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转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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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6日09:47 新浪读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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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一道闪电划破漫漫的长夜，犹如一股巨浪托起欲沉的帆船，历史在这里转折，革命在这里找回希望。谁手上掌握 真理就跟谁走。毛泽东掌握真理就应该由他掌舵——这是用几万红军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这也是群龙竞翔得出的结论。 初到遵义，未雨绸缪
猴场会议后，红军昼夜兼程，直扑乌江，眼盯遵义。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道河流。它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当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拆毁特意搭起的浮 桥，浩浩荡荡地向遵义挺进。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国，汉时设县，到唐代改名 遵义县。遵义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为界，分为新、老城。全城有三万多人口。它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汉、苗、布依 、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比较繁华的城镇。 1月9日下午，当红军的领导人及大队人马将要进城的消息传开以后，遵义城的老百姓奔走相告，仨一群俩一伙地赶 到城外丰乐桥头前去迎接红军。他们举着“欢迎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等标语，兴高采 烈地站在道路两侧。在鞭炮声、口号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军意气风发地开进遵义城。中央红军自从踏上转移的征程，几个 月来一直在丛林乡间行走，久未受到过群众如此盛大的欢迎，这使红军干部战士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 下午5点多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骑着骏马，踏着晚霞，精神抖擞地 随着队伍来到遵义城时，眼尖的群众一眼认出了他们，便高声呼喊起来，“欢迎红军”，“欢迎朱总司令”，“欢迎毛主席” ，“欢迎周副主席”，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冲云霄，场面很是壮观。还有不少人交头接耳地打听哪个是“朱毛”。在他们看来 ，还一直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到了丰乐桥头，中央领导人跃身下马，笑容满面地和群众握手，摘下帽子向群众招手致意 。人们前呼后拥地把他们一直送到驻地。 对于这一动人场面，韩素音在她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 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 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他不去争夺显赫的权力，他不需要权 力，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这时应由他来使毛泽东走上适当的领导位置。党和军队必须再一次强大起来。…… 他让毛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后面。 周恩来谦恭谨慎的举止预示着党内领导人排列顺序的变化。住房条件的改变也象征着领导人党内地位的浮沉升降。 湘江战役之前，宿营地最好的房子一般安排给李德、博古。到黎平开始变化，周恩来住最好的房子，毛泽东“逐渐升 格”。到了猴场，毛泽东住进了一座最漂亮的房子。如今到了遵义，负责安排房子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更明白该把什么 房子留给毛泽东住了。 易家别墅位于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一条僻静的小巷，它是一幢独立的楼房，被灰青砖砌成的高高的围墙环绕着 ，很是气派。楼内的红漆地板闪闪发亮，彩绘的玻璃窗五光十色。这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的别墅，红军来了， 他携家带口跑了，留下的豪华住宅正好可以让中共领导人享两天福。楼上共3间房，毛泽东住东边一间前房，后房住着警卫员 陈昌奉和卫生员小钟，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张闻天住在楼下。 毛泽东住下后，干部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董必武把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送进毛泽东的住室。 贺子珍刚一坐下，便急切地问毛泽东：“听说中央要在遵义开会，不开会不行，下面的意见多着哩。” 毛泽东感兴趣地问：“都是些什么意见?” 贺子珍把散乱的头发向后顺了顺说：“你还故意装糊涂，还不是对中央领导不满，丢了根据地，老打败仗，让人家追 着跑。” 毛泽东拉过一把雕刻精致的紫檀木太师椅坐下，悠悠地说：“这次中央开会，我非得好好讲讲。我肚里憋着好多意见 ，肚皮都快要撑破了，也该轮到我说话的时候啦!” 红军总司令部设在“柏天顺”酱园，它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也是遵义城最豪华气派的私人宅邸。主人柏辉章是贵 州省省长、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麾下的二师师长，也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他的股份覆盖了三万多人口的遵义市周 围的所有赢利企业，这所豪华新居就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 柏的宅邸是30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是用灰砖建筑并带有柱廊的两层楼房，屋檐略微突出，楼上有带顶篷的阳 台，在当时可算得上够现代的了，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风格的结合。房子由围墙环抱着，考究的大门正对着遵 义一条主要街道。如果说房子的外观是中西合璧，屋内的陈设则地地道道是中国特色：中国古式红木家具，中国式的屏风、轴 画、茶具、工艺品等等。 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后 来一直记得她站在二楼阳台上能够着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有肺结核，一直咳血。不过，这是她长征以来头一次与她日理万机 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 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的旁边，有一个宽敞的客厅，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博古和李德都没有住进这两个红军领导人集中的地方。博古住在离柏公馆不远的一所 四合院内，这小院藏在子尹路西侧一条小巷里，背靠着玉屏山。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里，离柏公馆很近。洋顾问被安排 住进土老财的房子，这使他感到委屈，对于惯于享受特权、对住房十分挑剔的李德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为宣泄心中的愤 懑，他竟歇斯底里地跑到门外放了几枪，以示抗议。 红军领袖被安排好住处后，便开始忙碌起来。 首先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 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明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 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 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建工农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篇战斗檄文，对遵义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 接着在1月12日，遵义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兴致勃 勃地云集到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聆听红军领导人的讲话。下午1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 。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 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朱德讲话之后，台下爆发出阵阵掌声。 在口号声和无数双眼睛的期盼下，毛泽东大步走上讲台，用浓重的湘音开始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呢?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 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 随后，李富春也讲了话。 红军领导人的讲话通俗易懂，深明大义，讲到了群众的心坎里。遵义的老百姓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 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过去一些人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 偏见，听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讲话，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遵义三中有位叫黄颖的同学，听了大会发言后，思想上发生了 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 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每 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就在这个会上，黔北高原上开天辟地成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 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各族苦大仇深的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 参加红军，几天工夫，红军就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 忙完了对群众的组织和发动，红军领袖们开始考虑进遵义后最重要的一项议事日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重 大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周恩来一身兼三任：调动和部署兵力，筹备遵义会议，准备军事报告。 周围毕竟有敌人觊觎，为不使会议期间遭敌人袭击，周恩来首先要布置好几个军团的位置，警戒遵义。他和朱德频频 调动部队，对所属各部担负的任务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博古和李德思想上还不通，周恩来还得对他们做说服工作。虽然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的决定，但到了遵义后，博古想变卦，认为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召开什么会议。