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军魂——打不跨的铁后卫

　　在红一、三军团渡过湘江的同时，担任中央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也来到了湘江岸边。冯玉祥的爱将，宁都起义的功臣 红五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中另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由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国 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革命军第五路军，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曾应冯玉祥的邀请派遣一 批共产党员进入该军进行革命工作。1926年冯玉祥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联军(即西北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 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陈延年、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

(即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进入冯玉祥的部队进行工作。冯玉祥的 部队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一定的革命基础。

　　1930年10月，冯玉祥反蒋失败，他的第五路军3万余人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1931年1 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时，又将这支部队从中原地区调入江西反共前线，驱使他们前去与中国共产党作 战。结果该部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在永丰同红军一交手就被歼灭大部，这

　　对他们震动很大。

　　在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将该军编为第二军团，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进驻宁都一带。

　　经过一番工作，该军17000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 发动了宁都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 谋长，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3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

　　1932年底季振同因要去苏联学习军事(后来季振同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杀害)，董振堂继任了红五军团 的军团长。自此以后，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为建立和扩大中央苏区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董振堂也成长为中 国工农红军一位出色的战将。

　　身材魁梧、朴实、热情而憨厚的董振堂，字绍促，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安县李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董振堂生 活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时代，他从小就目睹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受到了爱国主义的 教育，立志要读书救国。13岁那年，他进入了邻村的初级学堂。

　　1916年，19岁的董振堂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董振堂又 考入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炮科学习军事。两年后，董振堂从保定学校毕业，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何基沣一 道来到了冯玉祥的陆军第十一师当一名参谋。由于他从不摆架子，同士兵们一道吃大灶、出操、演习，同甘共苦，因而深得战 士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他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这时董振堂已经被提升为炮营营长了。两年后，在与奉系军阀 作战中，指挥陆炮营击毁了奉军的装甲列车，被提升为工兵团团长，旋即又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

　　在策应南方北伐军北上的军事行动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并在樊城一举歼灭吴 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随后，董振堂又率 部北上迎击奉系军阀。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董振堂参与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反蒋战争。反蒋战争失败后，董振堂所部被改编为 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隶属第二十六路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主义政策，不仅 不抗日，反而继续发动内战，将董振堂等部调到江西“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这引起了爱国、正直的董振堂的不满。

　　在对苏区的“围剿”中，董振堂经常编造一些假情报应付蒋介石，不肯率部进入苏区。对此，蒋介石怀恨在心，将第 二十六路军在南昌的留守处查抄，以惩戒二十六路军不肯“进剿”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毅然与赵博生一道发动了宁都 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红军将领。

　　受过多年军事专业训练的董振堂，其指挥作战风格综合了林彪与彭德怀的所长，既认真、细致，又果断、勇敢。在作 战

　　样式上，以打防御战见长。

　　1932年6月底，陈济棠部的余汉谋率领粤军两个师又一个旅进犯赣南苏区，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前去粉碎敌军 的进剿。

　　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来到赣南后，向老百姓详细了解敌军的情况，询问敌军从哪里来，带来了什么武器等。经过一番认 真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他率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附近阻住了敌军的进犯。战斗一开始，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 士杀入敌阵。霎时，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漫山遍野响起一片喊杀声。红军战士士气大振，敌军闻声丧胆，纷纷溃退。董振堂 率五军团乘胜追击，一阵砍杀，一举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红五军团的声威，董振堂因此而荣 获红旗勋章。

　　1933年，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东陂战役中，五军团与一、三军团密切配合， 歼灭蒋介石的嫡系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等部，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时骥。

　　董振堂与其他大部分红军将领不一样，他有自己特殊的出身背景，他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将领。在王明“左” 倾思想盛行、“左”祸猛于虎的时代，作为一名从敌军阵营中起义过来的将领，行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打 击，甚至杀头。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后来成为新中国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是因为在防守黎川时，寡不敌众，为保存有 生力量从黎川退了下来，结果李德下令将其关押起来，并判处5年徒刑。只是因为毛泽东等人的反对，萧劲光才免进监狱。萧 劲光毕竟与董振堂还有所不同，没有复杂的背景。与董振堂一道领导宁都起义的另一个领导人季振同，就是因为得罪了“左” 倾领导人，在长征前夕被杀害了。

