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商洛的五支红军(图)

　　1932年到1937年，有五支红军转战在商山洛水之间。商洛人民在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当时的穷苦百姓们知道，走红军指引的道路才是得解放、求生存的正道。当年商洛有4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又有1000余名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与游击队员为这块土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一支

　　徐向前所率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主力自1932年11月5日进入商洛，途经商南、丹凤、山阳、商县（今商州区，下同）、柞水五个县（区），历时23天，行程600多公里，后来翻越秦岭，再经汉中入川，建立了川陕苏区。

　　“灰色军衣一串串，吓得人往后山钻；

　　过后才知是红军，头头就是徐向前。穿上草鞋找红军，穷人起

　　来闹共产；打土豪，分田地，坚决跟着徐向前。”

　　徐向前，正是来到商洛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1932年11月，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四个师两万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征，转战来到商南、丹凤、山阳、柞水。红四方面军途经山阳时，在漫川关与敌进行了生死存亡之战。

　　50多年以后，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战斗情景，无限感慨地说：“漫川关突围，真是很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北山垭口顶住了……”

　　当年的漫川关，是山阳境内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千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11月11日黄昏时分，部队行至漫川关以东的云岭地区，敌三个团堵住了前进的道路，五个师或在前方拦截、或追至后方隔绝后路，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数十里山谷之中。

　　徐向前临危不乱，果断提出趁着其中一面敌人尚未封锁严密，集中兵力突围出去。他拉着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的手说：“全军安危唯此一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许世友大声答话：“三十四团即使拼光了，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多年以后，许世友这员猛将，用这样的句子形容当年的这场战斗：“敌我双方都竭尽全力在拼搏，在厮杀。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只是四面的大山在微微发颤。”三十四团一营营长、三个连长、指导员以及大部分排长都牺牲了，但终于打开了一个名叫张家庄的垭口，部队冲开垭口，沿着山间小道，冒着风雪胜利突围。

　　■第二支

　　贺龙率领的红三军

　　在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经过商洛的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也进入了商洛山中。1932年11月21日，红三军途经丹凤、商南、山阳、镇安四县，行程400多公里，历时12日，随后进入安康、旬阳。

　　如今，在商洛深山里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打听“红三军是谁领导的啊”，一定会得到一个震撼的回答———

　　活龙！是“活龙”领导的！

　　老人们口中大名鼎鼎的“活龙”，就是后来荣膺共和国元帅的贺龙。

　　1932年秋，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领导红三军四个师15000余人，从洪湖出发，撤出湘鄂西根据地，转战进入商洛。红三军一面与遭遇的敌军英勇战斗，一面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宗旨。尽管没有东西吃，红军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却从不打扰百姓。至今，在商洛的许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动人的故事。

　　红三军来到商南县两岔河姚升奎家门前歇脚，姚升奎见红军吃的是糊汤，就端来几碗萝卜酸菜，可红军战士谁也不肯吃，推来让去。部队开拔时，一名战士给姚升奎送来3块银元，说：“我们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东西就得给钱。”

　　红三军经过丹凤县张塬王塬村宿营，住在群众李奇虎家，因烤火不慎将几间房子烧毁了。当时李奇虎不在家，红军找不到他，便在他家的柜子里留下了30块银元和一封道歉信。李奇虎后来拿着银元和那封信，逢人就说红军好。

　　■第三支

　　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

　　红二十六军从1933年6月上旬进入商洛地区北线，转战商县、洛南沿秦岭一带，于8月底离开，历时仅两个半月。活动区域只在商县西北角一带和洛南县西北角两岔河一带，但影响超出了这个范围。

　　很少有人知道“陕北红军”刘志丹曾经到过陕南商洛。

　　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是被迫离开以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汪锋、参谋长刘志丹率部来到蓝田县张家坪。16日早上，红军正在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敌军趁着大雾突然包围了红军驻地。

　　刘志丹、汪锋各带了近百人，分别突围。谁知竟与大部队暂时失去了联系。

　　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世泰，当年是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团长。1933年6月16日那天，他带领100多人阻击敌人，直打到次日上午八九点，才边打边撤出战斗，率部队向洛南县一带转移。

