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军魂——劫后余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又强渡了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已经是指日可待了。然而，此时中央红军还有一批将领 却正处在最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们就是被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陈毅、项英、粟裕等人。

　　主力红军从苏区撤出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决定留下一些同志和一部分 红军，在苏区继续坚持斗争。当时被留下来的有：中国共

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何叔衡、瞿秋白、方志敏、陈潭秋等，还有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代理、中革军委副主席项英，西方军总指挥、江西省军区总指挥陈毅，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贺昌， 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和赣南军区政委阮啸仙，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伯坚等。

　　留下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3个团，独立第三、七、十一、十五、十六团，江西省军区第一 、二、三、四团，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十、十三、十四团，福建省军区独立第八、九、十九、二十团，闽赣省军区的独立第十 二、十七、十八、二十四团，再加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1.6万余人。

　　为了统一领导留下来的同志和部队继续革命，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办

　　事处，以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全面领导留下来的同志和部队；以陈毅为中共中央 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留下来的部队进行军事斗争。

　　项英，湖北武汉人，是一位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在十几岁时，他就进入武昌的一个织布厂当工人。武汉是中国 工人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城市，项英早在1920年就参加了工人罢工运动，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出任京汉 铁路总工会的总干事，参与了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工作。1926年，在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时，他发 动武汉工人积极配合北伐军攻占武昌城，并出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一职。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中央十分强调选拔工人出 身的干部担任党的领导，他因此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30年又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 记。同年12月，他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来，红一方面军撤销了总前 委，项英实际上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3年5月，他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代理主席。1934年1月，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项英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代理了中革军委副主席。

　　中央红军准备长征时，考虑到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的 工作经验，决定让他担任留下来的机构的负责人。当项英得知这一决定时，表示坚决服从。但是，项英毕竟是工运领袖出身， 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是他的专长，对于领导军事斗争是一个外行。皖南事变时，他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东南局书记，由于缺乏 军事指挥能力，同时又竭力限制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指挥，最终导致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军的围攻下惨败。

　　作为全面领导者的项英对军事指挥不在行，那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陈毅自然而 然就成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军事负责人了。

　　受了重伤的陈毅被“左”倾领导人当作“包袱”扔在了苏区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陈毅从小就十分聪明，还在5岁 时，其父见其记忆力十分强，便将其送入私塾读书。当时在私塾读书，如果谁不能背出书来，就要挨先生的戒尺，唯独陈毅进 入私塾后，从未挨过先生的戒尺。正如陈毅自己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我记忆力很好，读书三遍就能背诵。”

　　1910年，陈毅全家搬到了成都，陈毅也随之进入了锦官驿小学读书。三年后，他又进入了高等学堂读书。十分好 动、对军事有特别嗜好的陈毅，从高等学堂毕业后，就报考了熊克武主办的讲武堂，因数学未能及格，没有被录取。于是，他 又想去当兵，他的母亲考虑他岁数还小，不愿意，此事便到此告吹。就在陈毅十分彷徨时，成都街头贴出了“中国留法勤工俭 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的招生广告，他看后十分高兴，立即前去报考并被录取。

　　第二年，陈毅又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公费留学法国的资格。于是，陈毅怀着一颗求学求知之心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途 。

　　在法国留学期间，陈毅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

　　且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中国的早期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反对国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卖国条约 的游行示威活动，结果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

　　回到国内后，陈毅出任重庆《新蜀报》的主笔。不久，由于陈毅在《新蜀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众武装》的文 章，抨击了军阀政府，结果惹怒了重庆地方政府，被“礼送出川”。

　　从四川被驱赶出来后，陈毅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的中法大学就读。在中法大学学习期间，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 李大钊的委派下，到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做兵运工作。

　　在杨森的部队中，陈毅结识了朱德，朱德这时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杨森的川军中，动员杨森b口入国民革命 军，支持北伐战争。朱德和陈毅两人彼此说明身份后，决定共同做杨森的工作。从此，朱德和陈毅开始了共同战斗的历程。

　　不久，陈毅在重庆结识了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四川负责军事工作的刘伯承，于是陈毅又参加了泸顺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在陈毅准备与刘伯承一道发动泸顺起义时，四川的反动军阀制造了杀害共产党人的惨案，在朋友的掩护下，陈毅来到了武汉 ，担任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书记一职。

　　武汉黄埔分校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它是黄埔军校4个分校当中最出色 的一个，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由于这个学校长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控制下，所以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些军事骨干力量。

　　到了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发动了反共大屠杀，武汉国民政府对蒋介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中国 共产党的力量在武汉非常活跃，中国共产党基本掌握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使武汉分校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武 装力量。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汉分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这时，陈毅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隐蔽到教导团郭化若任连长的炮兵连中任总支书记。不久，郭化若的共产党员身份也暴露了，陈毅星夜赶往南昌，参加南昌起 义。

　　陈毅到达南昌时，起义队伍已经撤离。陈毅于心不甘，跟踪追赶，终于在抚州赶上了队伍，被起义军的参谋团任命为 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指导员。当周恩来向陈毅传达这个委任时，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会嫌小吧? ”