李德 压根就反对在遵义召开会议，因为他深知毛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到遵义前他已靠边站 了，但顾问的头衔尚未正式撤销，一开会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了。 博古住进四合院后，开始整理自己纷乱芜杂的思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他已听 到部队对他的指挥议论纷纷。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军事部署基本上摆脱了李德与自己的设想。但是前一段军情紧急，来 不及对重大军事部署进行充分讨论。进遵义后，部队得到暂时的休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与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一致要求开会统 一思想，总结前一段的教训，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要坚持不开会恐怕不可能了…… 正举棋不定，周恩来来到他的住所，进一步向他申述了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开会的决议，而且告诉他王稼祥、 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都要求召开会议，周恩来本人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终于同意召开遵义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俩明确了分工：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 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夜深人静时，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室，打开桌上的铜墨盒，开始握笔沉思，精心推敲他的副报告 。他深知这杆笔的份量，时停时写，写了改，改了又写，一连写了几个通宵。正是这份凝聚周恩来智慧和心血的报告，在遵义 会议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与周恩来一样繁忙的是毛泽东。他最先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由此导致红军进 军方向的转变，才有今天呆在遵义城内“坐而论道”的局面。他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各方面的工 作，使会议达到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摆脱革命危机的目的。 贺子珍后来回忆说：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 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他忙什么呢?当然是忙着准备会议的“重型炮弹”。他把制作炮弹的工作分给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自己。 毛泽东先迈进了张闻天的住室。张闻天正伏在一扇宽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的窗子下写日记。 毛泽东拉过一把红漆木椅坐下，稍致问候便开门见山地说；“进了遵义，形势好像对我们有利。遵义民众在地下党组 织的发动下，热烈地欢迎我们入城。自离开根据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遵义是风水宝地啊，我们应该从容不迫地开个 会，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啦。” 张闻天随声附和道：“对呀!过去的一些是是非非，到了澄清的时候了。润之，你该在会上痛痛快快地讲讲了。” 毛泽东诚恳地说：“思美，你是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言喽。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 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张闻天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大懂军事，怕写不好。老毛，还是由你准备，你懂军事，亲自带兵打过仗。”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我们商量一下，你执笔。你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 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 张闻天推了推鼻梁上下滑的眼镜，两手一摊说，“我只好临危受命，担此重担喽！”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张闻天，说：“突围出来，我一路上找过一些指挥员谈话，搜集了不少材料，很 有用处。这些火线上闯出来的指挥员，最有发言权。你写报告提纲，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递给张闻天的这个小本子，无疑是射向“左”倾军事路线的一发发炮弹。 从张闻天处出来，毛泽东又去找王稼祥。他把由张闻天执笔写报告提纲的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是赞同说：“ 行，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在党内的地位比我们都重要，由他作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不过，老毛，洛甫写时，你要 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能说到点子上。” 毛泽东慨然应允：“会上我还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 王稼祥点点头说：“那自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辞别了王稼祥，毛泽东迈着轻松的步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他感到如释重负，只等会上交锋了。毛泽东历来不打无准 备的仗，即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也一样。结束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这一仗，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预备役的铺垫，已 到了要么不打，打则必胜的地步。 当然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意见完全一致了，个别委员也在忙着进行逆向运动。 少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看了博古未写完的报告连连摇头，说：“过头了，过头了，博古同志， 你的检讨过头了，中央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嘛！”他一个劲儿地为博古推卸责任。倒是博古自 己觉得无论如何也要作点检讨，否则过不了关。凯丰强烈反对说：“只怕作一点检讨也难交待，这几天我也找人做工作，聂荣 臻我就跟他谈过几次，希望把他争取过来支持你，可他顽固极了，跟老毛一个腔调。” 然而，召开遵义会议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关于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机问题，吴黎平曾在遵义会议后问过毛泽东：“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 央苏区后期就发动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 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 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 干部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 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还对伍修权说过 ：“这个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不过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上的成熟。党内的路线斗争 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会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走入歧途，但是如果党内斗争的结果不是增进党内的团结， 而是引起党的分裂，使弱小的革命力量被敌人消灭，这就失去了党内斗争的意义。毛泽东正是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 选准遵义会议这一恰当时机，成功地拨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博古推卸责任，周恩来自我批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这是决定中国 革命今后命运的重要时刻。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黎平会议后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 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 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楼房的二层楼东房里举行。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二十 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墙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立着两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屋里生了一个大 火盆，使人感到暖融融的。朱德、刘伯承走进了会场，紧跟着周恩来也走进会场，博古、李德、伍修权边走边聊进入会场。博 古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拉了一把椅子在过道口一侧走廊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步入会场，在朱德 身边坐下，其他与会人员也相继落座。王稼祥当时还带着伤，是用担架抬来的，坐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张藤椅上。 由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多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是一次群龙共聚、竞相图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每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这也是一次真理战胜 谬误、百川归于大海、众将推出统帅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 反对第五次“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讨论失败”和“改变领导”两项内容。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在路线问题上和军事上犯有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所以心情十分复杂， 矛盾重重，处境尴尬。 27岁的博古从一只黑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推敲了多遍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往鼻梁上方推了推眼镜， 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说：现在宣布开会。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 告。 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我是有责任的。