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文化探险与富豪之间

　　黄效文，唯一以探险家、摄影家与作家的三重身份代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中国青藏高原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30余年，而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人；是非谋利组织“香港中国探险学会”的创办人、会长；曾先后六次为《国家地理》杂志 率领大型探险活动；2002年，黄效文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25位亚洲英雄”之一，并被誉为“中国成就最高的在世 探险家”。

　　文-张素闻

　　图-黄效文提供

　　1986年，黄效文创办了(香港)中国探险学会，至今正好是20年。(香港)中国探险学会有多名专职中外专家 ，在香格里拉建有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活动中心，拥有专业的技术支持与充沛的资源配给。(香港)中国探险学会把探险 作为手段，宗旨是做边缘地区的文化保护和自然保护，比如，这些年的黑颈鹤、藏羚羊、藏獒、野牦牛、盘羊、金丝猴、傈僳 族、摩挲人、悬棺、古丝绸之路等等，所展开的保护项目达20多项。

　　黄效文1949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新闻系与艺术系。大学毕业后，黄效文的成绩备受瞩目， 他凭著作《从满州到西藏》(FromManchuriatoTibet)荣获美国“洛厄尔汤玛士旅游新闻金奖”(Lo wellThomasTravelJournalismGoldAward)。写书的同时，他的图片出类拔萃。他所制 作的光盘《长江——饮水思源》(JourneytotheSource)夺得11个国际奖，他拍摄的《西藏》(Tib et)也赢得五个国际奖。仅就悬棺这一考古项目，他给“探索频道”做了一个小时的纪录片，赢得亚洲最好的纪录片奖；西 藏的八蚌寺与白雅寺，是他策划主持的寺庙修缮与壁画的修复，这个项目，使他在1993年获得“劳力士事业奖”(Rol exAwardsforEnterprise)……他的国际影响远远超过国内媒体对他的关注。

　　从去年8月开始预约黄效文的采访时间，电话打过去，他不是在香港就是在云南。他很体谅地问：“要不要我打过来 ？”打过来都没有用，我对他的好奇心使我下定决心要面对面采访他。一直到今年8月，我才在广州亲眼见到黄效文。他个子 不高，脖子上挂着老花眼镜，语速飞快，不时低下头，圆圆的眼睛在镜片上方打量着我，普通话、英文、广东话混杂……我把 我所能找到的他的书的书名告诉他：《自然在心》《文化在心》《高原仙鹤》《接近天堂》《边城显影》等，他用英文写下一 个书名，并说：“中文翻译成《中国伊斯兰教的边疆》，这书已绝版，很难买到。”可能是研究的内容比较偏的缘故，他的书 其实都比较难买到，尤其那些用英文写的书。

　　在他作为探险家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支持。那些支持几乎都来自全球知名企业，壳牌(Shell)、

　　在思想力与行动力结合的疆域中，黄效文是我们所陌生却值得关注的一位文化行者。

　　探险缘于求知欲

　　记者：你很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了探险生涯，这与你的性格有关吗？

　　黄效文：探险缘于求知欲，我是那种既传统又叛逆的人，大学最后一年，只差一篇论文就可以毕业，我忽然不想在学 校待下去了，一走了之。而当我父亲对我的出走表示不满时，我又可以多交两篇论文，拿到学位。别人可能是在正中间找个比 较保守的方法平衡自己，而我呢，我是在左右的极端中找平衡，然后拎着它行走，走中间路线太无聊。因此，我选择探险既是 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记者：你觉得你的探险与现在的户外活动有什么差别？

　　黄效文：探险不是冒险。很多人把探险等同于冒险，等同于体力的大比拼，我们不是这样的。传统的探险是跟有计划 的投资者一样，很有科学性的。对我们而言，探险更多地倾向于文化与自然考察。

　　记者：你的摄影与写作是探险的副产品吗？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会使你扬名国际，获得那么多奖？

　　黄效文：我都没有学过摄影，我只学过艺术，可能艺术系的学习使我有较高的审美能力与创造能力。获奖那些事，根 本不值得一提，完全是附属产品，我根本没去想这些事，只是觉得好玩。

　　在废墟里找金子

　　记者：网络上可以搜到你给很多单位演讲的告示。你给什么样的人作演讲呢？都讲些什么？

　　黄效文：我给世界总裁会(WPO)、年轻总裁会(YPO)等做主题演讲。去年，400多人在上海听我讲科学管 理与合理利用，我给他们讲怎样用最小的资源做最大的事，就是中国人讲的四两拨千斤。

　　记者：怎样才能四两拨千斤？

　　黄效文：首先要发现自己的潜力，所谓潜力，不是将来如何有名，而是如何发挥好自己。那些患自闭症的小孩身上， 似乎总有一种特别的潜能，而认识自己的潜能就是立足之本。而后善于发挥它挖掘它，就是从废墟里找出有价值的东西——大 家都不要的东西，我们很好地利用它，一直让它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这样的发展比不在认识自身潜能上所做的盲目的人生规 划要好得多。

　　我给你说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一直在西藏与云南跑。2002年是马年，藏族或者印度教的教徒都要跑到阿 里冈底斯山去转山。53公里，藏族人大概一天就可以转回来，我们用了两天。我们转山的那天，死了两个人，一个是60岁 的老太太，一个是28岁的女孩子。长途跋涉，身体疲惫，高原反应或者本身就感染了一些小病的，经过这么辛苦的转山活动 ，很容易死亡。我对这个感到很难过，觉得必须要做些事情去面对这种民族文化活动中的危险性。2003年转梅里雪山，我 们在前一年把吊桥修好，给已经20几年没有修的吊桥换了钢丝与木条，在吊桥的另一端设置了一个医疗站，有藏族医生给转 山的人看病，六个月便有4600多个病例；又建了一个茶馆，转山累了，很多人来喝茶，我们的专家就可以作调查了，民俗 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科学家等等都坐在这个茶馆里等，等他们所要的信息……这就是从废墟里找金子，用很小的资源 ，做很大的事情，我很骄傲我们的机构这么小，能做这么大的事情，探险学会在香港本部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办公人员。

