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从社会学角度说，任何一个‘样本’，对后来者来说，都具备经验和教训的双重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者何博闻对本报记者说。
事实的确如此。“南京样本”的成就不容置疑。“我们街道原有8辆公车，拍卖了40万元，车改后车贴一年要支出42万元。算总账还是划算，养8辆车每年花费64万，可节余22万元。”这是一个郊区普通街道干部给记者算的账。而据政府部门统计，该市12个区县92个
镇和涉农街道的630辆公车已全部拍卖，车改前这些镇和街道每年公车总费用高达6200万元，车改后发放补贴总费用约4200万元，财政支出降低32％；原来每年新购车辆增长率11％，以平均20万元／辆计算，车改后每年又减少购车支出1800万元。而车贴“测算公式”(公车交通费补贴=车辆消费基数X公务活动占用量X(1+地理因素系数+经济因素系数+购车因素系数)）的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与省外其他城市直接从机关入手不同，南京的车改是从涉农街道、乡镇起步，向城区循序渐进)，都是南京车改成功的经验。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成就来抹掉“南京样本”的问题。比如，全国公车改革都要面对的难题之一——“公车改革破除了机关弊病么”——同样出现在“南京样本”中。因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前期的乡镇及涉农街道车改中，92个单位在短短半年时间中就完成了车改，而一牵涉到区县级机关，半年下来了真正完成全面车改的只有雨花台一个区，很显然，城区改革之难不是在涉改公车数量多少，而在于权力机构多、利益部门多，需要突破的体制性障碍更多。
“公务员出门坐公交车，这一般来讲算‘新闻’。车贴后的头一年，南京公务员新购买的小轿车就达到960辆，已远远超过了被拍卖掉的公车，即便是以小汽车作为依据的车改补贴公式也透露出了公务员与汽车之间的联系，而这些政府官员的特权意识不是取消了公车就可以消除的。还有财政负担、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改革措施所能兼顾的。”一位全程跟踪了南京车改的记者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