　　由于这一原因，董振堂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虽然内心对李德这个洋顾问的指挥十分反感，但是，为了服从党 的纪律，每次对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他都是尽心尽责地去完成。五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阻击战打得十分出色，丝毫不 逊于林彪、彭德怀指挥的一、三军团，相反还多了几分悲壮色彩。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配合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打击进犯苏区的敌军。两个 军团密切配合，红军指战员们英勇作战，一举歼敌3个团，俘旅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左”倾的领导者被这次胜利冲昏 了头脑，他们认为红军完全有力量抵制国民党军的进犯，于是李德命令五军团和三军团立即在黎川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坚决阻 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五军团受令在黎川通向苏区的德胜关同优势的敌军展开“堡垒阵地战”。虽然红五军团以长于打阻击战著称，但是， 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五军团的兵力与敌军相比较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五军团所赖以阻击敌人的阵地堡垒也不过是一些临 时的掩体，根本经不起敌军炮火的轰击。加之后方弹药供应不上，五军团的’弹药奇缺，“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 停用，步枪每支平均子弹不过五粒”。

　　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凭着对党的一片忠诚，率领五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敌军进行了殊死的奋战，节节迟滞敌人的进攻 。广昌失守后，董振堂又将部队后撤到地势险要的建宁，继续执行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阻击任务。

　　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其嫡系精锐陈诚部调来。但是， 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红一、九军团，依托建宁一带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整个第五次反“围

　　剿”中，五军团自始自终都是在死死地抵抗着敌军的进攻，打出了五军团的威风。

　　在战火的磨砺中，董振堂与他所指挥的红五军团逐渐成熟起来，成为红军的一支生力军，并形成了善打防御战的作战 风格。

　　这也许正是红五军团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全军后卫任务的原因。

　　在董振堂接受担任全军后卫重任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一向为自己所尊重的刘伯承。刘伯承本来是红军总部的总参谋长 ，因得罪了军事顾问李德，被贬到五军团任参谋长。出任五军团参谋长，对刘伯承本人是一种委曲，但对董振堂来说，在最困 难的时候能有一位享誉全军的军事家来助阵，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11月27日，担任前卫的一、三军团到达湘江，在湘江两岸建立了宽30公里的渡江地带，但是，因中央纵队和军 委纵队负重太多，贻误了战机。而这时蒋介石为堵住这一缺口，调动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和黔军共几十个师的兵力从 四面向中央红军压迫过来，为了确保军委纵队有充足的时间强渡湘江，五军团必须在后面阻止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这一任务 之艰巨，丝毫不亚于一、三军团开路先锋的任务。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为了堵住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五军团在渡头、土地圩一带激战两天两夜，紧紧堵住了敌军的尾追。国民党军队 在督战队的督战之下，像发了疯一样拼命地向五军团的阵地发起猛攻。12月1日，是五军团全线战斗压力最大的一天，全军 团已经出现严重伤亡，但由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还未完全渡过湘江，军团的防御阵地不能有丝毫的松动。董振堂眼看着部队 一天天地消耗下去，处境越来越困难。然而，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他没有向中央叫一声苦，只是凄然而悲壮地指挥着五军团 苦苦地支撑着后面，尽量使中央机关不受到任何冲击。董振堂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再顶不住 ，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将会出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凭着令股坚忍不拔的毅力，五军团像一个铁闸一 样，紧紧地堵住了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

　　在激烈的战斗中，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指挥五军团抵挡敌人三面的进攻。当中央机关全 部渡江的消息传来，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董振堂才松了一口气，并迅速与刘伯承决定全军部队撤出战斗，向湘江西岸渡去 。安排停当，董振堂对刘伯承说：“总参谋长，你先走，我断后。”

　　刘伯承则坚持说：“你先走，我率一部分部队抵抗一阵，同时，看看后面是否还有部队没有过来。”

　　直到五军团大部分的部队都过了江，刘伯承才骑着一匹老白马渡过了湘江。

　　然而，并不是所有部队都撤过了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三十四师和第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陷入了敌 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四师，是由闽西游击队改组成的部队，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四军调去的骨干，有一部分是从红 军学校毕业的干部，这些指挥员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强。全师指战员敢打必胜，士气很旺盛，组建一年多来，在第四、五 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是一支能战能守的部队。

