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岁男孩的“私塾”教育

　　8岁的漂亮男孩侯鸿儒在众多记者的围绕中，将《ChinaDaily》的头版消息翻译出来，从小生长在北京的他，说话却带着东北口音。因为自父母离婚后，鸿儒与父亲生活的两年里，交流对象基本只限父亲一人。这个“天才”儿童很抗拒上学，“学校太恐怖，也没什么成果”。鸿儒的动作是个孩子，他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不停扭摆身体，看书时手里还摆弄着玩具飞机，说话却像个大人。当被问到看不看动画片时，他眨眨眼，略带讥讽笑着说:“不屑一顾。”

　　从家到银河小学，侯鸿儒大概走10分钟就可到达。但是2004年6月起，没有送孩子上学的侯波开始在家中自行教育。“学校教育是一个老师面对40个孩子，是标准化教育。每个孩子能够分到老师的资源能有多少？我一个家长对一个孩子，我们每天自由地学习，这种教育是学校没法比的。”2006年9月，鸿儒的母亲王育将侯波告上法庭，要求法院依法变更孩子的抚养关系，以便让孩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9月19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宣判抚养权仍归父亲侯波，但要求侯鸿儒尽快入学。“这说明标志着中国的教育为家庭教育敞开了半扇门，承认了‘私塾’教育存在的合法性，而以后必将敞开大门。”侯波说。

　　“这是一颗英俊的、智慧的、成熟的少年心。”法庭上的父亲侯波这样赞美儿子。父子俩住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风格很像男生宿舍。父子俩每天的课程安排很有规律。由于每天晚上学习时间较长，起床稍晚，吃饭后开始学习，没有作业和考试，“累了就看一会儿电视、健身，还可以闭目养神”。

　　侯鸿儒先学了半年的基础中文，“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蒙学的东西，然后是现代的东西，全球优秀华人小学生作文选，从那儿开始我们就等于是说从阅读中去识字。我国的私塾教育有几千年历史，现代学校教育不过100多年。私塾教育其实很不错，它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在一本日历上，侯波记录着孩子的学习进度，半年左右已学习了6000个英语单词。侯波的教育方法是自身经验的总结:“1990年我大学毕业，却发现在学校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看不了《ChinaDaily》。我就开始自己钻研怎么看懂英文小说、英文报纸。我按自己的路子摸索，5年时间我做到了，现在我的孩子只用了一年半也做到了。”

　　侯鸿儒不仅在几次记者的突击考验中都展示出了过人的英文水平，谈吐也是成人的词汇和语气:“他们(同龄人)头脑方面比得过我吗，能力、文学、专业方面比得过我吗？”“我要达到博士生的水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成语脱口而出，语速很快，而且脸上总带着得意和一点不耐烦。同样的，在法庭面对母亲的呼唤，鸿儒曾大声说:“你别装模作样了。”母亲败诉后掩面痛哭，他却冷漠地说:“我觉得她是气急败坏，众叛亲离。”

　　“孩子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感情很好。”一张3年前的照片上，王育高举着风筝，鸿儒拿着一团线大笑着奔跑。侯波原来是石景山区一家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1997年通过刊登征婚广告，结识某报记者王育。王育说:“我们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我被那则征婚广告吸引，很知识分子气，上面没有一点身高、收入之类庸俗的东西，都是理想抱负之类的话。他的语言文字很好，喜欢读书，在我眼里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但后来我发现他不切实际，总是有‘拯救中国教育事业’之类的空想。而且不擅交流。”2000年，两个人离婚，因为侯波有北京户口，孩子抚养权归侯波，王育却一直抚养孩子，直到2004年6月侯波从幼儿园将儿子接走。鸿儒的家庭关系里从此没有了“母亲”的概念。

　　封闭，私塾的最大弊病暴露无遗。“两年半的关门教育，侯波不让我探视，已经让孩子对我产生恨意。”鸿儒再也没有叫过“妈妈”，曾经有记者在鸿儒的日记本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做好准备，好好收拾王育……”两年里，王育几乎每星期都去侯波的住处，但一直被拒之门外。一位邻居说:“这两年孩子妈妈每次带了东西来看望，总放到看门人或者邻居家，只有一次侯波开恩让她进去了。孩子漂亮又懂礼貌，只是少出门，从来没见过和小朋友一起玩。”不仅对母亲，侯鸿儒一切与人交流的渠道都自动消失。

　　法官王萍指出，家庭教育虽然对学生个体更具针对性，却毕竟不够系统和全面，而侯波对义务教育的认识有偏颇之处，要求侯鸿儒尽快入学。但侯波一再强调，自己咨询过区教委和国家教委，“法律并没有规定家长不能在家里教育自己的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葛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