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管理　“透明”收费（关注依法养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

　　主持人：

　　本报记者范正伟

　　不能只求“好管”，多听百姓意见

　　主持人：如何看待养狗法规管不住狗的现象？养狗的法规应该怎么立？

　　湛中乐：任何法律都涉及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宠物饲养，直接与老百姓的生活相关，立法多听老百姓的意见，那么这个法律会科学得多，执行也会容易得多。比如到底该不该收费，该收多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应该是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结果；再比如，关于一些城市禁养35厘米以上大型犬的规定，为什么是35厘米，得有个说法，在这方面，征求公众和专家的意见很重要。

　　在立法方面，一些城市的探索可以借鉴。比如贵阳市在制定《贵阳市城镇养犬规定》时，最初的草案是参考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定制定的，但在向市民征求意见时，争论激烈，最终吸纳市民意见做了较大修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汪劲：一部法律如果不能对现实进行控制，那么只能表明立法的失败。养狗已经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对其立法涉及公众利益，因此，一定要从历史和现状出发，从养狗人和非养狗人的角度综合考虑，鼓励公众参与，让社会的习惯上升为法律，这样的法律，才能是一部获得普遍遵守的法律。而我们现在的养狗法规由相关管理部门制定，部门一般从方便、好管的单一角度出发，难免与人情习惯有差距。立法不仅仅要考虑条文自身的“科学性”，更应该与人们的需求、人们的行为特点结合起来。

　　公权介入有度，“借力发力”管狗

　　主持人：在管理养狗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湛中乐：政府应该是一个中立者，负责协调养狗者和不养狗者的关系，权衡二者各自的利益，其职能是协调、裁决和管理服务。政府管理养狗，除了有专门机关负责外，还应该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借力发力”，充分利用中介机构、民间组织的作用。

　　汪劲：养狗涉及到民法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相邻关系，一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养狗在传统法中虽然属于私法范畴，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但是，公权力的介入应该有一个度，如果介入过多，会适得其反。养狗许多时候涉及到对私权的保护，而对私权的保护，调动民间社团的力量非常重要。

　　养狗中的许多行为都是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需要政府的管理智慧。政府可充分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比如社区物业公司、居委会，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管狗，效果可能会好得多。比如，《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饲养两只以上犬只的，应当符合所在社区或者住宅区相关公约，并出具居民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同意饲养的证明。”长沙、武汉的养犬法规也有类似规定。

　　“狗费”明白收支，“低收高罚”可取

　　主持人：养狗的相关费用备受关注，“狗费”应该怎么收，如何用？

　　湛中乐：“狗费”的收取标准应该公开透明，并听取公众意见。“狗费”的收支应向养狗人公开，收得明白，用得明白，保障其知情权。对收取的狗费，应该专款专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与民争利。狗费“取之于犬，用之于犬”，包括对狗打狂犬疫苗、流浪狗的收容和救治、对狗实施无害化处理等，还可考虑从该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一个受害人救助基金。

　　在立法方面，一些城市的最新规定值得重视。比如贵阳市的养犬条例规定：实行养犬登记管理，不收注册登记费和年审费，只收卫生费，但养犬人一旦违反规定，就要负较重的法律责任，这种“低收费，高处罚”的模式权衡了各方权益，值得借鉴。

　　汪劲：养狗费用到底该收多少，其标准应该按养狗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进行核算，包括管理养狗的费用等。可以尝试按不同的犬种所带来的不同管理成本，规定收取相应的费用。

　　如果引入社会力量管理养狗，收取的费用除了政府必要的支出外，也应该用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狗咬伤人的危险性，也可引入保险，规定让养狗的人为狗上保险，具体险种和金额，可以根据犬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人民网“人民调查”

　　（截至10月19日零时，共1532人参与）

　　养犬，您意见最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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