　　五军团在湘江东岸担任阻击任务时，中革军委就专门致电董振堂和刘伯承，让三十四师在部队后面，一面掩护八军团 渡江，一面担任全军的后卫。

　　董振堂和刘伯承在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将三十四师的陈树湘师长和程翠林政委叫到军团部，对他们传达了军委的 命令。

　　董振堂说：“现在，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向我们步步紧逼，情况十分严重，朱总司令已经命令全军加速抢渡湘江 。现在八军团还在后面，八军团是一支组建不久的部队，都是新战士，没有战斗经验。军委要求你们在后面掩护八军团渡过湘 江。”

　　听了军团长的话，陈树湘、程翠林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

　　董振堂交代任务后，刘伯承又对他们介绍了敌情：“目前何键的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其他第二、三、四、五 路军已经从四面对我军发动了攻击，敌军企图前堵后追，东西夹击，将我军围歼于湘江之侧。现在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已经渡 过了湘江，你们的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湘江的两个支流)，尔后为全军的后卫。万一被敌 人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

　　说到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极其坚定的语气说道：“红三十四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 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三十四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听了军团长和参谋长的传达，陈树湘和程翠林几乎不约而同地表示说：“请军团首长转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 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董振堂听了两员战将的誓言，心情一阵激动，他紧紧握住两员战将的手，叮嘱道：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掩护全军抢 渡湘江的任务，又要作好万一被敌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这副担子很重啊，你们师团干部要组织好、指挥好，带领全师部队 英勇作战，全军团期待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

　　从军团的两位领导那里接受任务后，陈树湘、程翠林立即赶回师部，对全师进行了部署：让一百团立即强行军接替三 军团六师的红树脚阵地，阻止桂军的北进，掩护军团主力和八军团到来后西渡湘江，陈树湘则率一百零一团随后跟进，程翠林 率一百零二团在后面担任掩护，接应八军团。

　　就在董振堂、刘伯承率领五军团的主力渡过湘江后半小时，八军团赶到了湘江东岸。其时，滞留在湘江东岸的只有担 任后卫和接应任务的五军团三十四师以及未能过江的六师十八团了，八军团无形中成了全军的后卫。

　　八军团是在长征前夕经过“扩红”新组建的一支部队，部队战士大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本来，在发起湘江战役之前 ，中革军委是让八军团跟在三军团的后面行进的。三军团为了抢占湘江渡口，急行军先走了。八军团在行进路途中，因经验不 足，走错了方向，几经折腾，既贻误了时间，又耽误了战机，最后落在全军的后面，成了全军的尾巴。

　　八军团军团长周子昆和政委罗荣桓在离湘江不远的地方，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红三十四师。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与周、 罗两人紧急协商了一下，决定还是由三十四师在后面阻击，八军团快速沿着九军团刚刚离开的方向向江边推进。

　　这时，敌人的大网眼看就要合围。八军团快要接近江边时突然遇到了敌人的袭击。一阵嗒嗒的机枪声传来，走在前面 的一位指挥员应声倒地牺牲了。1小时前，九军团从这儿经过时，还没有敌人出现，显然敌人也是刚到不久。敌军在路旁的树 林

　　中对红军进行疯狂的射击，八军团被压在离湘江岸边不远的地方。

　　已经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罗荣桓从敌军的态势中判断出敌军的阵地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他与军团长周子昆商量 了一下，就率八军团向前猛冲过去。赶到江边，跳进齐腰深的江水当中，向对岸膛过去。虽然江水寒彻肌骨，敌军的飞机在空 中轮番轰炸、扫射，江中被击起一股股的水柱，许多红军战士中弹倒入水中，但是，活着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胆怯，他们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渡过湘江，跟上党中央。

　　八军团从敌人将要合围的大网边缘钻了出去，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再无此机，他们已经与所有的上级指挥所 失去了联络。

　　师长陈树湘烧掉了总部来的最后一份电报，那电报要他们冲出包围，渡过湘江跟上主力部队。陈树湘明白，剩下不足 一团兵力，是无法杀出数万敌军重围的。在抢渡湘江无望的情况下，陈树湘当机立断，率领部队向东突围，准备由原道转至湘 南打游击。

