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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改革也要分主次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2日17:09 新世纪周刊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项改革一起推进,中央首次公开表示这一改革方向。不过即便是并驾齐驱也有一点前后之别,全面改革同样要分轻重缓急

  全面改革也要分主次-李华芳 聂日明

  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而早在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时就曾经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央首次公开表示要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项改革一起推进:“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或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方向。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改革风雨27年,从经济高速增长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迫使中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改革之路。经济学者汪丁丁曾指出,中国当下的改革是千年未有之变局,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从去年延续到今年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争论,以中央发表“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方向”而告终,但对社会公平的诉求也促成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将弱势群体对社会公平的需求提上台面。

  中国的改革同东欧及俄罗斯的改革不同,避免了疾风骤雨的激进改革,中国从经济领域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更多是依靠自发秩序然后获得中央认可并加以推广的模式来完成,当然也辅以主动设立的经济特区等实验模式。不过纵观中国经济改革历史,其实每一步改革都面临着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挑战。1984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姓资姓社的争论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在可以变通的情况下,中央在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后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

  不过经济系统自身运行有其复杂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及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此研究经济学就必须看清楚真实的经济运行状况。所以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仔细考察增长的质量,不难发现质量不高。由于发展不平衡引致的贫富差距,以及因为寻租腐败引致的社会不公,使得光鲜的增长背后有大量的成本被忽视了。而这些成本可能需要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慢慢偿还,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全面改革诚然令人鼓舞,但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早在改革初期就已经提出,而多年来并没有实质性推进。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提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并且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但在现实进程中,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得“党政分开”的过程异常缓慢,这也影响了“政企分开”的进程。而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正,到私有产权的建立,事实上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倒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的现实。但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导致经济波动以及寻租行为,政府为缓解这些问题而使用的行政等手段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实际上,尽管各个系统之间互相交叉,但从改革的历程而言,不是因为中央对全面改革的强调不够,而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上,不可避免陷入行政优先的老路子,而不是采用市场的手段加以解决。这似乎注定了扭曲的悲剧。

  全面改革的提法可以让我们对未来有所期待,但这种全面的改革方式亦有轻重缓急。从某种角度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尤为重要,虽然民主与法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有之意。

  (作者均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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