　　红军一面摆脱敌人的追击，一面寻找下落不明的刘志丹、汪锋。可是，王世泰先后派出了数十人次寻找，都没有消息。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决定大部分人分散通过封锁线，重回陕甘，再持红旗。由王世泰和另外18名同志沿着秦岭寻找刘志丹、汪锋。

　　几天后，王世泰正在两岔河东40公里外的石头峪后沟台子村一户农家里吃早饭，哨兵跑来报告，北面山豁口有人活动。侦察员发现，对方只有两个人，就喊：“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王世泰的人……”那两人一听，忙说：“请王世泰出来答话。”

　　王世泰此时已到山上，他用望远镜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果然是刘志丹。只见刘志丹浑身上下满是被荆棘划伤的血口子，而他随身带的两支短枪，也因山上多雨，生了锈。

　　战友重逢，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刘志丹当时身患疾病，他用虚弱的声音对王世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又见面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后来，他们才知道，汪锋带部队突围到蓝田葛牌一带，还负了伤，后在群众掩护下，留在当地养伤。

　　张家坪失利，使得红二十六军的战士们更加想念陕甘边根据地，怀念为革命牺牲的战友。1933年10月，在离开商洛两个月之后，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胜利返回耀县照金，开始了新的战斗。

　　■第四支

　　徐海东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

　　1934年12月8日，从河南长征而来的红二十五军进入了豫陕交界地洛南县境内的箭杆岭。这支红军与其所属第七十四师长征中，在商洛先后活动两年零四个月时间，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新的革命苏区，充分体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红二十五军是在商洛战斗时间最长的一支红军队伍。

　　1983年，镇安县一名职工翻修房屋时，在墙缝中发现了一张发黄的传单，那上面清晰可辨地写着“镇安县的工人农民群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原来，这是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的“告群众书”。

　　“不要听土豪劣绅的谣言！赶快回来生产乐业！红军公买公卖。赶快到红军中来报告土豪劣绅反动首领！马上叫红军都回来分土豪劣绅的田地种！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穷人自己的武装———抗捐军！”

　　红军不仅是在“告群众书”中这样说的，也果真是这么做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在商洛的柞水、镇安、山阳、丹凤等所属7个县的37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一些农民协会，打土豪，烧毁地主的契约和债据，没收地主的田地、房屋、粮食，分给穷人。农民喜气洋洋地收割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

　　各地的“红枪会”也被红军改编为“抗捐军”———1934年12月29日，红二十五军在洛南县景村附近的车塬成立了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这支300余人的部队活动于商县、丹凤、洛南边的小秦峪、车塬、七岔沟一带，张贴“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宣传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兵的“五抗”斗争。

　　红军的行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他们得知这支穷人队伍的带队人就是作战勇猛、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纷纷参军。山阳县袁家沟口有姓曾的兄弟二人，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参加了红军。当年仅有15000人口的柞水县红岩寺区，就有300多人参加了红军。

　　红二十五军以商洛地区为中心区域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革命景象盛况空前，蒋介石听说了，惊呼鄂豫陕的东区、西区，完全“赤化”了。

　　■第五支

　　程子华等率领的红十五军团

　　从1937年1月15日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县城，到2月8日，红七十四师撤离商县城，红军此次在商县城区驻防23天。时间虽短，但影响很大，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红十五军团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的。1937年1月初，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的率领下，从甘肃海源急行军，赶到了咸阳。特地从西安赶来的中共代表团团长

　　红十五军团奉命于1月10日从咸阳出发，于15日进至商县。坚持转战在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也于当月下旬赶到商县。1937年1月22日，红十五军团和红七十四师在商县胜利会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首次将革命红旗插在了商县城头。

　　两支红军会师商县后，占领要地，制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宣传抗日主张，扩大红军队伍。1937年2月初，根据中央指示，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开赴三原；红七十四师也撤离，移师镇安、柞水和宁陕一带。

　　（本稿采写得到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本报记者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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