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镜头前的美有着残忍与尊严

　　甘露，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历时七年，记录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 的全部拍摄过程，制作了关于电影《英雄》诞生之纪录片——《缘起》。《缘起》是国内第一部独立于电影之外发行的电影纪 录片，引起广泛的关注。随后推出了关于电影《十面埋伏》的纪录片——《如花》。即将推出历时四年拍摄的，亚洲第一部全 面反映中国芭蕾舞演员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我们在跳舞》。

　　采访-本刊记者蒋晔 图-汪细林甘露提供

　　甘露，这个

　　9岁时的甘露选择了用毛笔练欧体字，安静地将白羊座人的热情融在悬腕的定力中，一直坚持到高中，功课紧张起来 后，她才逐渐少写。之前，全国第一届青少年书法大赛，她已经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时常是这样的，放学后，默默地捧着宣 纸与墨经过热闹的人群，从春熙路走回家，拒绝伙伴们玩耍的邀请，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勾一划地看墨在纸上湮开的样子。练 习书法让甘露在安静中寻找到秩序感，那或许是她最初的观察：看自己能在某种固定的形式下创造出多大的美。

　　美，女人生活中永远不可或缺的主题。容貌的美并没有带给她更多的惊喜与热情，反而是自身之外的纷纭世界中他人 的美时常敲击她的心。在接触电影界的人时，经常有人看到甘露终日端着沉重的摄影机，便怜惜地、善意地建议：“你为什么 不去做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比如幕前的事情？”她浅笑答道：“我更喜欢关注他人，胜过被别人关注。”或许，是观察的惯 性让她更愿意待在大千世界诸多风景的后面，用眼睛去观看去发现，而不是挺身而出，成为镜头里的焦点。

　　最开始，甘露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图片摄影专业。但后来，固定的静止的画面越来越不能满足她，图片需要她捕捉瞬间 ，然后等待结果，在调试冲洗之后，她收获的依旧是一个静物。她内心有着躁动，有着热情，需要释放，动态的观察与记录更 适合她感性、内向同时充满行动力的性格。怎样去释放自己？比如为什么自己会一副耳环一戴就是八年，再也没有更换过；比 如自己为什么一种款式的鞋三年内买了五双。观察自己的内心，她发现自己是静的，执著的，类似一个静止的观察点，而她的 眼，细致，锐利，迅速捕捉着动态的事物，这样，这样……从静止的瞬间摄影开始，她或许该进入动态的纪录片。但是，鲜有 女生做这样的工作。纪录片，不是电影，非虚构，记录的是真实的时间中流动的一切，记录者付出的时间与记录对象的时间是 一比一。她有疑惑，有那么一点不自信。男朋友说：“为什么女孩不能拿起机器呢？”一个反问结束了甘露的犹豫。她拿起了 pdsony150，用镜头对准她发现的、她认为有记录价值的人与事。

　　1995年，她加入“玄流纪录电影工作室”。工作室有两套班子，一个班子从事广告、策划与宣传片这些赢利的事 情，另一个班子拍纪录片，以前者养后者。甘露在后一个班子中做事，很幸运地可以首先尊重自己对记录对象的选择，尊重镜 头后纯粹的生者们的生存状态。“存在的就该被关注。”对她来说，记录他人就是记录自己的生活，工作与她的人生已经密不 可分。

　　他们的敬业与对自己的尊重都让我看见大写的“人”字

　　记者：最早认识张艺谋是什么时候？

　　甘露：我快毕业时，经老师介绍，认识了张艺谋。那时他正在筹备《幸福时光》《图兰朵》等戏。我们觉得他做的事 情特别有意思。我们觉得纪录电影并不一定是拍摄花絮，而是可以做成纪录片，片子有着独立的主题。当时，就是这样跟张导 演去聊的，他觉得非常好。

　　记者：记录张导演拍摄电影的过程有什么意义呢？

　　甘露：张艺谋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大家都公认的独特的地位。比如《英雄》，这是内地第一次按照商业的方式发行的 武侠片，对张导演来说，他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英雄》的合作人员，像李连杰、杜可风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很 好奇这些人聚在一起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不管别人对《英雄》怎么看，我觉得这个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 的印迹。拍摄电影的过程比电影本身来得更有意义。电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很多人集中自己的力量共同完成。在做事 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工作室拍摄的对象主要以人为主，我喜欢关注人，从小就是这样。在中国从事电影这 个行业的人很多，人们说“只有进的，没有出的”，这个群体是值得被关注的。而张艺谋的电影拍摄群体无疑具有某种代表性 。关注这个群体很有价值。

