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成果放久了就是朽木”

　　10月1日上午9点，外面的街道因国庆黄金周假期而人声鼎沸，附近的湖南大学为校庆大张旗鼓，热闹非凡。而坐落在中南大学图书馆旁的一号办公楼掩映在林木之间，电控大门紧锁，悄无声息。保安推开窗户：“黄校长还是一早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接下来两个小时，黄伯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科研产业化的过程很艰难

　　记者：从美国的教育体制回到国内的教育体制，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黄伯云：生活条件都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科研基础很薄弱，美国每年科研投入都占ＧＤＰ5％，我们还不到3％。尤其重要的是，国内没有风险基金，缺乏这样的融资机制，这与美国差别很大。所以科研产业化的过程很艰难。

　　高科技就像是一堆干柴，而资金就是汽油，没有资金，高科技放久了就是一堆朽木。高兴的是，现在我们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

　　“赚个千把万我绝对做得到”

　　记者：您觉得您是个有钱人吗？您是重点大学的校长、院士，还是几个学科制公司的创始人，但您却不在公司中占股份。您一直在鼓励科研产业化和教授占有股份，希望别的教授有钱，为什么自己不占有股份带头富裕呢？

　　黄伯云：赚个千把万我绝对做得到，这一点不吹牛（笑）。不过，我当然不是有钱人。谋钱是另一种追求，我一开始就没往占有股份上想。昨天我刚从韩国回来，湖南省国防科工办给我发了特别贡献奖5万元，我捐给学校的创业基金了，包括以前的长沙市发的50万元创新奖。

　　但是人不能千篇一律啊，我不占有股份，不一心追求金钱，但我并不反对一些科研人员追求金钱。这就像企业，应该是多种样式共存。

　　对于我来说，股份制是为了把企业搞大，我捐钱但不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科研成果转化，人是载体，对于鼓励人才，有不同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中南大学的一些好教授别人花那么多钱都挖不走，那是因为有感情。而对于我来说，最后还是归之于那份事业心。

　　时间都给工作占用了

　　记者：学而优则仕，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难逃脱做官的诱惑，您是这样的吗？科研和行政很难兼得，做校长有大量的行政事务，是不是减少了您的很多科研时间？

　　黄伯云：（笑）只有付出更多喽，别人工作8小时，我肯定不能。除了吃饭睡觉，我别无所好，时间都给工作占用了。

　　当校长有利有弊，关键是怎么处理。我想我是搞科研的，我对科研有深度体验和实践，知道学科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知道要抓一些什么，这样有利于我下决心去决断，两者可以相互推进。

　　“要打仗，还要打大仗”

　　记者：此前您在接受采访时几次说“要做就做世界第一”，您的同事何继善院士也说他是“傲视全世界”的，这样是否有些张扬？

　　黄伯云：这不叫张扬，必须这样做，这是自信、有志气！我们造不了比波音飞机更好的飞机，但我们连更好的零部件都造不好吗？如果我们还不能全面超越发达国家，那么局部领先就是必要的。

　　记者：您常提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您是把科研当作打仗吗？

　　黄伯云：我们搞科研也和打仗一样的，每打一次就多一些经验，仗就越打越大。我们现在提出五大：大队伍、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大贡献。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是打大仗了，几十万的项目一般都不做了，我们要盯紧国家的重大需求，上的项目大多是用亿元来计算的。

　　接近崩溃时试着抽烟

　　记者：没有任何业余爱好，寂寞吗？

　　黄伯云：没有寂寞感，现在有做不完的事啊。

　　记者：2000年，“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几次试验失败，它意味着什么？

　　黄伯云：山穷水尽！那是最黑暗的日子，到了崩溃的边缘。2001年到2002年，有七八个月时间我睡不着觉，天天吃安眠药，也还抽一点烟。当时我也在怀疑自己：这条路走得对不对？其实我不一定要走这一条路，不要担这么大的风险，绕一点弯也可以活得很好。最后我们还是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现在回头看，可以说是大风险往往意味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