随即分析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 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来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 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力，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 差等等。总之，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这些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对于第 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很少提及，对导致失败的主观因素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 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生怕否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上 军事上的正确性，因此在发言中对某些议论还给予了必要的回击。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抽烟。 到会的同志认真听着博古的报告，脸上不时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毛泽东掏出一大叠毛边纸拿笔不停地往上记，一 会就记了好几页。坐在角落里作正式记录的邓小平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疾书，陈云也忙着作记录。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博古的发言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责任这本是意料之中。 周恩来会是什么态度?作为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他会不会也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辩护?人们带着期待的目 光把视线移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发言，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 命根据地的原因。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给长征初期带来了极大负担的问 题，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主动 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 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坦然自若，语调平和，既不责怪其他人，也不为自己辩解，表现出一个彻底的 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他最后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然后便稳稳地坐下。 听了博古和周恩来不同态度的两个发言，与会者深有感触：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却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负 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两者对比反差多么大呀！这恰恰反映了博古与周恩来当时思想水平和政治修养的差距。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聪明、用功，在苏联 的四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里学习过，英文讲得也不错。1930年5月，受共产 国际的派遣回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担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随后不久便担任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 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负总责。这个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 深深地陷进“左”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10年后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 “在这个会议上(指遵义会议——本书作者注)，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 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 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 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 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 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 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 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 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 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 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 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 ，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可惜遵义会议时博古对错误的认识与10年后相去甚远，因而，此时他不得不面临交出最高权力的局面。 周恩来的副报告扭转了会场形势，是“毛、张、王”和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期待的，只有李德、博古、凯丰(何克全) 听得直皱眉头。李德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看来，会议一开始火药味就够浓的，持相反观点的两军各自摆开阵势，准备大干一场。 张闻天语出惊人，毛泽东发射重炮 主报告、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会发言。毛泽东最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会场的气氛顿 时紧张起来。一直不苟言笑的张闻天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胸有成竹地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 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上纲上线。这个 报告通称为“反报告”，报告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 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相当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 席。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 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是他从“左”倾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 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公开决裂的标志。他作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发言提纲，所以只能从由张闻天起草(并经政治局通过)的《遵义 会议决议》中了解张闻天的发言内容。 张闻天在《决议》中首先对博古的发言作了概括性评价：“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 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 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 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 足，也必然得出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 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 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 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 随后张闻天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指出博古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特征： “‘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的，而适足 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 。”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 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 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运动 。……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 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 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 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从《遵义会议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闻天的报告，一环扣一环，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措辞激烈，逻辑 严谨，震惊了会场，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左”倾领导不满的怒气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博古被曾经是同学兼战友的 这个反报告震得目瞪口呆。他瘫软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了麻。不过惊异之后他没有忘记详细记录，以便会后思索反省。 事隔25年后，即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张闻天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说：遵义会议他作 反报告。 当然，张闻天的反报告体现了“毛、张、王”三人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出思想出观点，张闻天捉刀握笔，形成提纲， 王稼祥仔细推敲，补充发挥。他们共同制作这颗“重型炮弹”，掷向“左”倾军事路线的最后堡垒。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发言以后，会议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索第一天会议的发言内容，为第二天的会议作准 备。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一改“后发制人”的习惯，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尖锐、幽 默，击中要害，不留情面。