　　记者：就是说你不仅仅关注张艺谋导演，还关注这个摄制群体内的其他人？

　　甘露：对。张导演是这个剧组里的灵魂人物，值得关注。这个群体里还有别的工作人员，从演员到主创，包括剧组里 的工人，都是我关注的对象。他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从《英雄》到《十面埋伏》，我的镜头对准了剧组里很多普通工作人员 。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打动与震撼你的吗？

　　甘露：时常有。举个例子。《英雄》在敦煌拍过一段戏。电影里的秦兵都是由长期驻守嘉峪关的解放军战士扮演的， 我专门去拍他们的生活。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在电影中虽然是临时演员，但对电影也有着自己的认识。还有一个例子。电影 里所需要的马是在北京经过精挑细选后运到嘉峪关的，有些马受不了长途跋涉会死在路上，马亻夫与这些马生活了很长时间， 与马有着深厚的感情，马死了，他们会非常难受，也会更爱护活下来的马。海拔4000多米的拍摄地当今山，离驻地有两个 半小时路程，马匹不可能每天都运回驻地第二天再运回来，于是，马亻夫与马都在当今山上住。去了没几天，天气大降温。有 一天晚上，剧组来不及送吃的给马亻夫。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该吃饭的点儿，马亻夫把所有的吃的都给马吃了，自己却没 有吃饭。拍完戏后，我看到马亻夫都牵着马往山下走，我问其中一个你为什么不骑上去，他说马拍了一天戏，累了。

　　还有，每个大牌的演员也都在认真演戏，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坚持自己的位置。比如《英雄》里“残剑等待飞雪”那 场戏，在雅丹拍的，雅丹地貌很有名，完全没有路，土是松软的，踩着非常不踏实。工作人员一路搭梯子，所有演员包括梁朝 伟他们都是爬这样的梯子上山，而梯子两边就是悬崖，合理意义上的恐惧都没有存在的机会，要恐惧的话，每个人都在恐惧中 ，因为工作的严肃性使正常的恐惧感消失了。这个东西是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

　　在当今山，风沙特别大，晚上住帐篷，睡地上。睡觉时，用纱巾裹住脸，第二天早上起来，嘴里牙齿里都是沙子，还 无法洗澡。外界想像的拍电影的过程是很浪漫的，银幕上的画面如此美丽与神奇，其实，参与电影的工作人员与其他行业中普 通的劳动者一样，而且，很多工作人员不会想“我在做艺术”，他想的就是养家糊口，这是一份工作。过新年时，我问过剧组 里很多人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张导演表示要拍一部好电影，但其实很多人的回答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说他牙膏都快没有了，要 尽快去买支牙膏；另一个人说想多挣钱给老婆孩子花。我觉得仔细观察这些人非常有意思。

　　有一个场工是四川开县煤矿的，他从家乡带了100多人到全国各个剧组做活儿，很多人留在了剧组，也有些人适应 不了回老家了。他是自己找到一种谋生方法，然后带人出来谋生。我问他，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也做剧组的工作吗？他说不希 望，他希望他的孩子以后做一个医生。他是很朴素的人，跟电影光环上的虚荣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做事很认真，整天拿本子记 录每天盒饭送出去几个，对讲机送出去几个……这些事情虽然琐碎，但他做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他的营生，从中他找到了自 己存在的意义。

　　有太多的例子让我感动，一些平凡的人处在边缘的位置上，你说不上他们有多么重要，但，他们的敬业与对自己的尊 重都让我看见大写的“人”字。他们不虚荣，对自己的位置找得很准。

