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国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这是我这些年来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提政策建议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演进同样由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文化所决定，不能照搬外国的理

　　9月初的这几天，巴西里约热内卢艳阳高照。发展中世界科学院（原名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第17届院士大会、第10届学术大会正在这里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TWAS院士及有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

　　聚光灯下，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从大会执行主席手里接过了院士证书。

　　作为一位新任院士，林毅夫吸引了院士们格外关注的目光。致力于支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活动，推动发展中国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蓬勃发展的发展中世界科学院，享有崇高的国际盛誉。院士们个个经历不凡，多是所在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在850名TWAS院士中，经济社会科学类院士只有18位，而林毅夫是名列其中的第一位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业绩让人刮目相看，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路径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各国院士们交流时传递出来的这些信息，让林毅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从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瞩目。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更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林毅夫说。

　　立足本土，创建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过去20多年间世界上发生的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国际上一些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对转型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不过，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成果初步显现，研究重点已经改变。

　　两个月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飞赴英国伦敦。这是他第四次出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七人顾问委员会会议，委员中包含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沃尔福威茨，这位有着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工作经历的本届世界银行行长，用西方人特有的深邃的表情，表达对林毅夫观点的专注。

　　自1989年秋柏林墙倒塌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有人“担心”，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将会带来经济灾难。现在，让那些持上述论点的经济学家尴尬的是，事态的发展正好和他们臆测的情景大相径庭，中国经济正在以一个比较稳定的加速度向前运行。

　　像沃尔福威茨一样，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在逐渐接受中国改革实绩的同时，备感困惑。为什么会是这样？传统的或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对此都难以解释。

　　此时，作为我国第一位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者，林毅夫正在围绕这个命题，着手创建一套具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林毅夫非同寻常的经历，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背景，让沃尔福威茨们更乐意从他的理论中寻求答案。

　　1979年的一次传奇失踪，台湾上尉军官林正谊变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林毅夫。1980年的一次传奇偶遇，林毅夫成了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舒尔茨的关门弟子。

　　获得博士学位，实现与妻子儿女的团聚，并拥有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后，林毅夫出人意料地携妻将雏再次回到祖国大陆，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中国的改革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林毅夫刚回国那几年，改革正处在实验性、分散性、探索性的发展阶段。与改革相伴而生，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专家学者们观点繁杂，见仁见智。经济学在国内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

　　三农、国企、外贸、金融、收入分配，随着研究范畴从微观延伸到宏观，林毅夫的视线也随之从国内的问题扩展到国际的比较。为何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起始条件和我国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起飞并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为何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功，而转型前面临的问题和我国相似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芝加哥大学名师汇聚，以倡导市场经济而闻名于世。林毅夫在这里学到了当时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

　　“芝加哥大学给我最好的财富是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的训练，而不是现成的理论。”在芝加哥大学，他的两位导师约翰逊教授和舒尔茨教授在治学时一样强调经验事实，并以解决现实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理论，这种治学导向让林毅夫受益终生。

　　从事独立研究不久，林毅夫就发现，自己所应用的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学到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经常显得苍白无力，总有牵强附会的感觉。

　　林毅夫尝试着根据对国内国际经济现象的观察，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几年下来，他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结构内生性、金融结构内生性和政府干预内生性为主要内容，前后逻辑自洽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体系。

　　1994年，林毅夫和蔡獉P及李周两位教授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在该书中，三位作者以严谨的经济学逻辑框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给出了一个内部逻辑自洽、跟外部现象一致的解释。按照他们的观点，在资本极度稀缺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赶超战略”（如中国和前苏联等国的重工业优先战略），造成了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载体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内在地要求形成一套“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即扭曲的宏观价格体系、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以建立、保护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部门企业。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克服市场的不足，才能加速工业化，早日建成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同时，在苏联成功实施几个五年计划的示范下，从资本主义的印度、南美诸国到社会主义的东欧各国，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战略。不过，几乎所有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

　　与此相反，日本、韩国等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却取得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成绩。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存在多种解释。林毅夫的观点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了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