他开门见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说：我认为最高 “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 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的论点 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许。接着他对上述论点展开分析。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邓小平的记录也丢失在长征路上，博古的笔 记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后还是付之一炬。后来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 演，基本反映了他当时发言的观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 因素，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 的重大损失。他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只知 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 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他认为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4个特点是： (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2)敌人的强大；( 3)红军的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根据这些特点来制定我们的战略战术，首先应确信“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 和可能战胜其敌人”，同时了解“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由此“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 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他提出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 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坚持反对这种步骤”，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形象地比喻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 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指出，博古、李德等人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和“诱敌深入”，他们自称“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 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 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 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 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 实际都是错了的”。 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批评：“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 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还对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方法“极端的恶劣”，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 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 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同时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 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从以上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发言深入浅出、富于哲理、寓意深刻，使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很为信服。只有李德不止一 次被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所激怒。当毛泽东讲到十九路军福建事变时，批评李德不懂得利用敌人矛盾，李德气冲冲地站起来，提 出应从“国际角度”看问题，为自己辩解。周恩来制止了李德的发言：“李德同志，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 眼前的问题。”当毛泽东指名批评他瞎指挥时，他又站了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嚷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你 ，今天，你乘机找我算账!” 张闻天、毛泽东发射的两枚重炮，使火药味充斥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它标志着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达到了 最高潮。 王稼祥道出心愿，众将领同声附和 博古作的主报告，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作的定调报告，轰开了与会者心灵的闸门，使大家 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无不陷入完全对立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之中。会场的气氛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不时迸发出短兵 相接的争执和辩驳的火花。争吵声甚至惊动了已入睡的夫人们，她们起身侧耳谛听。 第一个就毛泽东长篇发言进行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躺在周恩来特意为他安排的藤椅里，一只手轻轻捂着腹部的伤口， 忍痛大声说道：“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 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他最后明确表示：“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 指挥。” 王稼祥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左”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批判，把李德“轰”下台，把毛泽 东推上台，以确保党的战略战术指导的正确性。 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的领导权问题的第一人，他在关键时 刻投了毛泽东一票。 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的这一丰功伟绩。1971年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稼祥写了一封揭发 林彪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 安”。毛泽东看过信后，对周恩来说：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 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 ，你嘛，我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王稼祥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在对李立三的批判中，他俩观点一致，与李立三进行了斗 争，甚至为此受了处分。但是当他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如何取得了第一、 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思想认识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深为毛泽东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所折服。在宁都会议上他站在毛 泽东这一边，长征路上与毛泽东共议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计，今天这一重要时刻又投毛泽东一票。 王稼祥发言之后，作过“反报告”的张闻天也对毛泽东的定调报告简明扼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同意毛 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我很欣赏他对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认 为这些分析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说完这段话，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同志，然后提高嗓门说：“实践证明，用马列 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我建议：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张闻天是继博古、周恩来之后的党内第三号人物，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等要职，他的表态举足轻 重。从整体结果看，张闻天在长征路上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 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以及自己的作用，不擅揽功诿过的张闻天在后来回 顾遵义会议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 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 派主义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同样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而比张闻天还担负更重要的职务——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 委和尚未撤销的最高“三人团”成员的周思来，表现得也十分令大家满意。他在这个会上，“公开地倒向毛泽东”。周恩来在 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表了如此铮铮作响的讲话：“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 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 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 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 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代替 。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周恩 来最后大声疾呼：“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周恩来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攻击为“高级泥瓦匠”，意思是说他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 ，常扮演调和、折中、和稀泥的角色。但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表现完全可以说明，在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 性格温和的周恩来是旗帜鲜明，不讲情面的。