　　陈毅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陈毅要去的团是原叶挺的独立 团，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南昌起义军进至广东三河坝、汤坑地区时，与敌军发生遭遇战，部队损失很大，整个起义队伍2万余人，只剩下了朱 德和陈毅领导的约2500余人，其他全被打散了。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和朱德商量决定领导这支队伍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当 时，林彪就在陈毅领导的第七十三团担任第七连连长。

　　又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减少到七八百人，师团一级的政工干部除了陈毅外都走光了。为了稳定军心，朱德和陈毅在天 心圩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朱德正式向全军宣布说：“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同志共同领导。”

　　随后，陈毅和朱德领导南昌起义队伍在粤赣边界转战。一天，队伍来到韶关城外西河坝的一座天主教堂前，教堂里十 分宽敞，战士们想要进去借宿，然而一个身材细长的外国神父走了出来，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厉声喝斥战士们，战士们也十分 恼火。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时，陈毅走了上来。

　　他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对神父说道：“尊敬的神父先生，我听出您是法国人，是吗?”

　　神父愣住了，他惊讶地看着这位年轻的军官，一时说不出

　　话宋。

　　“如果方才我的同伴冒犯了您的话，请不要见怪。”陈毅继续说道。

　　神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支衣着褴褛、装备低劣的队伍中，却有着这么一位彬彬有礼且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青年军官 。他的神色缓和多了，也改用法语同这个军官交谈起来。交谈中，他得知这个军官曾留学法国。这个年轻军官的经历，使神父 改变了对这支队伍的看法，他十分友好地让战士们进入殿堂落宿。

　　在这次交涉中，陈毅以其儒雅、文明的风范使一个对中国人十分不友好的外国神父折服，第一次展示了外交家天赋。 新中国建立后，陈毅接替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外交战线上，他把自己的外交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元帅外交家”的美名。

　　1927年底，陈毅、朱德率军转战到了湘南，并于次年1月在湘南发动农民和一部分民团，举行了年关大暴动，壮 大了队伍。1928年4月他们又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和湘南暴动的起义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会 师后两军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即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陈毅为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

　　从此，陈毅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与毛泽东和朱德走上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实行武装割据和土地革 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光辉道路。

　　井冈山会师后，陈毅作为红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打败江西省军阀杨如轩、杨池生对井冈山的四次“进剿”的战 斗，并担任了红四军军委书记一职。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军队伍也有了进 一步的壮大。

　　为了进一步扩大红色苏区，红四军前委决定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等部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陈毅则率红四军出击 赣.南，进行外线的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但红四军出师不利，在大余为敌所乘，损失很大。为了鼓舞士气，红四军前委决定在大柏地给敌军还以颜色。在毛泽 东、朱德、陈毅的部署下，红四军在大柏地麻子坳设下伏击圈。敌刘士毅部的两个团稀里糊涂地钻入伏击圈，经过20多个小 时的激战，敌刘士毅部被全歼。s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乘胜攻占了宁都城。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红四军又取道瑞金、 古城一带的荒僻山路，突入福建长汀，一举歼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红四军占领了长汀，开 创了闽西根据地。在长汀，红四军官兵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了新裹腿，每人还 领到了4块钱的津贴费，战士们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队伍士气大振。有诗人美名的陈毅即兴赋诗一首：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

　　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陈毅的豪爽、豁达在红军将领中是很突出的，最能反映他坦荡无私情怀的是在他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一事上。

　　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向赣南进军的途中，连连击败围堵的敌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中 共中央为了加强对红四军的领导，决定在红四军中成立红四军军委，并任命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刘安恭担任了红四军的军委书 记和政治部主任，取代了毛泽东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刘安恭上任后，以中央的名义作出限制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职 权范围的决定，刘安恭之举实际上是要削弱前委对红四军的

　　领导。

　　刘安恭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了解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本来红四军军委是红四军前委下属机关，却对上级前 委的权限作出了限定，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此举在红四军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红四军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以36’票对5 票的结果决定撤销红四军军委，刘安恭被免职，陈毅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虽然红四军军委被撤销了，但是由此在红四军中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红四军中就是否该撤销红四军军委产生 了分歧，一些将领认为红四军前委下面不应当再有一个红四军军委，机构重叠，不易统一指挥。而另一部分将领则认为有红四 军军委可以避免权力太集中，甚至有人指责前委书记毛泽东有“专政”和“家长制”的倾向。

　　产生这一问题的现象有着复杂的原因，红四军中有一些从旧军队中脱胎过来的将领，他们对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和运 动战，以及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不十分理解，他们希望红军能像北伐军一样，攻城略地，早一点夺取革命的胜利。 这种认识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了，如当时随南.昌起义队伍一道上山的林彪就有过这种看法，他曾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 理论提出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林彪提出的疑 问。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对解决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可能短期内根本解决，现在红四军在作战中连连取胜，一些主张 攻城略地的思想又有抬头，并且占了很大的成分。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产生不满，借口毛泽东作为红 四军前委书记时有“专权”和“家长制”的现象，要排斥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这一问题在红四军的领导同志之间也有反应 。

