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得首自腾翔

　　智取遵义城

　　9月5日晚上，记者冒雨踏寻遵义老城。

　　1935年1月3日，红军胜利突破乌江。并决定由红一军团六团担任攻占遵义的任务。1月6日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红六团，乘大雨夺取遵义以南的深溪水镇。

　　当夜，红六团一营三连、侦察排以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身着国民党军服，让俘虏在前头带路，顺利到达遵义城下。红军命令俘虏向城楼上的守军喊话，磨蹭了20多分钟，守城敌人终于相信是“自己人”，打开了城门。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冲锋号，红军如江水般涌进城内，敌人顿作鸟兽散，一营没费多大劲就抓了几百名俘虏。

　　红一军团乘胜占领遵义城北的娄山关和桐梓县城。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控制了遵义城南的刀靶水、尚稽场等地。由此南北警戒遵义城，遵义会议得以安全召开。

　　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

　　9月6日，我们来到位于遵义子尹路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高悬在临街的两扇大红门上方。据讲解员介绍，这是毛泽东生前惟一一次为纪念馆题字。

　　会议是在二楼的会客厅召开的。这是一间20余平方米的屋子，屋顶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灯下一张欧式长方形餐桌，17把藤靠椅围桌而摆，墙脚还有3把。解说员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当年的原物。当年与会者没有固定的座位，坐得比较随意。

　　会议在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之前，还有一项议题：审议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在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这项主张在黎平会议上得到肯定。

　　红军进入遵义后，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放弃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是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会议的决定。

　　会议每天开到半夜

　　遵义会议是由时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提议召开的。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由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则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拟定的提纲，在会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会议最精彩的是毛泽东的发言。他一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列举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四个错误：以堡垒对堡垒，分散兵力，没有利用国民党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战略上迟疑不决、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并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目前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会议除了博古、李德和凯丰，全部支持毛泽东。

　　据介绍，会议每天都开到半夜。毛泽东在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获得“发言权”。朱德曾为此写诗：“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不要乱拿”

　　在纪念馆，记者发现房间里书写着各种口号——主要是红军策反国民党士兵的，但最吸引我的有两个标语：“保护书籍”和“不要乱拿”。据讲解员介绍，红军攻占遵义时，当时的银行家柏辉章不及收拾急急逃走。红军走后，他们回来检点用品，发现家藏的大量书籍和金银器宝一点儿没少。

　　红军不乱拿东西，对穷苦老百姓还贴钱补助。攻占遵义后，为推行苏币，号召群众用银元兑换苏币。为此推行优惠政策：一块银元换三斤盐，但一块苏币却换七斤盐。群众纷纷来兑换苏币。红军撤离遵义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又把银元换给群众。瓮安县猴场镇摆小摊的张四娘，有八九百元的苏维埃票子，红军撤离时，她不仅到红军银行全换成了银元，红军还送了她一挑盐巴。

　　就是凭着这种“宁愿红军吃亏也要为群众谋利”的精神，红军很快获得遵义群众的支持。在短短十天的时间里，遵义地区有4000多人参加红军，七八百人参加红军游击队，1000多人参加革命先锋队，红军在物资上也得到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