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长征⑧ --信念

　　虽九死其犹未悔

　　雄关天堑，征途漫漫。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被饥饿、伤病和残酷的战斗夺取了生命。他们倒下了，但是他们没有趴下的。活下来的人，沿着牺牲者的道路，继续前行。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衣衫褴褛、扛着土枪长矛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百折不

挠，愈挫愈勇，最终熬过了两万五千里的漫长而艰苦的行程？

　　1、我为穷人打天下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二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歌谣至今仍在流传。穷人为什么革命？因为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穷人多，富人少，革命一定会成功！”出生于黄安县的秦光老人坐在椅子上，89岁的腰杆挺得笔直。

　　■“咱们种的粮食，为什么给地主”

　　我小时候家里穷，生下来就没奶吃，我爹给地主种地、放牛，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有一年收成很不好，我爹要地主少收点租子，结果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一气之下，我爹退了佃，跑到别的村给人家当佃户。

　　天下老鸹一般黑。在哪里都不行，受欺负，自己养的牛，最后被地主拿走了，我爹一生气，就又搬回老家。

　　我从小就跟着我爹放牛、种田。我头一回种地，就被牛拖到了泥水里，弄得全身又脏又湿，种田真难啊！可是心里想，等秋后有了收成，就有饭吃了，心里就不觉得难受了。

　　那年收成不错，打谷场上堆着一大堆稻子。可是还没等打完场，地主就来收租了。500多斤谷子，地主拿走了350斤。全家3口人，100多斤谷子怎么够吃啊。

　　我心疼得直哭，问我娘：“咱们种的粮食，为什么给别人？”

　　妈妈伤心地说：“人家是地主，咱们是佃户啊。这是命，人家生在富人家，就吃现成的，享清福，咱们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孽，今世受苦！”

　　我爹愤愤地说：“什么前世今世，都是地主们骗人！”

　　“从那时候起，我就想，什么时候穷人才能不受欺负呢？”秦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苦难的年代。

　　■“红军让我吃饱饭”

　　86岁的李光照与秦光一样，从小为地主放牛。

　　我老家是四川苍溪人，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穿不暖，10来岁还光屁股呢。一天天地吃酸菜、萝卜，白瓜、红薯是主食。很少吃米饭，就是吃，也只有半勺米，一家七八口人，都看不见米。

　　后来我们那里“闹红”了。

　　红军有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战斗队的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工作队的任务是攻下一个地方后组织苏维埃政权。宣传队负责宣传组织动员群众参军———这是参加红军后才知道的。

　　那时候，宣传队每人提一个小桶，一个写标语的刷子，走到哪儿刷到哪儿。

　　“打土豪、分田地！”

　　“人人平等！”

　　“打倒蒋介石！”

　　“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军阀！”

　　“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些口号有的懂，有的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蒋介石是谁，也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在家时就知道本地的军阀。可是“耕者有其田”我们懂，老百姓辛辛苦苦，两手空空，就是因为自己没地啊！

　　也不光是宣传，红军来了以后，把财主家的财产分了，地也分给穷人，三亩的，四亩的，人多的有十来亩。

　　这是穷人的军队！后来说要“扩红”，我们村好几个小孩儿就一起参军了。

　　“我参加红军开始就为了吃饱饭。”李光照毫不掩饰他参军的动机。但是，就是这样最原始的要求，让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最强大的力量，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

　　2、宁死也要当红军

　　■“小鬼，你又回到部队了”

　　“我12岁参加红军，11次枪伤，可是我从来没想过退却。每一个战士都没有退却。”原红四方面军88师战士邵云坚定地说。

　　1935年，我由司号员调到师部当了司号官。9月打四川崇化县的战斗中，我负了重伤，左脚被机枪打断，一步也不能走动。战斗结束后，部队急着去执行新的任务，便匆匆出发了。所有的伤员留在崇化。

　　可我实在舍不得部队，舍不得首长，舍不得战友。伤势刚刚好一点，我就拄着根棍子出发了———找部队去，死我也要当红军！

　　头两天比较顺利，走了二、三十里，后来，伤口疼得要命，只好丢掉棍子，坐在地上，一段一段的往前挪动。第三天，天气变了，大风呼呼怪叫，顷刻间，冰雹、雪雨劈面打过来，我手脚失去知觉，再也不能前进了。部队医院在单巴县黄金喇嘛寺，有180里，难道就这么死在这儿？

　　我拖着流血的断腿，摸索到乐渣镇了。这里离黄金喇嘛寺只隔着一条河。我怕连累群众，没直接进村，想在村边一堆草垛里先避一避风。我爬向一个草垛，“噌”一声，从里边钻出一条大花狗来，冲着我狠叫起来。里边还有两只小狗，原来它们早在这里安了家。我用石头把大拘撵走，爬到那两只小狗身边。夜里，我和大狗打了好几次“仗”，抱着小狗温暖着我这冻僵了的身体。天明的时候我的肚子饥饿难忍。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我想起红军过草地杀战马充饥的事情，于是我用两块石头摩擦引火，将雪放在搪瓷缸内，忍心把这两只可爱的小狗杀了，一边吃一边掉泪，直到现在我一直很怀念那两只可爱的小生命……