　　正当此时，蒋介石调集部队准备对闽西红军进行“会剿”。大敌当前，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认为必须停止争 论，团结对敌，否则会给党和红军造成分裂，在敌军的进攻面前招致失败。为此，他提出红四军立即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 ，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以求得红四军的统一。

　　陈毅的建议得到了红四军前委的同意，红四军前委决定由陈毅来负责筹备大会。6月22日，经过仓促准备的红四军 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决议，决议否定了在红四军前委下设一个军委的意见，认 为这是机构重叠，不便于领导，同时，决议也指出“书记专政”的指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但是，会议就是否要继续走农村包 围城市这条道路没有作出明确的表态，并且，会议改组了红四军的前委，选举了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因红四军中的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且他在红四军中受到了排挤，便带着谭震林、江 华、曾志等部分支持他的人离开了红四军前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是红四军的重大损失，陈毅觉得这不利于红四军的建设和作战，他一面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军 委工作(毛泽东因红四军中许多问题未能解决，没有回去复职)，一面决定自己亲自前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的情况 ，请中央对此作出指示。

　　陈毅到达上海后，全面地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 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党的历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 东对红四军的正确领导，要求红四军前委必须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对

　　红四军的领导，同时，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工作方法也提出了改进意见。

　　陈毅带着指示信回到了闽西，向红四军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然后就和朱德一道迎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陈毅见 到毛泽东后，主动向毛泽东作了检讨。

　　毛泽东见红四军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并看到陈毅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感到很高兴，在陈毅再三请求下，便答 应回到红四军前委任职。他在给中央回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 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传达到。”在党中央的开导下，同时也经过实践的检验，陈毅认识到毛泽东 的游击战战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于是，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十分爽快地向毛泽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陈毅的勇于自我批评，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复出主持红四军的工作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挽留要到上海去工作 的陈毅。即使40年以后，陈毅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时，毛泽东还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

　　陈毅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同时对于错误的东西也决不与之同流，这种疾恶如仇的本性， 决定了他与“左”倾路线不合拍，成了“左”倾领导人的排斥对象。

　　1933年初，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苏区，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军事路线，要中央苏区的 主力红军前去攻打敌军重兵防守的赣州等重大城市。

　　对于临时中央的所作所为，陈毅从内心深处十分反感。是年6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召开了打击毛泽 东的第二次宁都会议，陈毅作为江西军区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上，当大多数跟着“左”倾路线跑的人竭力批评毛泽东的游 击战争思想时，陈毅却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红军的功绩，并以红军几次反“围剿”作战为例说明毛 泽东游击战思想的正确。同时，他还在会上提议让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一道为江西军区机关干部作报告。陈毅这一不“合节 拍”的行为，当然得不到“左”倾领导人的赞同。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专员来到江西省委，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要求江西省委借批判、“罗明路线”之际，再次 批判毛泽东，以清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影响。陈毅和罗荣桓(时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会议，但是两人均没有上台 发言表态，被中央来人指责为江西军区有“机会主义”。

　　在“左”倾路线一统天下的情况下，陈毅无法通过组织陈述自己的主张，便公开发表文章，展开与“左”倾路线的斗 争。他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潮流》、《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提出战争的指挥者应从实际 出发制定作战方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力量潜入敌后进行作战。陈毅的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指摘为“鼓吹游击 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

　　长征前，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走”与“留”这一问题，为“左”倾领导人根据他们的好恶来裁决提供了一个极 好机会，对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或者“不听话”的干部，可以乘机“扔掉”。

　　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中被留下来的有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这些都是文弱书生，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 ，留下他们有生命危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先后在战斗中牺牲或者被俘后遭杀害。

　　像陈毅这样敢于“鼓吹”游击战，敢于同“左”倾领导人

　　对抗的红军将领，必然是“左”倾中央领导人打击的对象。恰好这时，陈毅左腿受伤，这为“左”倾领导人留下他提 供了最好的借口。

　　陈毅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率部冲锋陷阵，在兴国老营盘指挥西方面军作战时负伤的。他的右胯骨被敌 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不能行动。按陈毅的情况，根本就不应该被留在苏区，因为谁都知道像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且又 身负重伤，留下肯定是凶多吉少。然而，“左”倾领导人认为这是惩罚“不听话”的人的最好机会，陈毅被留了下来。

　　当时，陈毅因伤势未愈，还躺在床上。当他看到医院里的医疗器械、药品等都被包装成箱时，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 ，但他不知道主力红军要转移到哪里去，为此，他专门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询问情况。

　　周恩来接到陈毅的来信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在医院，周恩来告诉陈毅，中央已经决定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 的“围剿?，向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将不随主力行动，在苏区指挥留下来的部队军事上的行动 ，项英负责全面的工作。

　　事实上，陈毅将要率领的1.6万余人中，大多数是伤员，不少是新入伍的战士，从未受过正规训练，有的从未拿过 枪，基本上不会打仗。留下来的人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不仅要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还要在20万“围剿”苏区 的国民党部队中寻找生路。作为一名高级将领，陈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但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高度觉悟，使他没有因为任务的 艰巨而惧怕，反而感到振奋。所以，当周恩来向陈毅传达完命令后，关切地问他的伤情时，陈毅十分焦急地说：

　　“伤还没有好转，医生还没有把打碎的骨片取出来，我一直要求拍一次X片，看看伤情如何，就是没有人给我拍。”

　　听了陈毅的话，周恩来当即将医院的领导找来，要他们立即给陈毅拍一张X片，看看伤情如何。当听说X光机器和片 子已经包装好了等待着撤离时，周恩来命令道：“立即打开，给陈毅同志拍一张。”

　　于是医院将机器打开，但是因为发电机也被拆装起来了，没有电拍照。周恩来问道：“还有没有备用的?”