　　可是敌人实在太多了，刚动了几步，部队便无法动弹，陈树湘意识到最后的时候来到了。他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了两 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 滴血。

　　黑暗来临，夜幕低垂。红三十四师在陈树湘的率领下，乘着夜色开始了突围战斗，虽然全师战士已经有三四天没有吃 东西了，但是为了革命的成功，指战员忘掉了疲劳、饥饿和伤痛，向敌军猛扑过去。一场激烈的厮杀，全师被打散，大部分红 军战士壮烈牺牲。陈树湘率师部的部分红军突围至湖南江永县遭敌袭击，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敌军抓获。就在敌人押送陈树湘 的路途上，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渡过湘江后，向西行进的董振堂从八军团得知，陈树湘和红三十四师被敌军包围在湘江对岸，损失很大，董振堂的心 感到一阵绞痛，一行热泪流了下来。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迅速沿着既定的方向，进入了广西北部的西延山区。

　　这条道路是原红六军团走过的道路。蒋介石从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中判断出中央红军是要进入湘西与贺龙部会合，为 此，他一面令何键率部在湘西再设下重重封锁线，一面令薛岳指挥“追剿”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加紧从后面追击中央红 军。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薛岳率部昼夜追击。

　　中央红军在进入广西北部时，因广西军阀和地方反动地主武装的阻挠，队伍行进很慢，周浑元、吴奇伟的纵队，很快 就从后面赶了上来。殿后的五军团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掩护主力红军进入了贵州省境内。进入贵州后，国民党军仍然尾追不放 ，五军团的处境十分艰难。由于连续作战，五军团的损失很大，董振堂感到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

　　一次红五军团进至贵州境内的一座大山里，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截断了去路，后面，又遭到优势敌军的追击。红五军团 因连连征战，弹药十分缺乏，如果死战，必然有被全歼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心生一计，决定给追击之敌一点颜色看看，不让其轻易近身。他命令军团内一些身强力壮的战 士组成一个大刀队，埋伏在山腰的草丛中，而让另一部分红军战士在山顶上，停止战斗，故意给敌人造成一种红军已经没有弹 药的假象。敌人发现山顶上的红军没有抵抗后，立即一窝蜂地

　　向山上冲去。

　　敌人进至山腰时，董振堂一声令下，埋伏在草丛中的红军战士扔出一排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随后，乘敌军 被打晕之际，董振堂亲率大刀队冲了出去，敌军死伤无数，血流成河。

　　这一仗，重振了五军团昔日的威风。追赶的敌军被打怕，再也不敢紧紧尾追红五军团，总是与五军团相隔一二日的行 程。

　　由于五军团的顽强阻击，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的黄平时，得到休整之机。中革军委决定在这里休息三天，进行整编。经 过整编，中央红军撤销了师一级机构，精简了机关，许多机关的干

　　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攻克了遵义城，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 会议。五军团奉命在遵义城东南方向布防，阻止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确保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本来董振堂和五军团的 政委李卓然都要参加会议，但是，由于军情紧急，五军团担负的任务最为艰巨和重要，所以，李卓然参加了会议，而董振堂则 留在部队中时刻提防国民党“追剿”军的进攻。由于董振堂的周密布置，在整个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五军团一直都是严阵以待 ，国民党“追剿”军也不敢轻举妄动。

　　遵义会议后，五军团仍然担负着后卫的重任。1月底，党中央决定向黔东北进军，在川南渡过长江，与活跃在川北的 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的主力对黔北的土城发动了攻击，五军团作为一支主力也参与 了攻击作战。由于情报不准确，原认为敌军在土城方向只有4个团，结果国民党川军前来增援，土城敌军增至8个团，中央红 军进攻土城失利，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前有川军的重兵阻截，后有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同时在黔东北，黔军也乘机 反扑，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毅然决定五军团断后，阻击随后追击的国民党精锐主力，一军团在前开路，中央红军主力火速强 渡赤水，进至云南北部，摆脱国民党军的尾追堵截。

