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金到北京：新中国从马背上走来——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５７周年暨长征胜利７０周年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题：从瑞金到北京：新中国从马背上走来——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7周年暨长征胜利70周年

　　新华社记者徐壮志、周伟、程义峰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撤离“红都”瑞金，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15年后，也是在10月，随着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诞生——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瑞金到北京，一条红线穿起了共产党人推翻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艰难实践。

　　（小标题）从瑞金到北京，红色道路伟大而曲折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的炮声中宣告诞生。

　　这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红色政权。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

　　当选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老红军袁林，还记得红色政权诞生的那个日子：“宣布会议开始时，大家都忘情地鼓掌和欢呼……”

　　那一天，袁林和另外609名代表，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力——他们来自全国七个苏区，是16万平方公里武装割据的红色土地上1000余万劳苦大众选出的代表。

　　与新生的红色政权同时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她的第一条电讯中向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

　　诞生在赣南闽西僻远山区的红色政权，是年仅10岁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国家政权的首次尝试——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创建独立武装4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宣示：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更属于人民的崭新政权。

　　新生的红色政权定都赣南瑞金，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瑞金市党史研究者刘良说，最初，中央决策者曾拟定都与瑞金相邻的闽西长汀。

　　“当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们路过瑞金时，县委书记邓小平汇报了瑞金的情况，建议‘一苏大’在瑞金召开。”刘良说，也许是邓小平治理的瑞金给领导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等接受了这一建议。

　　自从共产党和她的队伍来到赣南，苏区的人民便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政党和这支军队是他们自己的队伍。93岁的袁林回忆，那几天，妇女们手拿扇子灯，不停地唱着山歌；连几十里外的群众都跑到叶坪来祝贺。

　　一座祠堂，装下了新生共和国的权力机构。地处瑞金城外叶坪的谢氏祠堂的大厅被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各个部委的办公室，仅一桌一椅一床而已。

　　“没有国旗，就打红军的军旗；没有国歌，就唱《国际歌》……”老红军李水清回忆。

　　“红色政权强调：中央政府将‘一定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华说，从当时各级政府的组建到纸币的印发，从法律的颁布到学校的建设，新生的政权就这样在敌人的一次次重兵围剿和封锁下，开始实践红色的理想。

　　然而，尝试并非一帆风顺。

　　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说，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全面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正确领导，以及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使新生的共和国的形势每况愈下。

　　“让缺枪少弹的红军跟5倍于己的敌人打阵地战，结果是红军越打越少，苏区越打越小。”90岁的老红军钟明说，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到3岁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得不与红军一起踏上漫漫远征之路。

　　从红土地到黄土地，长征的胜利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站到了新的起点。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红色政权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12年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瑞金到北京，共产党播下的星星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小标题）从瑞金到北京，走出了党的两代领导核心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早在18年前的瑞金，‘毛主席’这一称呼就已叫响了。”袁林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之后，他又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党政军群干部约5万人。”凌步机说，这是党和红军的一代精英，他们既是苏维埃政权的开创者，也是新中国的奠基者。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有140多人曾在以瑞金为首都的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1955年首次授衔时，十大元帅中的9位、十位大将中的7位，以及61％的上将、59％的中将和32％的少将，都曾是战斗在各个苏区的红军指挥员。

　　“毛泽东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刘良说，正是从瑞金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第一次获得了执政兴国的经验与教训。

　　然而，毛泽东等人在赣南红土地上的探索，并没有得到“左”倾领导人的重视。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两天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开始受到排挤。一年后，毛泽东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

　　失去了党内和军队领导权的毛泽东，专心于政府工作。从“查田运动”到选举工作，从春耕动员到妇女工作，从《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到《长冈乡调查》，即使在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这一时期，他写下的一系列光辉著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血战湘江，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人。面对绝境，党和红军重新认识了毛泽东，也从此选择了毛泽东——随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了党和红军的实际核心，中国革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转折：长征胜利，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至最终赢得全国政权。

　　与毛泽东一样，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也曾在赣南受到过“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他被指责为江西“毛派”的头子，县委书记的职务被撤销，甚至下放到中央苏区最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直到遵义会议前，一直未受到重用。

　　但，赣南红土地上的实践，丰富了邓小平治国安邦的经历。在毛泽东之后，这位当年的中央苏区县委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伟大转折，领导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

　　（小标题）从瑞金到北京，红色政权属于人民

　　112岁的陈发姑已经记不起自己一生中经历过多少事情了。但，提起红色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位矮小的老人还能唱起当年的红色歌谣：“送郎当红军，打开天下，穷苦人有田耕……”

　　陈发姑居住的叶坪光荣院，就在红色政权所在地谢氏宗祠的隔壁。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在宪法大纲中宣布，‘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凌步机说，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不久，就解决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

　　“想都不敢想。”当年拿到盖着苏维埃政府大红印的“耕田证”的情景，兴国县87岁的老红军廖国兴至今难忘，“劳力少，就成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牛少，又出现了犁牛合作社，反正农民有困难，政府马上就想到了。”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一首兴国山歌，记录了当年红色政权的新风气。兴国县长冈乡合富村91岁的老人刘兰祺说，“歌里所唱的，完全是真的。”

　　“为了节油，连毛主席都只用一根灯芯的油灯。”刘兰祺说。

　　这个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坚决与有悖于人民利益行为作斗争。“1933年12月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于死刑。”兴国县党史专家胡玉春说，第二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庭判处贪污分子、中央政府总务厅工程所主任左祥云死刑。

　　这是红色政权第一次对腐败分子处以极刑。

　　“红色政权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苏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50％。”凌步机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此惊奇不已：“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都要大。”

　　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王新华说，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央苏区共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民主选举运动。群众用向碗里投“红豆”和“黑豆”的方式行使选举权。各地选民参选率达80％以上。

　　幼小的红色政权以其前所未有的属于人民的本质特征，赢得了苏区人民的选票。在1934年那个凄凉送别的十月，苏区人民在目送红军踏上征程的同时，也深深地保存下了对红色政权的坚定信念。

　　“人民的政权是不会垮的。”老红军王定国说。

　　王定国的丈夫是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的谢觉哉。她回忆，长征中，年过五旬的谢觉哉始终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印章挂在脖子上，“他说，这印章以后还能用得上。”

　　1949年10月，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时，谢觉哉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内务部长，和他那批从瑞金走来的长征战友一起，再次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