　　记者：这是科学管理与合理利用的事情。

　　黄效文：是啊，也就是一种思维。比如说，2002年，我们(香港)中国探险学会派发了印有濒危动物的扑克牌， 以这个手段来加强高原民众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第一套扑克牌上的动物图片是香港国际学校的学生们绘制的，以比赛的形式 发动他们绘制，绘得最好的留下来做扑克牌。这样，既加强了学生们对濒危动物的认识，又利用了他们的作品，使更多的人了 解到保护动物这件事情。第二套扑克牌上的动物图片，是由新疆学生绘制的，是中国西部边缘的野生动物。你看，这样一副扑 克牌，经过孩子们的创作，发到大人手中，也是最小的资源最大的利用吧。

　　科学管理与合理利用

　　记者：在野生动物保护上你是怎样实现科学管理与合理利用的？

　　黄效文：譬如说，熊猫有上进意义——谁都知道它是形象大使。它的意义不在于大自然，也不在于动物园，而是在外 交。保护好熊猫除了保证它的正常繁衍之外，更能使它成为全世界自然保护的象征。年老体衰无法进行交配繁衍的熊猫可以在 动物园或别的方面体现它的价值。野牦牛是一种热爱群体活动的动物，经常要靠决斗才能赢得交配权，牛王到一定年龄，总会 输下来，离群的野牦牛一定曾经是最好的野牦牛，用它来与家牦牛交配？还是用来做标本？金丝猴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又丑 又弱的猴子总是得不到交配的权利，那它要怎样才能在群体中站稳脚跟呢？它尽管体弱，但脑袋更厉害，经常要出些主意，搞 些小动作，引开猴王之后便有机会交配。如果我们把它们集中保护，集中太多，栖居地变小，有近亲繁殖、食物减少、互传疾 病、群体容易斗殴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它们分开，体格强壮的有体格强壮的遗传，同时，体弱的呢，也保存它的智力优势 。现在，滇金丝猴已经有2000只左右。这就是合理利用了。

　　记者：你所见到的管理不科学的地方多吗？你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怎么改进？

　　黄效文：多。比如说夏天的布达拉宫，很多人很辛苦地排队，排一整天也买不到参观券，因为票都被旅游团买去炒作 了。而且票价很贵，100元的门票上涨到380元，这就是管理的不科学了。但对藏民只收1块钱是对的。科学的管理就是 要达到所有人都能去参观世界遗产，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每天以时段来收费：好时段很贵，中档时段收费 一般，最差时段最便宜，便是一个出路。

　　记者：除了给企业家演讲，你还给什么人讲？

　　黄效文：在香港，给国际学校的那些孩子们讲，我要收钱，没请其他的国际专家来讲，就是我们同事自己讲。可是， 给贫困学校孩子们讲座是免费的，这类讲座我请了联合国大使和其他的专家来讲。人家以为给国际学校的，一定是最好的教师 最好的享受，不是，在我眼里，贫困的学生更需要被重视。

　　记者：听说，你长年给香格里拉的一个村子提供汽车接送孩子们上学？

　　黄效文：那村子离学校比较远，孩子们上学要走五六公里，因此，一些孩子在路上玩耍，加上交通繁忙，走路上学也 给孩子们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租了三辆微型车，每年给他们1万块的运输费，早上8点把孩子们从家里接到学校，晚上5点 从学校送他们回家。

　　记者：你总是做一些有利于少数民族与边远地区民众的事情，你是否有一种使命感？

　　黄效文：没那么崇高，我只是觉得再不去做就惨了。比如说，1985年前，还有人知道怎么用水獭抓鱼，现在，就 只剩下最后一家人懂得这个技术了，要不赶紧抢救岂不是要失去了这项传统？我去修缮那些寺庙复原那些壁画，也只是本能地 要抢救它们，抢救那些美好的事物。

　　现在与未来的事情

　　记者：听说，你在筹建八个博物馆？你是怎么策划这些博物馆的？

　　黄效文：是计划建八个小型的博物馆，三个已经建成了。通常意义上，博物馆都做得很大，里面放很多东西，但我只 想做得专业一点。比如说，我们有个展览厅，专门展览一种藏族人认为有祭鬼意义的古老藏饰的模具，木的模具，一般的大型 博物馆可能也就只有两三件，但我们找到了200多件。

　　记者：这些年在国内从事自然与文化保护事业，你有什么感触？

　　黄效文：

　　记者：在中国的西部奔走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待中国的西部？

　　黄效文：中国的东西两部分就好像太极图的阴阳两极，白色黑点的那一半是东边，黑色白点的那一半是西边。东边的 人在东边待久了，总会想到西部去看看，西部人在西部待久了，也会想到东边去看看。西部不仅是中国的后花园，应该是全亚 洲的后花园，全亚洲的人以后都会想到中国西部来度假。

　　记者：除了已经做过的自然与文化保护，将来，你会去尝试一些什么新的挑战呢？

　　黄效文：有些非谋利组织很不专业，不懂得管理，不懂筹款与运作，我希望再过几年，我们自己的项目也做得差不多 了，我就去做别的非谋利组织的顾问(笑)。小孩的思想空间很大，每个小孩都是探险家，他们对周遭的事情都很敏感，都很 好奇。我觉得当我老了，真的走不动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把我所经历的一切作为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责任编辑：蒋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