部队看望同志们。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 猪。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向首长们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后，毛泽东等同志与红一师的指战员一起就餐。当炊事班长一下端上好几盆 肉时，有的人高兴地喊道：“嗬，好久没吃肉了，今天可以饱饱嘴福了!”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 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 长时间没有见过的。”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地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部队里却把这 句话传成“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尽管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传不好，进行了纠正，但纠正不过来。李德本来就对黎平 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听了这些传闻更是火冒三丈。博古虽同意改向前进，但并未最终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方针 。 张闻天对此深感焦虑。他意识到，继续让李德、博古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 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停下来休息。此时正值南方初冬季节 ，桔红的桔子挂满枝头。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形势仍忧心忡忡。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 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 我们强。”王稼祥连连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 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 行讨论。“左”倾领导人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不要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 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出《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 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从1934年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向胜 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上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 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后，毛、张、王这个“中央队三人集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开展争论的结 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张、王在黄平桔林的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 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并从组织上限制了最高“三人团”的最高指挥 权，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所有这一切，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1934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似乎凝聚了一年的痛苦和不幸。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十分凝 重和惨烈的一年。但是，正如冬天过后是春天一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即将重新占领中国革命 的大舞台，扮演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重要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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