　　后来，群众准备送我过河去医院的时候，听说我们的部队又要回来了。我压不住心里的高兴。一清早就到街口上等候。红军一队一批的过去，他们顾不得和我多谈，只告诉我：“师部在后边。”我像第一次看见红军一样，差不多每个路过的战士，都让我相了一面，我着重观察背号的小鬼，却一个也不认识，直到黄昏时，88师师直的人马才露了头。忽然一个人闪出队伍，用力打了我一拳头，喊一声：“号官！”原来是师部的司务长。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还没来得及说话，呼啦啦围上一大群，又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担架。刚要走，师长来了，他跳下马来，抚摸着我的头发：“小鬼，你又回到部队里来了。”我好久没有说出话来，只觉一股热流，从头顶流到了我的心里，我觉得我又回到母亲的身边来了……

　　■“我不能离开部队”

　　69年前，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位负责人站在台阶上，高声说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到家了，欢迎你们！”话音刚落，在场1000多人忽然爆发出痛哭，声音越来越大，撕心裂肺，荡气回肠。

　　今年90岁的原河北省军区顾问张方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眼睛禁不住再次湿润：“4个多月的磨难，终于回家了！”

　　1936年红军大会师之后，我们西路军西渡黄河，向宁夏挺进，在河西走廊遭遇10万敌军围剿，我们穿着夹衣草鞋，忍饥挨饿，与敌人浴血奋战，重创敌军，但我们伤亡惨重。1937年，我们被打散了。

　　在石窝山集中的时候，原来的2万多人只剩下不到3000人了。只剩下一条路：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说什么也得回延安去！

　　我们开始有30来个人，后来走的走、散的散、牺牲的牺牲，最后就剩我一个人了。河西走廊的气温，晚上降到零下30多度，寒风带着沙砾打在身上、脸上，针扎一样疼。多少天吃不上东西，捡马粪里没有消化的玉米粒、黑豆吃，实在累了，就在沙子里挖个坑避风，实在冷了，就把沙子盖到身上，白天沙漠里沙子热得烫人，晚上还有点热乎劲。晚上做梦，都是回到部队，跟战友们说话，唱歌，笑。

　　后来除了沙漠，有了人烟了，就讨饭、打零工，反正说什么也得回部队去。

　　那时候我在兰州一个杂货店打工，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写着，国共合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心里高兴，这下找红军的希望更大了。我走回店铺，来了好几个身穿军装的人，帽子上也没标志，说的是南方话。

　　“老表，拿盒洋火！”“小鬼，是啥子烟？几多钱一包？”“这小鬼像是南方人，是红军下来当老板的，不简单，哈哈！”

　　老表？小鬼？红军？

　　这些人是红军战士！我们的队伍打过来了？来接我来了？我又做梦了？

　　我心里乱，什么也干不下去。瞅个机会，找了一个人问，真是西路军战士，被俘虏的，抗战之后被编成补充团，要到武汉前线去。

　　我一定要跟着去！

　　收拾东西的时候，杂货店老板走进来问：“你要走？”我说是。老板很不高兴：“你当兵还没当够？受苦受累，差点连命都没了，图个啥？留下吧，以后我把女儿嫁给你，我的财产都是你的，有吃有喝，有家有业……”

　　我回绝了他：“我不能离开部队，再苦再累我也心甘。”当天晚上，我就跟着部队走了。

　　这支部队最后没有到武汉，而是全部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我凭的就是四个字，忠实，信念。”张方明老人再次激动起来。

　　3、我们一定会胜利

　　■"阿罗，糌粑多多给"

　　通过藏族聚集区，在李光照心中是充满生气的，说起那时候的趣事，向来一脸严肃的李光照时不时就哈哈大笑。

　　在藏族地区，我们到喇嘛寺，到土司家里筹粮，住了半个多月。把麦子、棒子磨成炒面，准备过草地，每人4、5斤干粮。

　　那地方没多少人烟，筹粮也很困难。藏胞害怕红军，开始也躲着我们，侦察连编一队下去访问，我们说话人家听不懂，他们说话我们也不明白，写的标语他们也不认识。就找土司，动员过来给我们当翻译，其实那个翻译也不特别准。没办法，干什么都是连比划带说，吃、穿、走路都是比划。

　　也学了两句藏语，现在也不怎么记得了，就记得一句："阿罗，糌粑多多给。"阿罗，大概就是老乡，糌粑他们知道，藏语不是，汉语也不是，加上手势，多少也明白点。

　　藏民很好客，很客气，叫你坐，给弄酥油茶和糌粑。也不洗脸，也不洗手，黑乎乎的捧两捧。拿把水壶，往炒面里一倒，双手搅，然后就捏成这么长这么粗，先吃一口给你。吃一口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没毒啊。东西倒是不难吃，可就是觉得有点不干净---他们的手倒是干净了。