　　董振堂接到任务后，措挥五军团在土城至赤水之间建立了数道防线，坚决阻止国民党军从后面的追击，确保了中央红 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待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五军团立即掉转头，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与敌人的接触，从赤水河上的浮 桥渡过了赤水，然后拆毁浮桥，将敌军主力丢在了赤水河以东。

　　2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回师黔东北，再占娄山关和遵义，消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 一个大胜利。期间，五军团一直在后面牵制敌军。为了既能牵制敌人，又能确保部队充分得到休息，董振堂采取疑兵之计，以 1个团的兵力成功地牵制了敌军9个团达七天七夜。

　　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进逼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滇军，乘云南防务空虚之机，突入云南，抢占了金沙江 的皎平渡。由于渡船少，每次中央红军只能渡数百人，要让全军有充足的时间渡过金沙江，必须在后面阻挡住国民党军的追击 ，这一重任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后卫董振堂的肩上。

　　董振堂奉命指挥五军团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北渡。石板河背靠大山，山的另一边即是波 浪翻滚的金沙江。中革军委对红五军团的命令是必须在石板河一带坚守九天九夜。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董振堂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他对

　　各将领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 一个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之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使全军覆没，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河。 ”

　　董振堂勘察过地形后，部署五军团的各部控制大山的各制高点，占领所有的有利地形，但他不是将全部兵力用于被动 消极的防御，在每个山头上只派一二十人坚守，留出一定的机动兵力，在夜里主动出击，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弱敌军炮火的 杀伤力，又可以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

　　在五军团的阻击下，薛岳指挥的国民党“追剿”军的两个纵队每天只能向前推进三四公里地，且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 。

　　战斗至第5天，因一、三军团从其他两处渡江失败，也都集中到皎平渡，中革军委见敌情逼人，再次致电五军团，要 求五军团务必在石板河一带坚守住阵地，决不让敌军前进一步，要绝对保证红军主力胜利渡江。董振堂接到命令后，召集了军 团团以上干部开会。在会上，他挥动着铁拳庄严地下达命令：“人在阵地在，即使全军覆没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看到军团长坚定的决心，各级将领齐声说道：“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国民党“追剿”军纵队司令周浑元见进攻无效，又调集大炮对五军团坚守的阵地进行凶猛的轰击。董振堂见敌军的炮 火猛烈，便令指战员掩蔽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的炮火一停，再返回阵地，阻击冲锋的敌军。

　　五军团就是通过这种作战方法，不仅在石板河坚守了九天九夜，而且杀伤了一批敌军，胜利完成了任务。被五军团打 怕了的敌军直到五军团渡过金沙江后的第二天才敢逼近。这时，金沙江渡口的船只已经全部被毁，红五军团已经渡江走出50 多公里了。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红五军团随大军北上后，一路上，凭险在后面固守，顽强抗击敌军的追击，顺利地配合红军先头部队通过彝民区，强 渡大渡河。

　　在长征途中，董振堂及其指挥的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后卫”成为董振堂及其 五军团的另一称呼。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这应当说是 对董振堂的最高评价。血洒西征路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五军团随四方面军主力一道作为左路军行动 。

　　8月，在党中央的率领下，左路军和右路军先后进入草地，向北进军。在左路军进入草地时，董振堂的五军团变为左 路军的前卫。当董振堂率五军团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了左路军总部要他立即返回阿坝地区待命的命令。董振堂怀着疑惑 回到了阿坝，在阿坝，张国焘召开了左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公开抵制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川康 边境，企图另立中央。张国焘为了让红五军团听命于他，将五军团唯一的电台密码没收，致使五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随 后，张国焘又挟迫五军团随左路军一道南下。

　　五军团随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后，被张国焘留在了丹巴县担任警戒，对付康定方向的敌人。

　　张国焘为了加强对五军团的控制，精心策划了对五军团的

　　“改造”，将其亲信安插到五军团，企图控制五军团，对此董振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6年1月，五军团奉命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改称为红五军，董振堂为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转 战千里，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董振堂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一道，对张 国焘进行了斗争，迫使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的主张，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抗日。这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也希望北上，与 中央红军会合，开创抗日的新局面。在广大将士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分裂的主张，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再 次北上。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通通向苏联的道路，开创西北抗日的新局面，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五军 ，约2万余人，渡过黄河，奉命组成西路军，向甘肃西北、新疆方向执行西征的任务。