而他对于解剖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则更是一针见血、不掩不藏。听了周恩来的 发言，“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他那 不计个人恩怨、不为自己开脱过关的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与会者如饮清泉，灵魂受到洗礼，不再互相指责和挑剔。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此时是事实上的最高决策人，是他接受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提议，并做 通了博古的工作；是他在会上作的副报告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和基调；还是他一手推动“讨论失败”、“改变领导”的动议，形 成推举毛泽东上台的强烈呼声。正是从这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成为辅佐毛泽东执掌中国革命大权的最亲密的战友。 毛泽东在半个月后红军一渡赤水前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介绍遵义会议情况时，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许多年后也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毛泽东的发言给以“关键性的赞同”的，还有朱德。他批评李德、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严重错误，造成丢掉苏 区、牺牲人民、损失红军的严重后果，并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一改过去宽厚慈 祥的神态，声色俱厉地严正指出：“如果不改变军事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 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朱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在红军中的突出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也决定他 的讲话是一言九鼎的。朱德说：“我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就跟着毛泽东同志干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正是这样记载的：第一 个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的是朱德，第一个同毛泽东一起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军，开辟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也是朱德，第一个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概括出红军16字作战原则的还是朱德。难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四人帮”反党集团要打倒朱老总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 是红司令。” 聂荣臻过湘江后不久脚开始化脓，他时而随军团行动，时而随军委纵队行动。坐担架行军给了聂荣臻思考问题的时间 。他回顾了自己几年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的经历，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认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军事 路线是正确的。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原来的八万多人下降到三万多人，这使聂荣臻深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为中 央红军面临的危急局面而焦虑不安。他想不通，要改变目前的被动挨打局面，为什么不能让富有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出来领导呢 ? 王稼祥也因伤坐担架行军，聂荣臻经常与王稼祥同行，共同讨论这一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同样的思考和同样的对 党、红军和革命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形成了共识：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换领导。现在，遵义会议上正式提出撤换党的领 导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说到了聂荣臻的心坎上。他紧接着朱德的话头说：“毛泽东指出华夫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 这，我深有感触。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位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 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也是带着一肚子怨气来参加会议的，但因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还有点拘谨。听了张闻天、毛泽东 的讲话，他感觉心中的火一下子被点着了。朱德、聂荣臻的发言更启动了他久欲一泄的闸门，他按捺不住站起来开了一通炮。 他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可惜没有留下记录。据与会者介绍，主要是把在广昌战役中与李德的争吵端了出来，论证李德、博古 如何“崽卖爷田心不痛”。由于红三军团第六师在乌江刀靶水遭到敌人进攻，彭德怀没开完会就赶到前线指挥战斗去了。对于 会议作出的决定，他都很赞成。 曾一度被李德免去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起身感慨万千地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 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 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帽子吓死人啊。” 刘伯承还指出李德、博古在军事上所犯错误的事实，他说：“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 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的‘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 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 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 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导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的发言。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遵义会议开始后才赶到会场。毛泽东当天下午接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的 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李卓然发了言，用实际事例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对红五军团作战带来的恶劣影响。 关于林彪在遵义会议中持何态度，历史上没有记载。据聂荣臻回忆，林彪没有发什么言。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 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说：“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 。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 很大的敌意。” 将帅们处于指挥作战的第一线，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危害更有切肤之感，所以个个发言踊跃、言辞激烈、言之有理 、持之有据。整个会议出现一片声讨“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对红军的瞎指挥的场面。 李、博一落千丈，凯丰打抱不平 出席遵义会议的正式代表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 来领导党和红军，29岁的凯丰表现得最为狂妄，他当面挖苦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看口出狂言的凯丰，不客气地反问：“请问凯丰同志，你可知《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 凯丰答不出来，露出十分尴尬而又不服输的神态。 一直做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使工人运动流产，白区党组织几乎完全瘫痪 ，并要求中央对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作出全面的检讨。 刘少奇过去在白区工作时，因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曾屡次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1931年秋 ，他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后，接连发表了《关于工运的意见》、《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文，尤其在领导上海沪西 纱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反对“左”倾领导者要求工人搞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左”的脱 离群众的主张，坚持工人斗争从实际出发，首先帮助当时工人解决生活困难的正确方针，结果被王明“左”倾领导者撤销了中 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因此，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是有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的。 但是博古、凯丰不承认中央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也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没 有粉碎第五次“围剿”而否定党的整个路线。 会议引起了争论。博古和凯丰激动地进行了反批评。刘少奇正要据理反驳他们，被毛泽东拦住了。毛泽东认为当前首 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这是关系到正在进行的长征成败、党和红军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切不能因为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影 响军事路线的解决。所以他提出先检讨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讨论。这是毛泽东推动遵义会议顺利进行的一个正确策略 。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承认博古政治路线，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 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 们内部。” 周恩来后来也指出：“毛泽东提出‘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 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 一点嘛。” 