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两难选择：专业化还是多元化

　　“当众多小名号的基金会凑在一起的时候，比一个大名号的基金会要有效有助得多。至少每一个有困难的人都知道该 去敲哪一扇门。”——白岩松

　　-本报记者程芬

　　8月31日，离正式开学还有1天。但是，北京行知博爱学校的近20名孩子早早地起床，

穿上略显厚实的校服，系 上红领巾，集体来到东城区一条叫作干面胡同的小巷里接受一份特殊的礼物：“广欣达”红十字书库，至少有500册崭新的 图书。

　　这一天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书库”项目的启动仪式。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王 立忠、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等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并亲手向孩子们赠送了首套红十字书库。台湾艺人钟汉良、被称为“ 孔雀公主”的张静初、北京奥神职业篮球队队员等文体明星和三四十家新闻媒体也来捧场。

　　现场气氛很热闹。从这个角度来看，“红十字书库”是一个精心策划和准备的项目。

　　根据宣传资料和现场的“广欣达”书架展台，“红十字书库”书库为贫困乡村设立，其书目不仅包含卫生健康、红十 字知识，还包含思想教育、文学名著、科学普及等类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十字”似乎只跟“人道主义救助”有关。但是，去年以来，红基会除了围绕医疗领域推出“ 红十字天使计划”、资助贫困地区援建“博爱小学”之外，还围绕教育领域推出了“博爱助学计划”。“红十字书库”是后者 的组成部分。根据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的致辞，这“也是一项文化扶贫工程”。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涉足教育和文化、扶贫，这样的“多样化”发展是否有悖于“专业化”的追求？

　　项目“撞车”：

　　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做公益？

　　“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都在努力。”

　　这句话是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对诸多不同机构推出同类项目的解释。他认为，红十字基金会的博爱小学与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的希望小学没有什么区别。

　　“中青会可以助学，我们也可以助学，中宣部不也搞了一个西部助学工程吗？”王汝鹏说，“围绕着助学，大家各自 设计项目。其实，这也是最大力度地动员社会力量来捐资助学。”

　　其实，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这样打破既定形象开拓新的公益领域的现象比比皆是。

　　7月25日，中国青基会启动了“希望医院——乡镇卫生院救助行动”，并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 河南省新县举行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医院的奠基仪式。

　　此前，人们对中国青基会的公益印象，几乎全部来自1989年开始实施的希望工程。到目前，这个享誉国内外的公 益项目已在全国农村贫困地区援建了希望小学12559所，资助贫困家庭的学生280多万名。

　　“如果说希望工程的资助服务领域在农村教育，那么‘希望医院——乡镇卫生院救助行动’的资助服务领域则是针对 农村的卫生医疗。”在奠基仪式上，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介绍，“希望医院”主要通过对原有乡级卫生院进行危房改造、增 添新设备和向社会招聘医疗人员等措施，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

　　很明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医院”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博爱卫生院”项目内容和宗旨大同小异。

　　当然，解决农民医疗难题、促进乡村医疗发展，不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专利。事实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婴平 安”项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关爱女性健康”活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的“爱心2008”项目等都是针对农村医疗问题开展的。只是在运作模式上，“希望医院”与“博爱卫生院”更接近一些。

　　“这说明中国公募机构的竞争进入了更激烈的阶段”。

　　同质化竞争：

　　给捐赠者更多选择？

　　2004年6月1日，新《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新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 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这意味着：没有募款能力的基金会将“坐吃山空”，同时，基金会工作人员要提高自己的工资福利，也必须“多募多 得”。

　　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基金会空前活跃，纷纷根据社会需要和捐赠资源设立形形色色的新项目，而其中，助学和 助医成为两大公益亮点。

　　“博爱助学计划”启动于2005年6月，当时的契机是某山区遭受自然灾害，当地学校受到损失，中国红基会和新 京报等媒体发起倡议援建“博爱小学”，随后红基会又根据国家政策热点和社会现实逐步完整“博爱助学计划”的内容。

　　用王汝鹏的话来说，“博爱助学计划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依据就是接受捐款3700多万元，在贫困地区援 建了25所博爱小学，定向资助民族教育项目和职业技术教育项目的资金达3100万元人民币。而“红十字书库”项目在启 动的当天，就接受了北京广欣达图书公司的50万元捐款，这些钱预计可以向全国100个贫困地区的乡村小学或卫生站各配 赠一套红十字书库，每一套有500本图书。