　　医院的领导说：“有一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不过放在离医院很远的地方。”

　　周恩来命令道：“立即运来，务必给陈毅同志拍片。”

　　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医院立即将发电机运了过来，给陈毅拍了一张X片。X片显示陈毅的右胯骨被打碎了一角，如果 不立即进行手术将会感染，严重的会招致瘫痪。周恩来又命令卫生部长贺诚立即给陈毅动了手术，取出了作祟已久的碎骨。

　　手术后的第二天，陈毅忍着巨痛让人把他抬到了中革军委的驻地，恰好中革军委的总负责人博古在那里。博古见到陈 毅，感到十分的不自然，因为是他作出决定让受伤的陈毅留下来的。他走上前握住陈毅的手说：“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前去 看望你。”说着，博古对陈毅解释道：“此次撤退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有了七八年时间，在江西 有名望，党内和军内都活动得开，项英到中央苏区才两三年，又没有打过游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让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 ，协助项英同志搞好工作。”

　　陈毅一向是个十分乐观的人，他不是来听解释的，而是来领受任务的。

　　陈毅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中革军委撤离时规定，苏区必须待中央红军主力突出湖南后，才能公开野战军突围的消息，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 、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带”为部队的活动中心，要求留下的红军必须坚守，以牵制敌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

　　送走主力红军后的第二天，陈毅见到了留下来的总负责人项英。项英来到陈毅住的医院，向陈毅传达了中央撤走后的 有关部署。在中央红军撤走前的一天晚上，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撤走后苏区兵力如何部署与项英作了彻夜长谈。这位来自德 国的军事顾问，对问题的考虑不能不说是“十分周到”的，他为使主力红军能顺利撤出苏区，并能在敌军还未发现红军撤走之 前就通过敌军在赣、粤、湘、桂部署下的四道封锁线，决定让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必须打着主力红军的旗号，活动一段时间，而 且，还必须尽全力阻止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犯，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从表面上给国民党军造成主力红军仍在 中央苏区的印象。主力红军安全转移后，留下来的部队的任务则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苏区 的敌人无法稳定统治，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毅听完了项英的传达后，对“左”的领导人仍然抱着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思想不放、让留下来的红军继续同敌人进 行死打硬拼的想法感到不可理解。他觉得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失败了，失败了就失败了，没有必要再继续 往面上贴金了。这时任务应当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为主，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对敌发起进攻。

　　于是，陈毅当即对项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不会因主力红军撤出苏区而丢下苏区不顾的，他不会让苏 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反革命的大风暴很快就要袭来，我们必须立即做好打游击的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经是不可否 认的事实了，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失败了硬是不承认，那是十分危险的。”陈毅越说越激动， 他对“左”倾机会主义者把苏区弄成这样感到十分的愤怒。

　　在保卫苏区的战略上，陈毅认为：蒋介石的兵力远远超过红军，蒋介石一定会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 一部分兵力专门对付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敌军仍是占绝对的优势。为此，陈毅主张，在完成掩护主力红军撤出苏区 的任务后，要迅速地把领导干部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个 游击区，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相当数量的革命力量。对于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陈正人、周以栗等身体有病 或年高体弱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识分子和妇女，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

　　项英这个出身于工人的积极分子，极受中央领导人的信任，他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原中 共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更是这次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他对陈毅的建议根本不放在心 上，也根本不想去改变博古等中革军委领导人交给他的任务和使命。

　　所以对于陈毅的话，项英并不以为然，他满有信心地说：“红军主力西征，必然把敌人主力也拉走，这会减轻中央苏 区的

　　军事压力。中央红军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打几个胜仗，然后再杀回来，我们来个内外夹击，可以粉碎敌 人的围攻，恢复和扩大我们的苏区!”

　　项英对保卫苏区的战斗充满信心，陈毅感到不可思议，他十分激昂地反驳道：“红军主力在时，尚且无法打退敌人进 攻，而红军主力撤走，我们反而能够保卫苏区，这是梦想!”

