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世代的考虑

　　中美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陈宝森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受挫

　　中美宣布启动新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现实意义首先在于它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挫折。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按照我方统计，从1979年到2005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从24.5 亿美元跃升至2116.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到2005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一国别贸易伙伴、第一 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也已达到519亿美元。经贸关系如此快速发展可谓举世罕见，它说明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也说明美国的经济全球 化战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完全合拍。美国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人力、自然资源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提高了赢利水平；美国 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平抑了美国的物价，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中国对美国的债券投资，强化了美元，支撑了美国的债务经 济；而美国的对华投资和加工贸易，则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外贸的繁荣，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然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干扰从未停息过，中美经贸关系每前进一步都 要同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斗争。这里，美国政府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至关重要。中美之间建立正常贸易关系，中国加入WTO ，都是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政策抵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美贸易的飞速发展，本非中国之过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诟病 中国的一大目标。早在199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建立《贸易逆差审查委员会》的法案，为保护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提供 了开展“是谁之过，如何解决”论争的平台。经过了近两年的调查、听证和激辩，双方各执一词，无果而终。

　　到2003年，由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打破了1000亿美元的心理大关(按美方统计)，美国制造商协会首先发起 了对

　　贸易保护主义者受挫，是他们的议案违背跨国公司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必然结果。在这场博弈过程中，大公司发挥了 强有力的作用。花旗银行、通用电气公司、卡特彼勒公司都对议员们施加了影响，美国商会、贸易委员会、美国消费电子协会 ，甚至包括原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难的美国制造商协会都出来反对“舒默议案”，终于防止了美国倒退到上世纪30年代 大搞关税战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时代，这对中美双方都是一件幸事。当然，贸易保护主义者未必会就此善罢甘休，我们必须时 刻准备应对新的挑战。

　　中美经贸关系更加成熟的标志

　　启动双边战略经济对话，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更加成熟的标志。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国情不同，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各异，这样两 个大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史无前例，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因此摩擦在所难免。

　　在处理经贸摩擦中，我国政府一贯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兼顾双方利益；坚持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发挥协调 机制的作用避免矛盾激化；坚持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坚持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端中，中方就是这样做的。鉴于汇率问题属于主权范围，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政府坚持 自主决策，顶住压力，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积极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建立与货币篮子相联系的、在供求 平衡基础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走向货币自由兑换的终极目标创造条件，以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在此过程中， 鉴于美方一些人期望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的急躁情绪，中方不断地做耐心沟通的工作。美方一些重量级人物如舒默、格雷厄姆 都曾受到邀请来华实地考察，我方详尽地向他们说明中方的方针政策，使对方增进理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事实上，在美国 议员放弃惩罚性关税议案之前，他们的立场已经有所松动。中方也重视舆论工作，以求增加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 ，并争取到美国不少有识之士的理解与支持，金融专家、学者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做了大量阐释工作，非常有助于端正舆论导 向。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惯常模式是哪里出现矛盾，就突出某个问题，美方主攻，中方防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 化解矛盾的办法难以触及全局和根本，而且副作用极大。以人民币汇率为例。表面上看中国外汇储备雄厚，又有贸易顺差，人 民币相对于美元有升值的理由，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并大幅度升值似乎是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最简单易行的办法，这就是参议员舒 默等人的看法。而保尔森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在参议院举行听证会批准对保尔森的任命时，舒默特意提出

　　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提升到新水平

　　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还反映出布什政府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到新水平的明显意图。保尔森来华前在财政 部的讲演中说：“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中国，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他还 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说中国被视为领导者已是“当之无愧”。这些话虽不免有溢美之意，但并非空穴来风。它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布什政府经过七年来与中国打交道的历练，对中国所做的战略评估。它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有迹象表明，美方可能认为中美在政治上的分歧虽然难以调和，对中国不能不 加以防范和遏制，但中国在经济上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的态度是坚定的，中国确实是要乘经济全球化的东风融入国际社会，参 与国际分工，以求得自身发展。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的经济变革会带来美国期望的政治结果，另一方面，即使达不到理想的 结果，退而求其次，以务实的态度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也可以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在若干“世代”中携手同行，美国大公 司和美国人可以从这种建设性合作中谋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关系处理得当，未来完全可能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二，关于美国如何施加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中国距离成熟的市场经 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美贸易摩擦有许多就是因两国市场成熟度的不同而产生的。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对经济结构、财政、经济、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工程浩大，需要时间。美国应当有耐心乐观其成，而不是吹毛求疵， 打乱中国的部署。美国人担心的应当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失败，美国影响中国的着力点应当是帮助中国改革成功，这种姿态 当然是受中国人欢迎的。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

　　第四，关于如何运用中国的影响力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加大。当前，建立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基础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发展中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布什政府要求中国成为负责 任的利益相关者，承担起大国应当承担的义务，其潜台词就是要中国在这些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最好是发挥符合美国利 益的作用。增加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也包含这种意图。

　　通过上面从布什政府以及佐利克、保尔森等人近来的言行中所观察到的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新评估，可以看到，尽 管他们的说法仍带有美国价值观的色彩，但比起布什政府早期对中国的认识已有很大进步，总体上是积极的，务实的，更切合 实际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展开战略经济对话，会使中美经贸关系得到比较平稳的发展，至少在布什任期内这是可以预期的 。因此，中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也将有可能上升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