　　“每一个机构可以设置这些项目。大目标差不多，但是在操作上、资助标准、程序管理上会不一样”。王汝鹏说，“ 比如助医，我们搞小天使计划，重点是改善乡村卫生医疗条件、搞重大疾病救助、搞乡村医生培训。但是扶贫基金会的助医项 目主要是与医院合作。”

　　而对于“希望医院”这种同质化产品最直接的竞争，王汝鹏认为有利也有弊。

　　“援建博爱卫生院，我们的标准是20万元，而青基会的希望医院是50万建一个”。他算了一笔账：“20万可能 对有些企业来讲容易接受些，50万可能门槛比较高，有些中小企业觉得有负担。我们还有个项目，5万元就能援建一个卫生 站，很多人就掏钱掏得起。要是50万，很多人就掏不起了。”

　　中国红基会似乎深谙公益产品的营销之道。他实施了低价策略：同类产品，价格总比青基会的低廉很多；而且，哪怕 是同一个产品，红基会也设计出各种不同价位的捐赠办法，以供捐赠人选择。

　　比如，援建博爱小学的时候，凡个人捐款1000元以上、单位捐款1万元以上者，都可在建成后的博爱小学内刻立 碑记，铭载捐赠者的善举。

　　再比如，向红十字书库捐赠都可以冠名，但是不同的价位书库配置不一样：基本型价值1000元人民币，每辑包含 精品图书100册左右；典藏型价值3000元人民币，每辑包含精品图书300册左右；丰富型价值5000元人民币，每 辑包含精品图书500册左右；广博型：价值50000元人民币，每辑包含精品图书3000册左右。

　　一窝蜂式公益：

　　特殊国情下的选择？

　　“现在一窝蜂式的基金会和公益项目太多，细节不够，专业不够。”在9月26日中国红十字报举行的一次公益论坛 上，红十字博爱大使白岩松说：“现在是一个专业分工的时代，当你什么都要管的时候你什么都管不了。”

　　白岩松欣赏美国的基金会。“比如，某一个基金会就是专门救助兔唇孩子，另外一个基金专门救助白血病孩子。当众 多的小名号的基金会凑在一起的时候，比一个大名号的基金要有效有助得多，至少每一个有困难的人都知道该去敲哪一扇门。 ”

　　其实，我国基金会的登记主管部门和专家也认识到基金会专业化的重要性。《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 基金会组织募捐、接受捐赠，应当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但是，某些项目设计似乎给人一种与机构定位有错位的感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宗旨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为红十字事业筹集资金和物资，构建红十字社 会公益服务体系，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工作。”其业务范围列举了9条内容，其中没有哪条明确提出“捐资助学”。

　　当然，据此指责红基会超越了业务范围也没有道理。因为红基会在官方网站中说明“红十字书库”的目标为“促进农 村贫困地区青少年教育和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尤其在青少年中传播红十字精神。”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像红基会这样精力充沛、资源丰富的机构来说，在打擦边球的过程中将服务范围拓展到教育领域 ，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精力有限的机构来说，专家还是建议其“专心致志”地实现使命。

　　“每一个非营利慈善组织都应当有自己的使命与愿景，非营利慈善组织应当以使命为先”。邓国胜说：“劝募机构不 是为了劝募而存在，其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组织的使命。因此，组织开展的活动应当围绕组织的使命。”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使命是“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 ”。——高度抽象而概括，虽然“希望工程”品牌已经令国人把这个机构定位为教育类组织，但是该机构开始向乡村医疗领域 拓展也符合机构使命。

　　“只要是有助于青少年发展问题，就跟我们的既定形象和长远发展不相矛盾。”“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曾在接受 《公益时报》电话采访时如是说。也许，意识到“希望工程”时代即将过去，青基会早就看准了医疗领域。

　　对于可能出现的无序竞争状况，邓国胜建议，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劝募活动的规范，加强劝募机构的公开透明与监 管；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引导劝募机构形成联合性组织，通过劝募机构的联合会促进劝募机构的自律。

　　来自政府管理部门一位官员的意见是“不提倡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是他也表示，“现阶段，社会需求太多，只要能 拿钱出来做公益就是好事。我们的态度，以表扬为主。”

　　“只要能拿钱出来做公益就是好事。”这个观点也许更符合国情。至少，北京行知博爱学校的几百个孩子有书可读了 ，他们才不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否应该涉足教育领域。更何况，红十字书库中还有几十本关于红十字方面的书籍，从中他们 将渐渐理解什么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