　　“你这种悲观的情绪，我是早就知道的。打几个败仗就气馁，我希望你彻底转变。”项英也按捺不住了，他以十分愤 怒的口气对陈毅说道。

　　最终，项英作为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决定了苏区红军的作战方针。

　　不久，在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致电项英，指示留下来的同志立即成立中央苏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 ，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这个命令令当时留下来的同志们十分迷惑，大家都知道，留守的领导同志当中，唯有陈毅真 正懂得军事指挥，不给他以任何军职，让他如何去指挥部队进行作战呢，中央红军走时说的让陈毅留下来负责军事又从何说起 ?事实上，博古根本就没有让陈毅负责军事的意图，走时的说法，只不过是作为留下陈毅的借口而已。

　　主力红军从中央苏区撤走后，红二十四师及各独立团立即接防了主力红军留下来的阵地。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留 下来的红军战士仍然像第五次反“围剿”中主力红军作战那样，集中兵力进行四面防堵。项英命令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和江 西省军区部队，分别去赣州、广昌、兴国、石城等地正面抵挡国民党军的进攻。本来主力红军就是因为与国民党军进行对抗损 失很大，现在这些留下来的老弱残兵，仍一如既往地与敌军进行正面对抗，其结果可想而知。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和江西省 军区的部队伤亡很大，国民党军长驱直入。

　　李德、博古为了使主力红军能“安全”撤出苏区(实际上李德、博古是想能顺利地逃命)，根本不顾苏区地方组织和 地方部队的安危，他们一面要这些地方部队去前线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秘密进行撤退，致使主力红军撤走好长时间，许 多地方组织、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还不知实情，以为主力红军仍在苏区，对敌军的到来，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敌人每到一地很 快就抓到了大批红军战士和革命骨干，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据后来的统计数字表明，在中央 红军撤走、敌军进入苏区的最初几个月里，瑞金就有1.8万余人、于都有3600余人、宁都有4700余人、兴国有21 00余人、会昌有972人、长汀有3237人被杀害，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来不及隐蔽就被敌人抓到了。整个苏区在沦陷的 3年间，共有70多万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占苏区总人口的1／5。

　　对于中央苏区和红军队伍遭到的损失，陈毅心如刀绞，但他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为了使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能听到党 的声音，他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第一号公告，以六言韵文的形式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人 民的罪行。然后，他派人到处张贴；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广大群众觉得中国共产党仍然在继续战斗。

　　陈毅终于能拄着棍子下地走路了，他迫不及待地召集留下来的同志开会，将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各个部门进行了压缩和 精简，让一些裁下来的同志到各处游击队和部队中去，另外一些年纪大的、有病的和所有的女同志立即离开红都瑞金。因为陈 毅知道，瑞金是国民党进攻的主要目标，这些同志留在瑞金危险最大。在这些被转移的同志当中，有陈毅的妻子赖月明，毛泽 东夫人贺子珍的父母贺焕文、温吐秀，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陆

　　定一的妻子唐义贞等近千人，他们离开瑞金后，党组织又千方百计地将他们转移到白区去隐藏起来。

　　项英对于国民党的暴行十分愤怒，对苏维埃国土不断丧失感到焦急。于是，当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最后一个县城会 昌发动进攻时，他将红二十四师和瑞金、会昌两个独立营组织起来，集中在会昌附近伏击了前来进犯的敌军。这一仗虽然歼灭 了敌军半个旅，但是，红二十四师伤亡也很大，且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敌军很快出动了四个师向红二十四师扑了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四师如果不及时撤出会昌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陈毅力劝项英将红二十 四师从会昌撤了出来，避免了这一危险。

　　三个多月过去了，到1935年初，主力红军走到哪里去了?陈毅无法知道。他只知道红军离开了苏区，实行了战略 转移，具体到了哪里，他也说不清，因为他已经与主力红军完全失去了联系。不仅如此，苏区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三角地带了，留下来的红 军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国民党集中了约12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合围过来。这时，与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联系也早已中断，而项英 仍然没有改变对敌的作战方针，还没有进行游击战的打算。赣南军区的独立第六团一直与粤军优势的兵力进行激战；中共江西 省委、省军区的部队约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包围，最终大部壮烈牺牲，只有少量的红军战士在代理书记曾 山的率领下突围出来；红二十四师在与敌军的作战中损失也很大。

　　陈毅耐着性子，经过数月的说服，最终使项英同意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但是为时已晚。苏区的各部都被敌军分割包 围起来，让红军分散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已经无法向下面各部队传达了。项英只好让红二十四师的主力部队与中央分局、中央 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们一道分成9路分别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2月中旬，突围战斗开始，在突围的9路当中，只有3路突围成功：陈潭秋、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突围到了 闽西；龚楚、史犹生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到达了湘南；毛泽覃率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连也到了闽西。其他6路都受到了堵击 和袭击，或者被打散。许多领导人牺牲或被俘，诸如阮啸仙、刘伯坚、周以栗等。

　　陈毅和项英、贺昌是最后一路突围的，因为还有2000多名重伤员需要疏散。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们恳切地进 行动员，动员他们到山区去，到群众家里去，同时也动员广大群众救护自己的战士们。当陈毅将2000余名伤员安置好时， 突围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陈、项、贺率领的部队在准备强渡梅村河，冲出包围圈时，被敌军发现，队伍被打散。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被敌 军击成重伤，为了不被敌人俘虏，贺昌战斗至最后，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陈毅和项英见无法突出去 只好又带着剩下的200余名战士退回到山中，与敌人周旋。

　　敌人包围了整个I山头，为了抓到陈毅，敌军悬赏5万银元。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陈毅和项英决定让部队到赣粤边 界进行游击战，自己则率领少数的警卫人员另行突围。

