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发对长征史研究的兴趣

　　问：您重走长征路，对长征史做了哪些研究？

　　答：走了长征路，就诱发了我对长征史研究的兴趣。长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参加长征有哪些队伍？长征一共走了多少路程？长征中有多少次会师？怎样从广义上理解遵义会议？怎么看待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都成了我的业余爱好。但是，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我没有时间把这些写出来，有的只是拉了一个提纲，比较成型的有一篇《巴西会议会址

考》，那是我2004年休假时亲自考察后得出的一个“一家之言”，发表在《百年潮》杂志上。其他的研究，比如参加长征有哪些队伍，过去，人们只知道中央红军，也就是一方面军的长征，还知道四方面军的长征、红二、六军团(后在甘孜改为二方面军)的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其实，1934年8月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的西征，实际是为主力红军探路，应当是长征的序幕；1934年7月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应是长征的前奏。这样说来，其实是有6支红军队伍进行长征。

　　第一支是在1934年7月。当时，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中央苏区北大门江西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要实行战略转移。随后，派出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实际上也是为了转移

　　第二支是1934年8月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从湘赣地区出发向西，去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师。这支队伍实际上有为主力红军探路的意思，最后在贵州的印江木黄与贺龙部队会师。

　　第三支是中央红军长征，实际上是被迫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先是渡过了于都河，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在穿越第四道封锁线即潇水和湘江时，遭到重创，红军八万六千军队，牺牲了五万，只剩下了三万。当时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一、三、五、九军团组成人墙护送中央机关艰难前进，湘江战役中红军又损失大半。当时，士气十分低落，全靠周恩来左支右撑，李德说话没人听，博古甚至想要自杀，被聂荣臻给救了下来。在这一路上，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就经常做他俩的工作。毛泽东同张闻天在瑞金时期接触就比较多，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主席；一个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王稼祥受伤，躺在担架上，也给了毛泽东做他工作的机会。他们几个人都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如果按共产国际指示，到湖南通道后，还要继续往北走，去与任弼时、贺龙会师。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蒋介石已经知道了红军的计划，已经调集何键的15万部队，布置好了一个口袋，等着红军去钻。在这种情况下，走到湖南通道的时候，中共中央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碰头会”。大家知道遵义会议，但不一定知道通道会议。其实通道会议非常重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大多数认为往北走不行，是白白送死。毛泽东说：“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向西走”。所以，这个会议没有解决政治、军事和思想路线问题，却解决了行军的具体路线，就是决定不往北走，而是改为往西走，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发。走到贵州黎平，又开了一个黎平会议，这次是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黎平会议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最后决定不同贺龙会师，改为到川黔边界开辟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之后，红军继续往北走，走到乌江边上一个叫猴场的地方(现在是瓮安县草塘镇)，开了一个猴场会议，也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议？因为李徳、博古又提出不同意见，仍坚持往东去同贺龙会师，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猴场会议否决了李徳、博古的意见，最后决定强渡乌江，这才有了遵义会议。所以，通道、黎平、猴场这三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到了遵义以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博古作了主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对左倾路线进行了一次事实上的批判，公开讲是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除毛泽东补进中央常委外，也没有解决其他组织问题。按陈云事后传达，这次会议只是决定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原话叫“下最后决心者”)还是周恩来。不过，这次会议由于将毛泽东补进了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当时没有常委的职数，是补为书记，相当于今天的常委。)，从而准确地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准备过金沙江。在这个时候，刘湘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布置了重兵，与红军展开了激战。这就是土城战役，也是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战斗。这次战役实际上应该说失败了。后来红军被迫一渡赤水。我们知道四渡赤水，但实际上每次主动、被动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一渡是红军土城战役后，在土城(今属贵州习水县)渡过赤水，走到扎西(今云南威信)，召开了扎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推荐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周恩来分别找张闻天、博古谈话。博古很爽快地把由挑夫挑着的装有中央档案的木箱交出来。这次会议才真正解决了组织问题。

