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让打工子弟学校自然消亡

　　本报记者 沈颖实习生 刘宇翔

　　“贸然取缔，不合实际”

　　记者：您对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引起的风波作何评价？

　　崔传义：按照海淀区教委的说法，本学期开学时分流学生预计超过15000人，但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多少 学生如期地转到公办学校。如果不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顶着压力继续开学，就会造成一万多学生无法就学，这是一个严重的社 会问题。所幸海淀区现在已暂缓取缔，但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

　　记者：您怎么看待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们和家长们的反应？

　　崔传义：让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并没有错，这是个趋势。但事先需要调查研究公办学校是否真正有能力接收所有的打工 子弟。在尚未安排好这些学生的情况下，贸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不合实际。

　　打工子弟学校是建立在农民工的低交费的基础上来运行的学校，它本身的学费要用于教学、租房、教师工资开支，让 他们来解决150万元的注册资金，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

　　“五证”的要求包括暂住证、身份证、务工证、居住证、家里没有监护人的证明，这里也存在一些问题。务工证自去 年12月就已被劳动部取消，而要“证明家乡有没有监护人”并不可取。不能因为有祖父母小孩就不能跟着父母，父母对孩子 的教育不能替代。

　　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与服务，一定要和被管理、被服务的对象充分沟通，倾听并理解他们的实际 困难和要求并妥善解决。

　　“取缔该取缔的，保留该保留的”

　　记者：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崔传义：1998年之前，由于城乡分割体制，农民工子女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公共教育之外，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 ，对于避免一些农民工子女流落街头变成文盲有无法抹杀的历史贡献。政府和社会应该感谢他们。

　　1998年后的第二阶段，国家教委和公安部开始重视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肯定了简易学校的存在，再加上农民工 进入城市速度加快，流动儿童增加，需求增大，民工子弟学校大量出现。

　　第三阶段从2003年起，国办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彻底废除了对农民工进 城就业的限制，同时提出流入地政府负责农民工子女教育，要以公办学校为主。

　　这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公办为主，实际上是说还要打工子弟学校作补充。对于那种事实上承担着民工子女义 务教育的打工子弟学校，主要的考核标准应该是“师资、安全和卫生”，对设备条件要酌情放宽，只要师资、安全、卫生没有 问题的，应该得到扶持，给它们提供教育经费或师资培训。确实存在一些学校教育质量比较差，但不能仅把责任归于他们，社 会也有责任。取缔该取缔的，保留该保留的。在这些学校从事了多年教育的老师，也应该给予尊重，不能一刀切地一律冠以“ 取缔、违法”之名。

　　“应让打工子弟学校自然消亡”

　　记者：我们调查发现有公办学校通过考试、变相收取借读费等方法来排斥民工子弟。对公立学校应如何监管？

　　崔传义：这是一种歧视性收费，应该加以纠正，严惩不贷。事实上如果公立学校真正做到没有障碍地接收民工子弟， 它的教育质量更高，收费又合理，家长肯定是愿意去的，到时候打工子弟学校就会自然而然“消亡”了。

　　记者：如果允许民办学校作为补充，如何监管它不借此牟利？

　　崔传义：举办者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但是不应以盈利为目的，不能只凭办学者的自觉，政府应该设计一些政策来监 管限制，比如考察办学者的素质，如是否具有从教经历，每年投资学校建设的资金比例等，防止学校的收入最后都落入个人腰 包。对那些确实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应该坚决取缔。义务教育绝不能成为盈利工具。

　　记者：目前公办学校似乎还不能完全容纳所有的打工子弟，将来的趋势是什么？

　　崔传义：在北京民工子弟中有38％在打工子弟学校，在珠江三角洲等地，实际上民办和公办接收农民工子女是1∶ 1。因此在现阶段，仍然要把民工子弟学校的综合管理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逐步从双轨走向并轨。农 民工子女尽量进入公办学校，扩大公办学校的招生规模，甚至包括新建一些公办学校来接收农民工子女，同时配套户籍制度变 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要善待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对比较好的学校，可以派公办教师，优秀的民办老师也可以选拔到公办的 队伍里来。更重要的是给予民工子弟“同城待遇”，城乡对立的鸿沟，希望能在孩子这一代逐步地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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