　　在山上，他们碰上了对地形十分熟悉的红二十二军区委书记曾纪才，陈毅曾担任过红二十二军军长，曾纪才听说陈毅 没有退出苏区，专程前来寻找陈军长，领他们转移到于都南部的山区。在曾纪才的带领下，陈毅和项英终于从敌人的包围中突 了出来，来到了于都南部的山区——梅山和油山，继续进行战

　　梅山和油山，位于赣粤边界，方圆5公里余，这一带地势复杂，漫山遍野都是松、柏、桦、杨等树，远望是一片树海 ，便于红军隐蔽。

　　蒋介石获悉项英和陈毅已经转移到粤赣边界的山区，立即调集了重兵前来“清剿”，调来的部队有他的嫡系部队第四 十六师、粤军第一军和江西省的一些保安部队，共约三四万人。为了防止陈毅与项英突围，国民党军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将梅 山、油山团团围住，然后，国民党军再施“清剿”。为了断绝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军将周围的老百姓全部赶走，将所有 能吃的东西也全部带走，企图陷红军游击队于空山中，不是被困死，就是被饿死。

　　国民党军为了抓到陈毅和项英，还利用叛徒龚楚来引诱红军游击队出山，然后一网打尽。

　　龚楚原为中央军区参谋长，他率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二团突围出去后，遭到粤军的袭击，遂叛变了革命。为了让这个叛 徒卖命，广东军阀陈济棠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并专门给他配备了一支40多人的卫队，要他到梅山、油山一带诱捕 陈毅和项英。

　　龚楚把自己的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来到梅山一带，并派人向陈毅和项英送信，说他要在龙西石与陈、项见面，向 他们汇报工作。对于龚楚其人，陈毅是十分了解的。龚楚原是湘南游击队的负责人，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时 ，因拒不执行彭德怀的命令，使湘赣军区遭到很大的损失，曾被降为团长。对这个人，陈毅不太相信，现在是非常时期，龚楚 为什么丢下游击队，前来汇报工作?因此，陈毅建议项英暂不要去见龚楚，过一段时间再说。

　　龚楚送出信几天后，不见回音，着急了，他害怕自己的投降被陈毅知道，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利用中央军区 参谋长的名义，将北山地区的共产党和游击队全部召集到龙西石开会。北山地区的游击队因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整个游击队 只有大队长贺敏学和少数几个人带伤冲了出来，其余大部壮烈牺牲。

　　在油山的陈毅闻讯，十分震惊。为了继续领导北山地区的革命斗争，陈毅带上两个警卫员从油山秘密赶往北山，前去 寻找北山游击队的余部。一路上，叛徒龚楚设下了重重暗哨，要抓获陈毅。陈毅带领两名警卫员昼伏夜行，经常行进在瓢泼大 雨之中。后来，陈毅在向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外交官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们就像野兽一样生活。”在这当中，陈毅刚好的伤 口再次复发，他忍着巨痛，赶到北山找到了余下的同志，重新建立起游击队。不久，项英也来到了北山。

　　敌军通过叛徒诱捕陈、项的计划落空后，又对红军游击区进行了“清剿”，他们胁迫当地的群众携带砍刀、火柴随同 国民党军对油山、梅山进行篦梳式的搜山。在敌军的层层搜捕和封锁下，游击队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尤其是断了粮食，游击队 员们只好挨饿。后来，陈毅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道：“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个‘靠山吃山 ’，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就这样，陈毅和项英率领红军游击队一直在 山中坚持斗争。

　　有一次，陈毅在梅岭被敌军包围了近20余天，难以脱身，陈毅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的这三首诗，不仅表明了他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陈毅投身革命的信念。

　　在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主力终于与留在根据地的陈毅等取得了联系，陈毅得知中央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跳 出了敌军的重围，心情很激动，他当即赋诗一首，以表达他兴奋的心情。

　　微石终能填血海，

　　大军遥祝渡金沙。

　　长夜无灯凝望眼，

　　包胥心事发初华。

　　陈毅率约300余名红军战士，在中央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在这三年中，蒋介石虽然调动了上万的 部队，最终还是未能消灭他们。一支刺向国民党心脏的红缨枪

　　在陈毅率红二十四师和一部分独立团在中央苏区的赣南一带继续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央苏区的北面闽浙赣地区，还有 一支红军武装在频繁地活动着，这支武装的领导人就是红七军团的参谋长粟裕。

　　红七军团是在1934年7月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派出北上的。目的是北上闽浙赣 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 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其时，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政治委员是乐少华，参谋长是粟裕。寻淮洲，湖南浏阳人，曾参加秋收起义，是 从红军基层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指挥员，早年曾担任了红四军第三十团连长。1930年后，担任了红三十四师第一百团团长、 第三十五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三师师长、红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师长、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一军军长、红三军团第 五师师长。1933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最紧张的时刻，出任了新成立的红七军团军团长。最初与萧劲光合作 ，后来因“左”倾中央将萧劲光撤职判刑，政治委员改由从苏联回国的乐少华担任。

