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收费为何越演越烈

　　乱收费为何越演越烈

　　2000年，国家开始在安徽进行税费改革试点，取消了农民负担的教育集资和教育附加。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义务教育经费因此投入更加不足，许多学校不能维持正常运转。

　　一些地方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更严峻，乱收费问题开始蔓延。教育部

原副部长张保庆在2005年8月对媒体称，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到位，“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

　　根据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柳斌：应该是2000年以后，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转换了。2000年国家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教育附加费取消了，教育集资也取消了，教育经费没来源了。农民负担虽然减轻了，但农村义务教育难保障。

　　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占义务教育总投入，80年代是40%多，后来提高了一点，到2000年前后，国家投入也只是54%，46%是靠农民和企业负担，中国的义务教育一半的财力要靠社会筹集，而当另一项“惠民”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实施后，却给义务教育来了个“釜底抽薪”。

　　记者：当时教育部和各个部门怎么协调的？

　　柳斌：听取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在税费改革中一定要保障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转。当时的说法是推行税费改革的话中央会拿一笔钱去支撑，其中有一部分解决教育问题。

　　记者：后来结果如何？

　　柳斌：但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一是数量少，二是不透明，三是不规范，四是许多地方不到位，这笔钱确实到了省里，但有多少钱用在教育上？很难说清楚。

　　我们还曾提出征收教育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都是教育法明文规定的内容，是不是应该先修改教育法，然后再来实施，但没什么结果。

　　2001年，原计划安徽税费改革经验要在大约20个省推广，由于各地反映学校运转困难，当年2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派柳斌带一个调研组到安徽调查。

　　柳斌：安徽改革是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的，所以，我们到安徽调查，就只反映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讲转移支付的资金不到位，回来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教科文卫委员会。后来，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形成2001年全国人代会“一号议案”。

　　当年人代会上，税费改革对教育产生的冲击是一个焦点。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领导都到安徽团听意见。其他团也对这个问题反映强烈。4月份，中央发文件，税费改革仍只在安徽试点，各个省可以选一个县去做试点，待完善后再在全国推广。

　　记者：最后如何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柳斌：然后中央增加了转移支付的金额，而且明确提出转移支付的资金，一是保证基层政权的运转，一是保证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基本需要。之后才逐步推开农村税费改革，但由于保安全、保运转、保工资的经费总体上不足，所以这几年乱收费的情况越来越厉害。

　　记者：乱收费之前也应该有一些吧？

　　柳斌：我做国家总督学直到2001年，2000年以前有些地方也有乱收费的现象，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规模，也没有这样普遍。

　　新纪元

　　义务教育面临的困境使人们开始寻求一个根本的办法。

　　2003年，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有近600名代表强烈要求修订义务教育法。2004年和2005年，签名的代表分别是727名和740名。近1／4的人大代表连续3年为一部法律的修订提出议案，极为罕见。

　　记者：税费改革之后，义务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不是重新修订义务教育法的动因之一？

　　柳斌：从九届人大开始，我们就搞修订义务教育法的调查研究，这次等于是重新来，因为跟原来的经费保障体制不一样。

　　我们人大常委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第一就是要由“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向“义务教育国家办”；第二，要由收费义务教育转为免费义务教育，使义务教育回归它本来的面貌；第三，原来是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投入是以县为主，现在转换成管理以县为主，投入以省为主。原来叫县里落实，县里没钱，现在由省政府统筹落实，一个县能拿多少，省政府很清楚，由省政府平衡各县的义务教育预算，经济困难的省由中央转移支付解决。

　　记者：那么按照这个思路，立法过程中有困难吗？

　　柳斌：当然有一个研讨协商甚至激烈辩论的过程，但从总体上讲，新法制定过程十分顺利。主要是温总理和国务院下了决心。现在我们对

　　记者：有的贫困地区的孩子，免除了学费，免除了杂费，但是会不会有别的收费项目出来，最后还上不了学？

　　柳斌：一费制实施以来，全国大概已经撤了3000多位中小学校长的职务，就是因为乱收费，但是你不能说查处3000多位校长，这个现象就没有了，那也不现实。

　　新法的颁布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尽管新义务教育法规定不得再区分“重点校”和“重点班”，但新华社记者在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的采访中发现，北京市某些著名中学仍然保留了以往按成绩对新入学的初中生进行分班的惯例，实际上还存在着“实验班”、“重点班”。

　　该社记者在辽宁采访时还了解到，一些农村学生无法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主要原因在于市、县经费分担比例不合理。一部法律从颁布到全面贯彻，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作为一个义务教育的推动者，实施者，后来是监督者，你如何评价中国义务教育20年的发展？

　　柳斌：前一个义务教育法走过了20年，走得很艰苦，它在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加重了农民和企业的负担，但是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可能还很难达到目前这种状态。我曾经讲过，办教育难，办基础教育更难，一个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更是难上加难，这三句话是经过了20来年的切身感受。

　　记者：一个现象是，在中国，过去发展义务教育是人民承担了国家的一部分责任，您怎么看国家和人民相互的责任问题？

　　柳斌：义务教育是公民对国家的义务，也是国家对公民的义务。政府不是不愿意承担实施义务教育的全责，在当时只能如此。我只能说，过去把负担下移是势所必至，现在能实现免费，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