　　扎西会议决定将遵义会议精神向红一方面军传达。此后，川军、滇军、黔军又向扎西集结。红军又在太平渡这个地方二渡赤水。所以，一渡、二渡都是被动的。二渡赤水后，红军在娄山关打了一个胜仗，随即二占遵义。这时，林彪、聂荣臻提供一个情报，说在贵州金沙县(当时叫打鼓新场)只有黔军一个旅，我们可以将它歼灭，打一个胜仗。当时在苟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打还是不打的问题。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主张不打。他说，根据他的分析，北边有川军，西边有滇军，容易形成合围，红军会腹背受敌。最后表决结果还是要打。毛说，要打，他就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据说，王稼祥在会上批评毛泽东：你这是什么态度？毛泽东回去后与贺子珍又吵了一架。贺子珍劝毛泽东不能这样，有意见还是要好好讲。半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解释这个仗不能打的道理。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得到一个情报，说川、滇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周恩来就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从此，毛主席的威信才真正确立起来。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打仗，毛泽东才真正取得了军事领导权。

　　从上述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威信的树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我由此也联想到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我对毛泽东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革期间的盲目崇拜；二是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崇拜发生了动摇；三是重走长征路后，对毛主席有了新的认识，变成一种理性的信服和尊敬。毛泽东也是人，毛泽东也有失误，但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要处理好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当时的具体情况与今天的判断标准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当时的事情；真实情况与推测的关系；具体事例与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我是看了很多关于他的书，既有颂扬的，也有攻击的，还做了大量实地考察后，产生了上述认识的。我有一篇写闾山的散文。闾山是位于我的家乡北镇的一座山。我那篇散文其实不是写山，是在写人。我要说的是对人的认识。《闾山》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座山的认识尚如此，对一个人，对一种学说的认识，何不如此？”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就是这样的。

　　苟坝会议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此前的遵义会议只是一个思想基础，扎西会议只是解决了党的领导权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也是一个过程，不只是在遵义召开的那三天会议。我最近去了一次苟坝。当年的会址已经成了一名农户的住房。我已经向贵州省委建议，也请当地金融机构支持一下，把这个会址修复一下。苟坝会议后，红军三渡赤水，从茅台镇渡过去，大摇大摆，然后躲在树丛中休整，派罗炳辉带一支部队去佯渡金沙江。蒋介石以为是真的，就把兵力都集中到金沙江去堵截。其实这时红军的主要力量仍在赤水边上。红军趁此机会四渡赤水后，直逼贵阳。蒋介石此时正在贵阳座阵，紧急调集龙云的部队入黔；红军又西指佯攻昆明，敌军十分惊慌，急忙调遣守卫金沙江的部队支援昆明，红军利用这个机会巧渡金沙江，甩开了前堵后追的敌军。从此，红军由被动走向主动。以上这些路线我都走过的。

　　第四支是以吴焕先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后来，军长吴焕先牺牲了，徐海东当了军长。这支部队后来在陕北的延川与陕甘红军会师。

　　第五支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经过嘉陵江战役，到四川懋功迎接中央红军，然后同一方面军北上后又南下复又同二方面军北上的长征。

　　第六支是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率领的第二、六军团的长征，这支部队先是在甘孜改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又同四方面军走到甘肃，在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实现长征的最后胜利。

　　再比如，长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不说其他部队，就说主力红军就可以分为决定、批准、前奏、探路、准备、正式出发六个口径。1934年5月份中央书记处做出了进行长征的决定(当时不叫长征，叫转移，到1935年进入四川冕宁境内才正式叫“长征”)，6月份共产国际批准，7月份抗日先遣队北上，8月份红六军团西征探路，9月份正式做长征的准备，10月份正式出发。而正式出发，若以动身算，是1934年的10月7日至10月18日；若以过于都河离开中央苏区算，是10月16日至10月19日；若以毛泽东所在的军委纵队算，动身是10月10日，过河是10月18日。这本身就可以写一篇论文。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就举这些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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