　　美的背后有着如此真实的残忍与追求的尊严

　　记者：你最早记录的人群或主题是什么？

　　甘露：1999年快要过千禧年时，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有惶恐的，有期待的，有茫然的，我们工作室当时就想 关注这个特殊时刻的人。工作室分成五个小组，走上街，从1999年最后一天的凌晨一直到2000年的晚上12点，整整 两天的时间，记录了不同职业背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不同的状态，这个片子名字叫《世纪的面孔》，现在依旧在拍摄中。我 当时站在西单，各种各样的面孔与我的镜头擦肩而过，瞬间，我感受到了镜头的魅力，镜头会放大很多平时你不关注的细节， 从镜头里我会发现哪些人是疲惫的，哪些人生活可能是很抑郁的，哪些人是过得很幸福的。那一刻，我觉得去做记录者是很有 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被别人忽视的东西，发现与进入更真实的生活本身。你发现、你记录、你呈现，你是一个客观的旁观者 ，也是一个主观的记录者。

　　记者：你和被记录的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甘露：简单地说是互动的关系。有个日本女孩叫前田知惠，在电影《紫日》中扮演过角色。我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 系招生的考场上发现她的。那时，初试分为六个考场，我那天在第三考场。那一拨儿有15个考生，放眼望去，有极度自信的 ，也有很腼腆的，只有一个女孩的眼神让我难以忘怀，很真挚很纯净。考官让每个考生说一句话，轮到她时，她慢慢说到：“ 我叫前田知惠，来自日本东京，今年19岁，身高……我觉得能到中国来学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原来她是一个留学生 ，想考电影学院本科。那一刻我觉得她特别可爱，很想拍她。回到工作室跟同事一说，他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当天晚上，我 试着打了电话到留学生公寓找她，跟她说我在考场看见了她，我想拍她的生活，她先是有些吃惊，后来答应了。整整六年，我 记录了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看着她经历初试复试三试，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看着她跟中国人一起同台演出；看着她演了平 生第一部电影《紫日》；看着她和中国男友恋爱分手；看到她为一部戏准备了大半年却被剧组弃用的悲伤；看到她穿着学士服 毕业的欢快；看到她为理想碰壁的困惑；看到她在戒指内刻了四个字：中日友好，至今仍然戴着……她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日本 人在中国北京的变化。在拍摄她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人共同经历着成长的过程。她刚开始不会说汉语，后来成了一个中国通。 我刚开始是喜爱纪录片，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中的表现，我的视野更开阔，人变得越来越宽容，会非常珍惜生活中 的一切。

　　彼此发现、彼此关注、沟通与彼此成长，就是我和我的拍摄对象在同一个镜头的两端发生的同样的事情。互动的双方 之间给予也是相互的。

　　记者：说到沟通，你在镜头的这一侧很有主动权，有没有一种优越感呢？遇到名人或强人有没有低微的心态呢？

　　甘露：不要小看或高看任何人，要让自己尽量和对方保持一份平常心，尽量平等地去对待。一人一世界，人与人无非 是一座墙到另一座墙，一座被拆除，另一座又在建设之中。只要我选择了用摄像机记录，选择了去关注别人，我就应该无比勇 敢，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前提是先打开自己心中的那一座墙，寻找到一种适当的和对方沟通的方式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必须 要保持客观的位置。

　　记者：现在你在记录什么人群，又想表现什么呢？

　　甘露：我在拍摄跳芭蕾的人。全国十几亿人真正跳芭蕾的只有400人。拍他们很不容易，进入他们这个群体很难。 他们这个群体是一个很封闭的圈子。这个纪录片的主题是讲述芭蕾舞演员生活状态，从侧幕到舞台的那一步就是从现实到理想 的那一步，这一步是需要平衡的。很多人看芭蕾舞演员都是看到他们在舞台上耀眼的形象，但看不到他们在台下真实的一面。 芭蕾舞很美，他们的脚却特别丑，严重变形、长茧子包括

　　记者：记录人群，突显不同人群的生存价值，你有感到孤独的时候吗？

　　甘露：有。特别是片子后期做到一半时，厌世的感觉都有。这样说是不是夸张了点?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伴随着绝 望。愉悦只发生在拍摄的过程。做后期，让你又一次去面对你的所见，再一次咀嚼再一次照镜子审视对方和自己的心。但是， 那样的孤独是值得的。接触、观察的人越来越多，我就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人生要的是什么，内心的浮躁越来越少，很笃定，情 绪上不会有太多起落，也不会受外界干扰，这些都是纪录片工作带给我的。我感谢我的工作，我热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