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专家提出“宽容量刑”新思路

　　社会学者质疑法律公平底线

　　民工犯法 不与庶民同罪？

　　“对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初犯且轻微的应该在量刑上实行宽容。”10月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2006年全国 刑法学术年会上讨论刑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著名刑法专家、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大胆提出这一论调，语惊四座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多少年来众人皆知的道理，难道民工这种“弱势群体”有了违法行为，就可以享受特殊法律 待遇吗？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黄京平教授的“宽容”一词，人们读出了更多的含义。

　　黄京平(刑法专家)：

　　民工犯罪多缘于制度缺陷

　　在目前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对于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偶然、初次实施的轻微犯罪，应该强调宽容：可捕可不 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通过事实，来实现它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现在犯 罪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外来务工者，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制度上的缺陷。许多民工是为生计所迫而犯罪的，比如有的钱被偷后 没钱吃饭，有的因为拿不到“血汗钱”，加上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人生地不熟，无亲无靠，结果为了生计就铤而走险了。

　　这些人是因为社会的某些缺陷导致了犯罪，如果刑事法律在这方面只是强调字面上平等的话，无疑是利用国家权力强 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再一次不公正、不公平，长期下去对社会、对国家的稳定与和谐都没有好处。相反，如果对他们判罚过严、 判的人更多，其结果会导致增加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但宽容绝对不是纵容，在惩罚和宽容并重的情况下，让弱势群体实施轻微 犯罪人既能感觉到惩罚的威严，也能感觉到国家和社会的宽容。

　　林卫萍(教师)：

　　法外开恩会折损法律权威

　　只要违犯了法律，就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民工”的身份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解决渠道。如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 可以法外开恩，那么比民工还弱的群体呢？既然弱势群体可以，那么强势群体自然也可以通过其它条件而获得法外开恩，那法 律的尊严又何在？

　　法律的权威在于一视同仁。法外开恩就会使其权威和效力大打折扣；而且“从轻处罚”会引导一种非常不好的贫穷价 值观：因贫穷而犯罪是可以原谅的。在法律中给了其中一方特权，就是对另一方的伤害。为生活所迫去犯罪，大部分是属于意 识形态上的问题，如果实现了这一规定，如何取证？以何种标准定性？怎样操作才能不失公允？

　　民工需要被平等地对待，而不是“法外开恩”的方式，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恐怕才是治本之方。

　　曹林(学者)：

　　法律不能当作矫正工具

　　除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外，法律宽容一般只能抽象地指向某种行为，而不能指向一个人或群体，要宽容就宽容所有 人，仅宽容民工就违背了平等。公正的法律应该有自身一套非人格化、程序性、独立的价值标准，不受道德、政治的干扰，不 应为其他制度缺陷“支付成本”。以法律宽容为福利矫正某种制度不公，是牺牲法律的平等，补偿其他价值。

　　强调法律字面上的公平恰恰是对弱势群体再一次的不公平——这是一种“以一种不公矫正另一种不公”的思维。比如 ，为了矫正制度对民工的不公，规定可以宽容民工的某些犯罪——可民工犯罪是有受害者的，这个特定的受害者并没有参与实 施“制度对民工的不公”，他凭什么要宽容民工？一个被欠薪逼得靠抢劫维持温饱的民工抢了一个城市下岗者的东西，宽容了 民工的话，就得出台另一个规定来补偿这个无辜的受害者。这种矫正又会制造出新的不公。

　　一个遭遇制度不公的民工犯罪可以宽容，一个创造了许多财富的富人犯罪是否可以免罪？其实，为补偿制度对民工的 不公可以有许多福利途径，如就业、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平等，岂能拿公正底线的法律当作矫正的工具？

　　何帆(博士)：

　　“宽严相济”

　　顾及刑法社会效果

　　“宽容量刑”是为了更好阐述刑法“宽严相济”的内涵，使司法工作者在决定追诉与量刑时，既关注侵害结果，也充 分考虑人情事理与社会效果，并不是把外来民工的身份直接作为减免处罚的理由。“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并不意味着一律不 捕，而是要充分考虑“可不捕”的因素。就拿故意伤害来说，恶意伤害当然应当法办，但邻居纠纷、同学打闹、夫妻口角引起 的伤害案，就不能一概而论。

　　“宽严相济”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过去常说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后者是“惩办”在前，“宽大”在后，强调的是 “惩”，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严打”。而“宽严相济”，则是“宽”字在前，侧重基点在于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以 “宽严相济”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更多顾及了刑法的社会效果。

　　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因生活所迫，盗窃他人少量钱财就医，检察院权衡之后，最终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就是“宽严 相济”政策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