　　转型在这里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在那里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失败。在“华盛顿共识”支持者的协助下，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了休克疗法，经济上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产权的大规模私有化、价格的迅速自由化，但结果却是“有休克无疗法”，经济社会出现了崩溃和停滞。

　　面对“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们的目瞪口呆，林毅夫援引《道德经》中“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的智慧，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自亚当·斯密开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直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力。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提出理论的学者根据他所观察到的真实社会现象，从中选择归纳抽象出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而构建的简单的，用以说明这个现象所以产生的逻辑模型。同一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或是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会变动或是会不同，因此，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能简单照搬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理论。”

　　在转型前的初始状态中，中国和前苏联的国有企业都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通过双轨制一方面开放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一方面逐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运作，目前已初见成效。而前苏联的国有企业改革，按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的私有企业后，不仅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出于国防和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并没有削减对企业的补助，甚至于更多。企业的预算仍然是软约束。”

　　今天，林毅夫以探索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为主题的系列丛书，已拥有了世界上使用不同语言的读者群体。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被译成英、法、日、俄、韩、越、阿拉伯语出版发行，被许多大学采用为经济系学生学习中国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

　　当然，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一般性质、传统体制的形成以及如何进一步改革等问题，经济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事实上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将是长期存在的，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林毅夫表示相信，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学者将可以对我国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过去20多年的增长成就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旷古奇迹。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种渐进改革的方式下，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往往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从而出现经济体制内部各种制度安排之间不配套的问题，形成一系列特殊的改革与发展难题。

　　宏观经济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间歇性经济波动。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不得不根据紧缩或扩张意图在政策层面上缩小宏观调控周期。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旨在治理经济过热的紧缩性调控，更是牵动了国内经济学家的神经。

　　今年7月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召开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分析会。会上，经济界的委员和部分获邀参会的专家见仁见智，对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正在外地开会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没能出席会议，此前他已向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200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在这份建议报告中，林毅夫针对如何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和外贸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等宏观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逐一给出了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针对前一阶段有舆论认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使用过频、对市场干涉过多之说，林毅夫指出，就像现代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一样，现代经济学中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作为我国宏观政策的主体依据。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针对投资增长过快，有效的治理措施应该是提高利率，让市场价格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来取得平衡。

　　“新古典理论政策主张的前提是经济基本均衡，在这种相对均衡的前提下，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导致经济过热，提高贷款利率会增加投资成本，投资就会减少，同时提高储蓄利率会使消费减少，经济随之降温。可是，如果经济存在结构失调，产能过剩严重，依靠利率来调节投资和消费的政策就会失灵，因为在发达国家当产能全面过剩时，就会缺乏好的投资机会，降低贷款利率不见得能刺激投资；同时由于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或开工不足，导致居民就业预期变坏，不管利率多低都会未雨绸缪，降低储蓄利率也不见得会减少储蓄、刺激消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在1930年出现经济大萧条，供给全面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按凯恩斯主义此时政府应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才能使经济恢复均衡。”

　　目前我国产能过剩凸显，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启动国内需求，但是凯恩斯主义也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林毅夫指出，“和发达国家出现产能过剩时就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的情况不一样，即使我国产能全面过剩，大部分产业技术处在世界产业的中下端，产业技术升级的空间很大，哪些项目可以赚钱，投资人很容易形成共识，一哄而上，我国的金融又以大银行为主，大银行先天倾向于贷款给大项目，所以，即使在现有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过热的投资轮番集中在少数几个新行业，如汽车、房地产、建材、能源等，等这些项目建成后又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使原已存在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

　　据此，林毅夫建议，在扩大国内市场以启动消费需求的同时，应该尽快采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利率、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等必要的短期调控手段，中央政府还应加强产业政策、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等长期措施，以长短结合的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8月15日，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四天后，央行再次出手，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财政部、发改委和国家税务总局也联合发文从9月15日起调整了2500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对于自己的建议与政府政策的吻合，林毅夫笑谈“英雄所见略同”。他说，“这是因为我的理论来自于中国的现实，而我国政府决策的一大特征是实事求是，问题是什么，限制条件是什么，能够动员起来解决问题的资源是什么。由于分析的是同一问题，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同，而方法也相似。”其实，自回国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理论创新的林毅夫和他的研究团队，已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

