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办学正解

　　又一民办教育“航母”、位于江苏徐州经济开发区的金山桥教育集团沉陷。金山桥教育集团从1995年创办寄宿学校开始到2004年的10年时间里，办起十余所分校，总裁李作君号称要打造金山桥教育“航母”，向国际化的教育产业集团迈进。但现在被资金链断裂拖垮——跟著名的南洋集团一样。

　　中国的民办学校，也即私立学校本来就遭遇很多怀疑的目光，如此大规模倒闭事件

一次又一次地损害私立学校的声誉，令私立教育前路越来越窄。问题出在哪儿？

　　慈善性对营利性

　　目前各国学校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公立学校，当然是非营利性的——只有中国特殊一点；非公立非营利性学校，以及私立营利性学校。公立学校当然是政府举办的，而后两者，则可以说是社会举办的，属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办学。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学校都是由“社会”举办的，其中有一些是营利性质的，教师依靠学生学费谋生。现代的营利性学校受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而更趋向于制度性产业化：1999-2000 学年，美国共有 677 所可以颁发学位的营利性高等院校，其中 4 年制的 194 所，2 年制的 483 所，分别占该类学校总数的 8%和 28%；在不颁发学位的 4985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营利性机构则占2/3强。有专家称，营利性高等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现象。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外由社会所举办的学校基本上是非营利性质的。这里的社会，是与政府相对的教会、宗族、行会等等，或者是慈善组织，富裕绅商个人。这些学校普遍具有慈善性质，依靠捐赠维持生存，学生则免费享受教育。这一点在英国尤其明显，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英国的初等教育几乎都是由各种教会创办，具有慈善性质。直到今天，天主教会仍是美国最大的私立学校运营者，它拥有超过8000所中小学，260万学生。从学生的负担来看，这些学校与公立学校没有多大差别。

　　因此，在欧美，私立学校这个词并不必然地让人联想到高昂的学费、奢华的校舍，以及想通过办学赚钱的教育经营者。私立学校在民众心目中始终具有足够的道德吸引力。在中国，民办学校也并非都面向高收入阶层，相反，不少学校通过多种方式为弱势群体子弟提供教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兴起的“打工子弟学校”，其收费比公立学校还要低廉，因而相对来说具有慈善性质——一些公立学校有时反而更加贪婪，这一点十分有趣。

　　不过总体上，中国的民办学校带有强烈的营利性质。国内的民办教育举办者个人出资或筹措资金，基本属于投资性质，而不属于慈善捐赠。企业家关注教育，更多是从产业角度看，将教育作为产业发展的一部分。因而，学校在整体架构和日常运转中，都将营利性放在首位。

　　对于

　　当然，这些私立学校的公益性是毋庸置疑的。学校不管是否赢利，都会达到某种公益效果：它都能够给学生传授知识，并对整个经济、社会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在政府严厉管制的这些教育细分市场上，投资实现赢利可能性其实是较小的；目前的管制环境使投资人产生急功近利心态，但教育投资的性质又决定了未必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收回。

　　于是，投资经营者经常选择铤而走险，像南洋集团或金山桥教育那样，把家长们赶进一个老鼠会，教育事业变成了金融事业。人们近年来对私立学校得到的印象是，发展得越迅速，越难逃失败的命运。由此不能不说，一部分中国私立教育事业确实没有走正道。

　　教育经营者对教育活动家

　　其实私立教育在中国一度十分发达，即使在近代国家教育体系建立之后。比如，1918年，全国共有430万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100万就读于私立学校，35万名就读于教会学校。不过，此后总体趋势是私立教育衰落，到1950年代之后，整个私立教育被全面取缔，国家教育体系独家垄断。

　　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变革，使国家教育体系的垄断局面有所松动。私立教育艰难生长，此时，从产业化、营利性活动入手，似乎合乎近代哲学的教诲：每个人最关心自己的私利，而要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求诸人的利己心，似乎是最有效的。由此得到的结果却仍然是公益性的。有些经济学家更希望私立学校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能够成为公立学校进行改革的模范。

　　但现在的结果是，社会办学、私立学校因其以营利性为主，而似乎形象不佳。在中国，提起私立学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贵族学校或南洋集团的筹资活动。私立教育从一开始就自己把自己投身于一个不利的道德与舆论环境中，而这种舆论又促使政府对私立教育加以管制。

　　笔者绝无意反对营利性学校，但营利性学校并不是民办学校或者“社会办学”的唯一形态。就社会与市场的关系而言，市场不过是社会用于解决其财富创造问题的一种机制而已，社会办学不等于仅为营利办学。社会办学同时包括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而且，主体应当是非营利性学校。只有在非营利性私立教育为整个私立教育体系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之后，私立营利性教育才能获得社会的道德认可，有一个乐观的前景。

　　可惜的是，今日中国社会办学领域，多的是教育产业投资经营者，而少有真正的“社会企业家”，或者说“教育活动家”。中国社会——即各种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与组织，能否有一次教育的自觉，不再完全依赖国家，而由社会向少年儿童提供更为自由的、非营利性教育？

　　当然，制度环境约束多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说，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投资几百亿。但媒体对此宣传不够，却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很可能，国人似将无缘“自然的自由的教育”，而将长期与一个不佳的教育组合为伴：一边是国家教育体系，它享有垄断地位，在高等教育上大部分以营利为目的；另一边是同样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教育体系。如不加以扭转，教育或将在权力与金钱的双重作用下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