　　7月6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在后来的近4个月中，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攻打福州，转战闽东闽北，又挺进浙西 ，进军皖赣边境，最后又折回闽浙赣苏区，行程1600余公里，对“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给予了一定的牵制，配合了中央 红军实施的战略转移。但是，红七军团的损失也很大。红七军团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由于这个军团 自组建后，就经常担任长途奔袭作战任务，所以这个军团逐渐成长为善于野战、作风顽强的一支部队。在这次行动中，红七军 团出发时共有6000余人，由于部队新建不久，武器装备不全，全军团只有1300余支长短枪、部分轻重机枪和几门追击 炮，还有些部队战士使用的是梭镖，红七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已经损失过半。

　　11月4日，红七军到达闽浙赣苏区，并遵照中革军委的命

　　令与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十军合并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司令员，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任参 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了，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的四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命令红十军团 进入皖浙赣地区，与敌军作战，牵制敌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11月底，当红十军团进入赣东北时，遭到了敌军20多个团的 围攻，红十军团被迫又向闽浙赣地区折回。粟裕率先头部队机动灵活地通过了敌军的封锁线，但方志敏及军团主力则在江西怀 玉山一带被敌军重兵围住，由于敌众我寡，十军团主力被打散，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方志敏和寻淮洲等都先后牺牲。

　　组建只有两个多月的红十军团消失了，粟裕遥望着怀玉山方向，心念着那一个个熟悉的战友，不禁潸然泪下。27岁 的粟裕，不得不肩负起保留革命火种的重任。

　　粟裕，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村的一个旧式封建地主家庭。会同县地处湘西，无论是政治、经 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粟裕的父亲粟嘉会是清末的落第秀才，靠着继承下来的财产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他是一个思想保守但 很忠厚的人，一心想把粟裕培养成继承家业的接班人。粟裕6岁时，就被送进私塾读起了古书。

　　童年时代，粟裕十分活泼好动，喜欢游泳。11岁时，粟裕从私塾中走出来，先后在县城的模范小学和高等小学读书 。

　　粟裕在高等小学读书期间，会同县城里驻扎了北洋军阀的一个连队，该连的连长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小军阀，就是县太 爷，在他面前也俯首听命。这个连长经常带领士兵欺压百姓，会同县的老百姓备受这些反动军队的蹂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 粟裕看到这一情景，心中暗暗发誓：今后自己一定也要带一支队伍，回来好好地惩罚这帮欺压百姓的坏蛋。后来粟裕离家出走 ，来到常德，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这时，粟裕年满18岁。因南方革命形势高涨，常德师范也受到了影响，一些激进的 青年都向往革命，粟裕接受了新的思想，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常德师范的学生发起了声援斗争，并与常德的驻军发生冲突。粟裕 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湖南军阀许克祥发动反 共的“马日事变”，波及到常德，粟裕与几个进步的学生受到通缉。为了避免被反动军阀杀害，粟裕等几人逃出常德，来到武 汉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叶挺担任师长。由于当时反革命右派 到处迫害革命人士，为了收容两湖一带被迫害的青年和工人，叶挺在第二十四师中专门成立了教导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教导队就收容了1000多人，这1000多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革命激情都很高。为了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教 导队对这些革命者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教导队每天的生活要比一般的士兵严格，每天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时 分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的点名训话。

　　学生出身的粟裕在这当中受到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学到了较丰富的军事知识，锻炼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粟裕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经历时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要求非常 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故意在饭中掺上头发和沙子，你挑拣就吃不饱。在战争环境中，各种 条

　　件很艰苦，从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都要适应战争条件，平时就要吃苦。”

　　1927年8月1日，粟裕随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了班长。起义失败后，粟裕随部队转战在赣、闽、粤一 带。lo月16日，当部队转到闽赣交界的武平时，围追之敌从后面追了上来，起义军的总指挥朱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军两个 团的进攻。为了掩护部队转移，朱德命令粟裕所在排断后。

　　粟裕和战友们占据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与敌军展开了激战。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粟裕的头部，子弹从右耳上 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血流如注，粟裕当即栽倒在地。

　　全排完成掩护任务后，乘敌军退回武乎准备再次攻击的间隙，迅速撤离阵地，追赶大部队去。排长看了看倒在地上的 粟裕，十分惋惜地说：“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说着就卸下了粟裕身上的驳壳枪，率队伍开始转移。

　　这时粟裕迷迷糊糊地还有一些知觉，只是动弹不得，听到排长的话，粟裕想说：别丢下我，我还要跟部队打仗。但是 头部剧烈的疼痛使他无法动弹身子，也无法说出话来。

　　过了一会，四周已经没有一人了，粟裕稍稍有点恢复，他的四肢能动弹了，但还是无法爬起来。“不能就这样死去， 要赶上部队。”这一坚强的信念驱使他挣扎着向前爬去，身体一失重，粟裕顺着山坡向山下滚去，落入了山脚下路旁的一块水 田里。粟裕挣扎着向路上爬着。恰好有几个战友随路向后撤退，他们看到挣扎的粟裕，连忙走上去为他包扎了伤口，并搀扶着 他追赶部队去了。

　　身负重伤的粟裕以顽强的毅力赶上了部队，令部队的战友格外感动，部队的领导人朱德和陈毅听说后，特来看望了粟 裕。不久，起义军在大庾进行了整编，革命立场坚定、作战勇敢的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政治指导员。不久，粟裕又随部队到达 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粟裕担任了新成立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三连连长。