　　未名湖畔，北大朗润园。绿树掩映，竹影婆娑。清代亲王府的古典优雅恰合林毅夫儒雅低调的品味。这里就是林毅夫和他的挚友们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相结合的大本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新农村建设……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这个中心发出的声音。

　　9月8日，林毅夫从巴西回到国内，在北大上了两天课后，11日下午飞赴浙江，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考察该省的非公经济发展现状。

　　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几十个社会身份并没有让林毅夫忙得不可开交。他从容沉着地处理好每一份工作，他总是能从种种繁杂的社会事务中用他富有洞察力的眼神，找出能够丰富他理论的东西来。

　　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现象中去总结、归纳，提出新的理论，并升华为政策建议，这样的理论才能推动我国的进步，这样的经济政策也对现实才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林毅夫认为，这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为现代化改革提供持续保障

　　林毅夫的名片很简洁，上面只介绍了他的三种身份，排第一位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参加一些国际型会议时，林毅夫所持有的这张名片，用他自己的话说，给他“带来了特殊的荣誉”。交换过名片后，经常会有人非常好奇地向他询问一些类似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个人在这个组织里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每每在这个时候，林毅夫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深刻理解就派上了用场。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自从著名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合作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以下简称宪政）一文于2000年发表后，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一样，跟在中国经济前进的每一步后面。近几年，林毅夫在出席国内一些经济研讨会时，也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对此，林毅夫的回答是，“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宪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却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宪政》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等把发达国家的制度模仿好后，再去模仿技术发展经济。

　　林毅夫认为，“就像经济战略的选择不应千篇一律一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演进同样由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文化所决定，不能照搬外国的理论和经验，更不应该等到模仿好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是应该一方面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和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

　　林毅夫指出，中国的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制的转轨，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二是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这两种转型的同时进行以及我国保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形成了经济社会多个点面以不同起点不同速度同时转向的难以想象的复杂运动。

　　在我国27年的渐进式改革中，这三者相互推进，彼此支撑。“改革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过程的调控以及成果的保持，都有赖于党和政府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传统的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虽然还没有改革到位，但是其预算约束已逐渐硬化起来。经济转型最明显的收益，就是我国城市化、社会开放度、民众生活质量的水涨船高。”

　　林毅夫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与宪政变革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在计划经济走不通后，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人民探索另一条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而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面临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因而，现代化经常会因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引发政治不稳定，最终对执政党产生危机，比如合法性危机和参与危机。”

　　从1987年回国后就一直专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林毅夫，一直努力于让自己透过经济现象更深层次地了解整个国家系统的运行轨迹。

　　“合法性是一个历史变动的概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合法性的决定性基础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从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国情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政治传统、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国际背景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都不相同。从现实的有效性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以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主导的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具有纵向推进、增量改革、试点推广、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的特征，它在以较低的磨擦成本启动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林毅夫说，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高低，往往是衡量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最主要的标准之一。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扩大的同时，不能相应地提高本身的制度化水平，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很难或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以表达，也很难在政治体系内部得到协调与整合时，就可能引起制度外的强行参与，进而引起政治的不稳定。中国所独创的政治协商制度在这近30年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就是起到了很好的稳压器作用。它以一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有效整合各种相关的社会力量，容纳众多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今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表达了执政党要持续推进公众有序参与政治的决心。”

　　就个体而言，连续四届近20年的政协委员生涯，提交过上百篇提案和发言，让林毅夫在亲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与时俱进的同时，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政协委员的价值所在。

　　今年的3月3日，在出席全国政协大会的开幕仪式前，林毅夫在台阶上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仅进入人民大会堂100多米的路程，就走了半个多小时，成为当天亮丽的一景。

　　早在1999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林毅夫就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建议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启动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和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他们的生活质量。”

　　现在，这个构想进入了国策。林毅夫通过政协组织提出的其他建议，也在更广泛的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这是我这些年来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提政策建议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林毅夫表示，乐观不是漠视问题，正因为这个社会要继续前进，它才会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就是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的存在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