　　在西征路上，董振堂率红五军一开始为全军的后卫。12月，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之后，红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 丹。

　　红军在西北地区作战，马匪的骑兵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了对付马匪的骑兵，在董振堂的领导下，红五军专门成立了 一个骑兵团，由吕仁礼担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对这支骑兵十分重视，他亲自抓骑兵团的训练工作。董振堂除了训练骑兵外， 还对其他的指战员说：“今后遇上敌人骑兵要认真对付。敌人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 指挥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打敌人的骑兵也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大，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 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挥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

　　从山丹出发，董振堂一直同骑兵团一道行军，他总是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队伍的前面。

　　在河西走廊上，西路军战士在没有补给、没有粮食的困境中，与兵强马壮的马匪进行着殊死的战斗。马步芳唯恐红军 进入新疆，于是对部下下令“死力堵截，阻止红军西进和东下”。决计要将红军西路军消灭在荒凉的河西走廊上。

　　西路军指战员面对十分凶悍的马匪无日不在战斗，奋勇杀敌。从1936年的11月22日至12月上旬，仅半个多 月里，西路军就毙敌6000余人，给马匪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西路军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古浪一 战，红九军损失惨重。

　　12月30日，董振堂率五军一举攻下河西重镇临泽县县城，歼敌3000多。次日，董振堂率五军四十四团、四十 五团、骑兵团和特务团总计3000余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又一举攻占了甘肃西部的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 400余人全部投降。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对当地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在县城文庙的广场上，董振堂亲 自主持召开了斗争大会，逮捕并枪决了当地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兆德。在会上，董振堂发表了演说， 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支援红军的作战。在董振堂和红五军广大指战员的动员下，许多当地的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董振堂将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组成抗日义勇军，增强了红五军的战斗力。

　　河西是敌军马步芳的地盘，红军攻占高台，对马匪震动很

　　大。于是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一个炮团和一个民团约2万余敌军，向高台猛 扑过来。

　　从12日起，敌人以8倍于红军的兵力，对高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高台城墙实为一个大土围子，高不到6米，顶上又窄，很难组织火力。董振堂率五军的一部约3000余人，在高台 与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本来，董振堂曾组织了部分兵力，准备乘敌军立足未稳，一举突破敌军的包围。就在这时，原张国焘 的秘书、西路军政委黄超送来一封信，说西路军总部要求五军必须守住高台，策应其他部队的战斗。

　　于是，董振堂立即召集营以上的干部会，命令大家说：“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为了守住高台，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进行城防。大家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满沙土，泼水结冰，将高台城墙加 固加厚。城内所有的铁匠也被动员起来，不分昼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弹药的不足。同时，董振堂还将高台城划分成若 干个防区，让五军的各主力团分别固守。

　　每天，马匪军先是用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向城上拥来。守城的红军战士在董振堂的领导下，死 死守住缺口，同冲上来的敌人进行拼刺刀，反复冲杀，直到将马匪军打退。到了夜间，红军战士又将缺口修补起来。

　　红五军在高台作战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补给，五军的战士伤亡越来越大，弹药消耗也得不到补充，直至后来弹尽粮 绝。为了堵住马匪军的进攻，五军所有的人都上了城墙，女同志、炊事员、饲养员和机关人员，用大刀、枪刺同敌人拼搏，敌 人冲上来了，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手抓、用牙齿咬，甚至抱住敌人一道滚下城墙，同归于尽，绝不让敌军冲进城。

　　1月18日，马匪军在高台城内的反动民团配合下，将高台西关的城墙和民宅院落全部打通，敌军像疯狗一样一边嚎 叫着，一边拥进了高台城。五军的战士们利用民房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19日晚，五军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董振堂率身边仅有的50余名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向党庄严地宣誓道：“ 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

　　20日，董振堂率五军在高台血战八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和收编民团的叛变，高台被敌军攻破。董振堂率仅有的几 名战士，一路冲杀，来到城的东门。因敌军占据了城门，董振堂便从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出去，不料被敌军围住。董振堂 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向敌军射击，最后，子弹打光，壮烈牺牲。

　　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牺牲在荒凉的河西走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