毛泽东这样做，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会上，虽然没能就“左”倾领导者政治方面的错 误展开讨论，但这个问题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大家认识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在瓦窑堡会议上顺利地得到解决。后 来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在遵义会议上，他(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尽管毛泽东很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但会后，凯丰仍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 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回到地方工作部，他还气呼呼地对李维汉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鉴于凯丰的错误态度，在会后撤销了他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不久，到了云南扎西，由于他承认了错误，转变 了态度，又及时地恢复了他的这一职务。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一改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 酷斗争”的极端做法，使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纷纷回到正确路线一边。 两天来同志们的批评使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激烈反对。他是感到自己难 以胜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了，但是在一片批评和谴责声中下台，他又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异口同声、众炮齐发的情况下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没有滥用职权压制提意见的人，而是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共产 党人应有的胸怀和组织纪律性，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会后，博古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住处，进门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桌边的靠背椅子，心情十分压抑。会上那一幕幕 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闪过……这么多的批评、指责，难道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吗？打了几个败仗就什么都不 行了吗？世界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博古这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似乎要为自己辩解。他认为自己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从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候起，就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既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必须听从它的指导，难道有谁 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另搞一套吗？想到自己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他感到委屈，也感到一 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为排解心中的烦闷，他顺手撕了张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信笺，随手写下了几 行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安宁，痛苦、沮丧、愤慨、委屈交织在一起，折磨着他。 不过，虽然直到遵义会议结束博古思想一直不通，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 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后，他也顺从地交出“总负责”的大印，继续担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委员。自1935年2月7日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 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被张国焘列为打倒对象。1936年他同周恩来、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西安事变谈判 ，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正确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 想。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参加重庆谈判；4月8日在从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博古在延安整风时，对自己在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错误，有了比较全面彻底的认识。到了党的七大时，他作了一个系 统解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发言，对这条路线的产生、发展和破产的各个阶段作了认真的回顾；对这条路线在各 个方面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的剖析；对自己在推行这条路线过程中应负的主要责任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作了坦率诚恳的 自我批评。 在遵义会议期间还有一位因愤懑和骄狂而睡不着觉的，那就是已经“靠边站”的德国顾问李德。李德被毛泽东发言中 对他尖刻的指责深深刺痛了。直到30年后，他仍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极大的不 满，他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国际政治。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在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 景：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 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 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像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 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 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的确，对这位有着高贵血统的由共产国际派来作顾问的日耳曼人，在遵义会议上是太没给留面子了。想到一年多以前 当他骑着枣红马进入瑞金城，后面跟着步伐整齐的红军干部团，被街道两旁前来欢迎的中国老百姓簇拥着以“国宾”相待的情 景，李德感到自己已像落花流水一样被中国人抛弃了。他在一片义正辞严的声讨中已无招架之功，只剩下为自己开脱责任的份 了。他说他只是一个顾问而已，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自己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 央委员会。他不承认有任何错误。 直到若干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里还将自己推个一干二净，抱怨道：“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 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 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这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即使如此，毛泽东对失去军权的李德仍然很尊重，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仍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当会后李德 要求随红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时，也得到了批准。李德在受到批判后没有逃跑，成为参加长征的少数外国人 之一。 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 谈到遵义会议，还有两个参加者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但以后对中国革命的作用非同小可。他们就是中国 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负责会议记录。从各种遵义会议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看到 邓小平在这个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中发过言，这是由他当时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他虽然默默无声地埋头记录，但可以 肯定地推论，他完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举双手赞成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的局面。 之所以这样肯定地推论，是因为邓小平是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批判的大名鼎鼎的“邓、毛、谢、古”事件的代 表人物之一。他对“左”的危害比别人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1933年3月，从江西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仅两个月后就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 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左”倾领导之间产生原则 性分歧。反映这一分歧的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 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 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和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 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4月16日，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 总结会议上，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 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 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第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丝毫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 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此时，由于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和军队的发言权，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拥护的人，也被认 为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整个瑞金城到处是“左”的口号声和脱离实际的空话…… “乱了，乱了！”