　　可是你不能不吃，要不然就麻烦。

　　我就见过一个战士嫌脏，不吃人家的东西，那藏民生气啦，哇啦哇啦暴吵，满脸通红，脸上筋都绷起来了，他不轰你走，他自己从家里出来走了，一面走一面跺脚---呜哩哇啦嚷嚷。我们那个战士，当时都傻了，瞪着眼，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当地土司说，藏胞喜欢汉人，喜欢我们红军。可是你不能嫌弃人家，你不喜欢人家，人家就不和你接触了。

　　李光照老人说，其实一开始他们走过的地方，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都怕，有的还到深山里躲着，可是时间一长，经过宣传，更重要的是群众目睹了他们严明的纪律之后，就开始欢迎他们，有的还主动给他们当向导。

　　"有老百姓支持，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李光照说。

　　■"即使在最困难时也没有放弃学习"

　　93岁的钟枝棋老人身材高大，瘦削，说话做事一板一眼。"我小时候家里穷，没钱念书，文化水平低。开始学识字，还是在长征路上。"

　　长征路上除了行军、作战，还要学习军事、政治、文化。

　　军事主要是投手榴弹和瞄准，白天行军路上休息的时候，拾一块和手榴弹差不多重的石头投几下，或者坐在背包上举起枪瞄准，有时候举着举着就睡着了，枪口耷拉着冲着地下，还有人开玩笑："你倒不错，蒋介石藏到地下了，你还往他脑袋里打。"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学习政治主要是由指导员讲评一天的行军，表扬好人好事，讨论学习三大纪律。

　　学文化其实就是教我们识字。部队行军集合，要出发了，连里的文书和识字的同志用土块、石头什么的在人们铁锨上写一个字，文书讲一遍，然后开始行军。路上休息了，文书就在那里喊：学写字啊！我们就拾一块石头，要不拿个树枝在地上画，沿路上到处画得乱七八糟。到晚上宿营，文书还要测验。

　　有一回，文书问我，今天学的什么字？天知道什么字！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哪有精神记它！我就摇头，说不知道。文书说，那请别的同志告诉你，结果我旁边那位也忘了。其实本来是个枪栓的"栓"字，有个战士拍着枪启发我，我马上"明白了"，大声说："是个'枪'！"大伙哈哈笑我。

　　文书很严肃："以后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共产主义。"

　　"建设共产主义！我们那时候就想，红军一定会胜利！长征路上红军有倒下的，可没有趴下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念。"钟枝棋忽然笑了，皱纹密密地堆起来。

　　文/本报记者 徐国栋 解丽达 汤润清 本报实习生 李娟 李敏

　　在冀红星谱 ⑧

　　王清银，1916年2月出生，四川仪陇人。1932年8月入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河北省南宫县人武部部长等职。1964年6月离职休养。现居邢台。

　　邵云，四川省阆中人，1920年1月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河北大名县兵役局长、汉沽市武装政委等职。1965年离职，现居邯郸。

　　郑苏，1920年出生，陕西韩城人。1935年参加陕北红军，参加了长征和抗日战争。曾任阜平县文救会主任、衡水地区广电局长。1982年离休。现居石家庄。

　　链接

　　悲壮西路军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此时，西路军下辖红四方面军第三十、第九、第五军共2.18万人。

　　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遭到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截”。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源和物资补充，孤军作战，西路军虽然毙伤俘敌2万5千多人，但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尽一切努力争取马步芳和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1937年2月，还派出援西军前往增援。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收容被俘和失散人员。 档案揭秘 红军俘虏政策的变化

　　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毛泽东又增加了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

　　但在反“围剿”中，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采用极端杀戮政策，同时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未能很好地执行。解放军档案馆收藏了一份1934年2月21日的中央军委密电。在这份密电中，红军的俘虏政策已经变成了“以血还血”。

　　不过在1934年10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文中，对红军的俘虏政策做出了新的指示：“对敌军俘虏，应加以优待，在短促的政治宣传鼓动后，即释放之，其连以上官长，应送至总政治部处理……”

　　这份红军电文的发电时间，刚好是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时间。可以看出，由于长征初期准备不足，红军没有时间对俘虏进行收容教育，基本上采取不“收留”的态度，只是“短暂鼓动”就释放。

　　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总司令部以明电的形式对俘虏政策再次做出规定：“(1)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2)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3)要回家的发给路费；(4)敌人伤病官兵，一律给药医治；(5)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6)杀死卖国官长来投降的，升职使用。”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与电文同时发布的红军布告则热情地鼓动敌军士兵：“无家可归的你们可以在苏区分田分屋，娶妻生子，安居乐业，做苏维埃独立自由的公民……”

　　同年，周恩来签署下发了《关于发白军费的规定》，其中规定：(1)缴枪回家的发二元，当红军的一元；(2)拖枪(注：携带枪支)投诚的回家发五元，当红军的发三元。

　　红军的这几份电文，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和最大程度地瓦解了敌军，也基本奠定了我军俘虏政策的雏形。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中忠实地执行了“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留下了文明之师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