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美战略对话：斗争型对话符合中国利益

　　2005年8月、12月，中美间分别进行了两轮战略对话，随着对话的深入，这一交流形式也成为中美间沟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中美战略对话的美方代表、副国务卿佐利克辞职，新一轮的战略对话美方改为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主持，对话层级获得提升。9月23日，保尔森结束了他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并初步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新框架。立足经济框架解决经济问题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中美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仍将作为经济问题解决的最大背景。

　　为此，本报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

　　双面中美关系

　　《21世纪》：当下中美关系中有哪些积极因素？

　　沈骥如：第一，进入21世纪以后中美成为世界经济的两个火车头，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向世界提供高科技产品，尽管它自身的问题也很多，但发展还是很快。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入WTO以后更是在10%左右。可以说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始终不辱使命，每年进出口大量产品，采购大量的原材料，对推动世界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在APEC成员中，美国第一，中国第三，最近中国经济更是翻了一番，从1万亿美元，变成了2.3亿美元，再过五年恐怕就要4万亿了，接近排在第二位的日本。所以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也要取决于中美间的合作。美国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贸易伙伴欧盟只相差一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双方关系从没像现在这样密切过。这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最积极的物质因素。

　　第二，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比如环境污染、安全问题、金融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汇率关系等等，都需要两国认真的进行对话、合作。特别是在911以后，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其陷入孤立，随着国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检讨反恐战略，政策上则更倾向于通过多边的途径来促进解决，比如在朝核问题、伊朗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帮助，这也使得中美关系更加密切。

　　第三，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逐渐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使双方了解逐渐增加。美国去年提出“利益攸关者”的说法，这与过去“战略竞争者”的说法有很大不同。表明美国承认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体系，并希望与中国合作。

　　孙哲：我认为积极因素是，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和中国搞好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在美国取得了相对的共识。有一大批美国官员对中国事务更熟悉了，例如，以保尔森本人为例，他来过中国70多次，非常了解中国对美国的感受和认知。而中国在与小布什打交道多年后也比过去更熟练、更有经验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体制、国际形势，还有人员的角度来说，都为双方关系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如何分析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如何化解双方的矛盾？

　　沈骥如：关于消极因素，我认为主要在美国一方，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仍然把中国看成异类国家，所以对华的战略遏制并没有减少，只是手法、策略上有所改变。

　　中美之间一些具体的问题，虽然通过两国的交流可以化解，但也存在结构性矛盾，其中一些已经有所缓和。比如台湾问题，双方现在都希望保持现状，不要发生突然的事变，希望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所以美国对陈水扁当局的台独行为实际是有遏制的，美国不断的重申——希望保持台湾海峡的稳定，要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能源问题上，过去认为这是零和游戏，中国进口多了就会是美国的损失。然而，今年的八国峰会上，普京总统推动了能源安全的新概念，胡锦涛主席也提出了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摆脱过去零和游戏的说法。

　　现在能源安全新概念已逐步被美国接受，保尔森等高官纷纷来华磋商能源合作问题，提出中美之间的能源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认为中美能源合作只要摆脱了冷战思维，合作范围十分广阔，潜力非常巨大。

　　孙哲：中美间存在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固有的矛盾。第一是理念上的问题，即民主和人权方面的争议。中国的发展模式太独特了，美国人总以为只有实行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国家(如印度、拉美等国)才有“资格”取得经济上亮丽的表现和政治上的稳定，但是中国居然表现得不错，这对美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困惑。

　　第二是中美在热点国际问题上持不同的国家利益和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用对话代替对抗，而美国还是倾向于单边主义和使用随心所欲的“点菜式外交”手段。比如中美虽然一起合作反恐，但在是否可以用洲际导弹打击恐怖分子，是否要制裁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方面，两国间仍存在着固有矛盾。

　　第三是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过于关心，在应该由中国自己决策的问题上，美国过于表达它的意见，表现在人民币升值问题，能源问题，两岸关系问题，以及经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三道四等等。我认为如果这三大矛盾不解决，中美关系的发展恐怕仍存在障碍。

　　时殷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深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日益扩大的能源需求以及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必然加剧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矛盾。美国不断强化军备，在军事上防范和威胁中国，也必然使中国针锋相对地加速国防现代化。另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却没有很好地管理外资。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在走向成熟，在加强对国内资本管理的同时，必然会加强对国外资本的管理。

　　总之，奉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结构性矛盾。尽管目前由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和中国持之以恒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总体和平的国际态势，使这些矛盾尚未激化和彰显出来，但现在无法肯定这些矛盾将来就会被解决。

　　中国崛起改变两国关系

　　《21世纪》：您怎么评价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具体到经贸、安全以及国际问题磋商等方面有何体现？

　　时殷弘：从去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布什总统的授权和支持下，在纽约发表的演说，包括称中国为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以来，都反映了美国基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以及一贯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重新认识和定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美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重要性方面的认识发生了飞跃。

　　美国也对中美矛盾进行了反思，更明确了对华战略。一方面，继续在战略和军事上防范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也开始把两国协调性合作的范围扩大，尽可能地加强同中国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让中国修改自己的对外政策行为和贸易做法。比如，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等等。

　　孙哲：过去20年里，美国对华战略不外乎有3个思路，第一是“中国崩溃”论。第二种是要与中国合作。他们肯定了中国过去20年的成绩，认为中国仍要靠自己解决问题，美国只需扮演一个推手的角色，从背后把中国推上国际的舞台。第三是中国威胁论。认为现在只是军事上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但在经济上已经构成威胁了。用佐利克的话说，中国在国际市场是一个“疯狂的”购买者，搅乱了国际市场价格，这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战略上的威胁。总体来说，美国对华的大战略偏向于第二种观点，扮演推手的角色。迄今为止美国包括最挑剔的国会和舆论，基本上都肯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沈骥如：目前美国对华战略具有双重性，第一是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长远战略，美国不允许世界上有任何国家挑战其超级大国地位，因此要遏制中国。比如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向台湾销售高技术武器，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双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

　　第二是从务实的层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的提高，美国更需要与中国合作。而且中国现在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只是在积极的融入世界体系。

　　《21世纪》：就目前形势而言，中美两国之外的第三方(比如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欧盟、日本)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