　　此后，粟裕跟随朱、毛，在艰苦的作战中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红军基层优秀指挥员。在打破国民党 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二次“围剿”中，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进入敌军的后方打击敌人。在毛泽东、朱 德的领导下，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一路攻占大庾、夺取宁都、袭取文家市等，取得了一连串的战斗胜利。好学勤思的粟裕， 紧紧跟随在毛泽东、朱德的身边，眼界大开。他仔细体会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作战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法，在历时三个月的行 军作战中，粟裕受益匪浅，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能从军事战略角度理解最高指挥员的决策，以主动精神和创新精 神执行各项任务。

　　粟裕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会了从地理、气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民俗、历史等 方面综合分析问题，从战略高度选择作战突破点的能力，粟裕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得到了极大的长进。这一段的经历为以后 粟裕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他领导华东野战军在华东战场上屡屡重创敌 军，并向党中央提出了在徐淮地区举行淮海战役的重大建议，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粟裕出任了新成立的红七军团的参谋长，不久，就承担起北上先遣队 的任务，离开苏区单独行动。最初对于让红七军团单独北上进入蒋介石统治的闽浙皖一带宣传抗日，创建苏区，粟裕心中是想 不通的。北上的行动是进入与日寇无直接对立的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

　　日，无疑是隔靴搔痒，不仅很难发动群众，而且枉然断送了红军的一支有生力量。粟裕哪里知道，这时的中革军委让 红七军团北上的真正目的在于：派出一支部队深入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带，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的部队，配 合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当时，“左”倾领导人并没有告诉粟裕等这一真正的目的。

　　现在，方志敏不在了，寻淮洲不在了，艰巨的任务只有他来承担了。193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粟 裕率领的抗日先遣队余部组成了挺进师，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

　　在中央苏区有两人叫刘英。女同志刘英，是湖南长沙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去了。后来她成了张闻天的爱人，先后担任 过少共苏区中央局组织科科长、少共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军委政治部秘书长，到达陕北后，一直在中共中 央机关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

　　另有一位男同志，也叫刘英，也就是这位挺进师政委。他是江西瑞金人，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过红四军的连政 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治委员，红九军团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十 四师政治委员，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11月，他同粟裕一道率红十 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军的重围。后来，他同粟裕一道领导挺进师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挺进师成立后，中央立即命令其挺进浙江，在蒋介石的老家开展游击战，从战略上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1935年2月，粟裕、刘英率挺进师三个支队和师直属队共500余人，进入浙江 境内，并以仙霞岭一带为根基，在浙西南开展游击战。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带，反动统治势力强大，挺进师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十分艰难。为了能在浙江站住脚，粟裕 将挺进师改编成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是年4月，粟裕率挺进师通过游击战方式，打退了敌军两个保安团的合 击，为在浙江站住脚奠定了基础。

　　粟裕率部在浙江进行游击战争，令蒋介石大为恼火，他命令浙江省主席黄绍指挥八九个保安团“剿灭”红军游击队。 然而，在粟裕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术思想指导下，黄绍豌的近万人的保安团被红军游击队打得日夜不得安宁，损失很大。至 9月，黄绍蛇的“进剿”不得不宣告失败。这时，浙西南根据地已经扩大到江山、遂昌、松阳、浦城、龙泉等五个县，方圆达 百余里，挺进师也发展到5个纵队、两个支队，近千余人。

　　1935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了32个团的正规军6万余人，在蒋介石的亲信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的指挥下，再次 向浙西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面对众多敌军的进攻，粟裕采取了“敌进我退”的方针，留下少数部队在根据地内坚持 斗争，牵制敌军，主力部队跳出敌军包围圈，运用游击战术，从浙江到福建，又从福建回到浙江，往返机动与敌军周旋，在机 动中不断寻找机会歼灭敌军一部，在这次作战中，粟裕脚踝骨负伤，这是他从事革命后的第6次负伤。到了1936年6月， 粟裕率挺进师击退了敌军的第二次“进剿”。

　　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抗日，北方的红军改编为

　　看，都想看一眼这些神奇的英雄，是否长得三头六臂。当队伍经过杭州时，国民党浙江省省长黄绍蛇宴请红军将领。 黄绍看了粟裕半天，仍然怀疑地问：

　　“你就是粟裕?”

　　粟裕讥讽道：“黄省长一定以为我是青面獠牙吧。”

　　“那倒不是。没想到你是这样瘦弱的一个书生。”接着又说，“你这个人实在不可思议。我打你时，年复一年，东征 西讨，不知费了多少力气，连你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是和谈一天，城里乡下到处都是你的人!”

　　三年游击战争，粟裕领导的挺进师与陈毅率领的游击队，在原中央苏区的南北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两人虽然互未谋面，没有多少来往，但正是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使他们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他们此 后共同战斗岁月的开始。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一同领导新四军战斗在大江南北；皖南事变后两人分别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和 第一师师长；在解放战争中，两人又一同领导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分别担任了司令员兼政委和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的职务。 在华东战场上，他们共同统帅着几十万华东野战军，纵横驰骋，先后进行苏中七战七捷、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共消灭了国民党几十万精锐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