邓小平遥望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命运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年仅29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有一股子不信邪的劲头。他把检查当作阐发自己对错误 路线认识的机会，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 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同时大声疾呼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并提出为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抗 拒批评”的帽子很快就又戴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左”倾领导把邓小平的检查登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指责 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 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一遍又一遍写“检查”，一共写了三次“检查” ，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以更犀利的笔锋去敲打“左”倾同志发热的脑袋。 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拳头，拍打桌子，大声喊叫：“ 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 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镇定自若，强压心中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 ，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邓小平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他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找他，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 咬了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万般无奈，“左 ”倾领导给了他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尔后又到宁都去“劳动 锻炼”。 与此同时，“邓、毛、谢、古”中的另外三位同志也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并调 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事实上，这三位受处理的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 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 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30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 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 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做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 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与他们三位相比，邓小平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 知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才能的军事干 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工作。在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 终于得以返回重要工作岗位，继续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干。以后邓小平还担任过《红星》报的主编。中央红军长征进遵义后，他 调任中央秘书长，所以才有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记录的机会。 从以上邓小平的经历看，他拥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对毛泽东的感 情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 泽东同志调离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 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连邓小平本人都没想到，他30年代因执行毛泽东路线挨整这件事，竟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第二次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 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身亡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 的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 说一遍。 邓小平在一生中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这个批示中所谈到的“人才难得”等因素，发生在 40多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当年挨整，就因为他是“ 毛派的头子”。这一记，就记了整整40年。 陈云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高。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虽不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 来那么大，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他为传达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长征队伍至湘江边，为掩护行动迟缓的 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红五军团无数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眼见一个个朝夕相伴的干部战士倒在血泊中，陈云对“左 ”倾错误领导深感不满。遵义会议上，他批评“左”倾中央“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拼消耗’的战斗，谁 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陈云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被中央指定为传达 会议精神的重要成员之一。 中央红军5月29日渡过大渡河后，由于工作需要，陈云退出了长征，被派往上海开辟白区工作，以后又离沪赴苏， 参加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带去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于1936年初在巴黎中国共产党主办 的《全民月刊》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国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过去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 最早的宣传者，这是不够确切的。斯诺是于1936年6月到达陕北的，这时陈云的文章已首先在国外发表，尔后又传到了国 内。更重要的是，陈云是亲身所历，是仅时隔几个月后对红军长征情况的描述，所以比斯诺采访所得更为详确。 直到1984年春，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开会的时间和参加人员——还不甚了了，而且无从考证。自1 982年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陈云同志证实了 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夹着的这份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及有关情况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 以往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是根据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日期而确定的，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前后。在调查中 找到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说明遵 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陈云的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这说明会 议结束时间为1月17日。根据推论，会议决议写成的“八”日很可能是“17”的误笔。 关于会议参加人员过去也众说不一。据陈云的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 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这就证明未参加会议 的军团首长包括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关于会议前的酝酿情况，陈云在手稿中记载：“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 ，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 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 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 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 关于遵义会议上每个人的态度，据陈云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 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A同志指李德——本书作者注)完 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关于遵义会议组织上的决定，据陈云手稿中记载：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 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最关键的内容，让陈云同志用这135个字概括了，真是字字千钧。 毫无疑问，陈云同志记录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搞清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1982年12月，当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就《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的几个问题， 向78岁高龄的陈云同志提出以后，陈云同志于12月28日郑重作出答复，对进一步搞清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提供了一些重要 的依据。 陈云同志为记录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牢牢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张闻天接替博古，毛泽东重掌兵权 由于时间紧促，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就党中央总的负责人的更换问题进行讨论。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出 发向云南扎西行进。途中，军委纵队(黎平会议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 一带宿营，中央政治局进行常委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准备更换总负责。本来顺理成章应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 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 毛泽东让张闻天出任总负责，同样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他至少考虑了两层关系：一层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虽然中断了联系，日后总要再恢复联系 。我党更换主要领导人，按规定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张闻天留过苏，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共产国际了解他 ，容易通得过。而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与他没有直接接触，王明也不会在那里替毛泽东说好话，而且毛泽东在中共 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排名最末位的政治局委员，如果马上一跃担任“总负责”，不但不易为共产国际通过，还可能惹出麻烦。 另一层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他原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总负责”名正言顺，变动幅度不大，易于为 人接受；而张闻天“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个“明君”，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又开明谦逊，有民主作风，能保证毛泽东 的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总的来说，张闻天当“总负责”，一可以向共产国际交代，二便于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 同志，“一举两得”。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把建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消息告诉博古后，博古心情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 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博古心 甘情愿地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一副党中央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自己留任中央常委。进村时这副挑子还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 二天早上出村时就改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了。挑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的交接。张闻天从此开 始了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至于为什么叫“负总的责任”而不叫“总书记”，是因为自1931年6月向忠 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 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周恩来后来这样描述这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 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 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 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准确评论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 —就这样确定了。” 从一个历史范畴来讲，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 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舞台上叱咤 风云了40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 错误，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但后来毛泽东 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 想上主观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本书作者注)。对此，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 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 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 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 范来看。”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 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 ，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 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 ，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以批评，而且 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 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 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 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 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 着手学写字”。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召开遵义会议时，我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马列 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这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义会议不愧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正如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 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 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 表明他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教 堂召开的驻遵义红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 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当他激昂慷慨地说到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时，台下的那些从 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热泪盈眶，高呼“红军万岁”。萧华在《长征组歌》中描述的“遵义会 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正是当时部队这 种情绪的真实写照。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并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 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更是异常喜悦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看望大家说：“同志 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 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 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作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 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被诬为“罗明路线”代表的罗明，被任命为 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被诬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 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军籍， 由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注入这些同志的心田，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焕发了他们战火中的青春。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收到了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 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团。收到这一电 报的团长杨成武回忆说：“我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 我拿着电文纸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同志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我不禁想起了从这次战略 转移以来，一路上，指战员们一直盼望着毛主席来指挥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 的一场场恶战，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今天，终于云 消雾散了，红军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还给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中央苏区领导，发去了有关遵义会议精 神和决议的电报，同样受到热烈的拥护和响应。 总之，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重掌兵权，顺军心、合党意，全党全军拍手称快。为此，朱德赋诗 一首道出大家共同心愿：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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