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贫困生心灵深处

　　2006年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助学活动多了项内容：受助者被安排与青基会工作人员进行谈话交流，这是云南希望工程对贫困生“非物化层面援助”的新尝试--走进贫困生心灵深处。

　　社会爱心捐助

　　爱心伤痕引起反思

　　2003年省青基会发起“爱心成就未来”助学行动，一位离休老干部资助了4名贫困学生，几年后，其中一名受助学生从大学顺利毕业。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他无法正确对待就业压力，却带着极端的情绪，找到捐助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给我落实工作，不然就负责我的吃住。”而这在过去从未出现。

　　对于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道爱心上的伤痕。

　　“尽管只是个别现象，但却令人十分伤心，尤其是发生在得到爱心捐助的贫困学生身上。”省青基会秘书长沈光鑫提起此事时神色凝重：“捐款是爱心的表达。可为何个别受助者在拿到钱款的同时却丢掉了承载着感恩、关怀、互助与理解的接力棒？物质上的贫困可以通过政府帮扶和社会资助得到缓解，而受助者精神和道德上的落差又该如何抹平呢？”

　　经济贫困带来的压力背后还隐伏着“精神贫困”和“意志贫困”的危机。

　　北京青基会的调查表明，在北京高校中，多数贫困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抗拒师生善意的同情，在人际关系上趋于封闭。有40％的贫困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受到打击；更有近20％的贫困生由于贫困而对社会持极端的观点，影响了心理健康。2006年5月10日至6月20日，中国青基会在全国12省市组织开展了“圆梦行动——高等教育贫困生问题研究”调查活动，随后发表了《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贫困生生活费极低，衣食住行难问题突出。他们对自己的贫困状况有深刻的认识，为改变这种面貌，在学习上对自己要求更高，但他们中很多人却因此存在心理压力问题。

　　压力，究竟是怎样的压力呢？

　　见到张玉（化名）时，她刚结束休学重返校园。提及休学原因，没说两句话，她情绪就激动，泪流不止。张玉父母都是企业的退休职工，每个月的家庭收入只有七八百元，张玉上大学每年过万元的求学费用全靠父母东拼西凑。开始时她学习刻苦，还得过奖学金。但一年以后，对所学专业能否适应就业需要的困惑，她变得判若两人：“我再也不想上课了，不愿与人交流。一连10多天躲在宿舍里，不想吃饭，连喝水的欲望都没有。”休学回家的几个月里，张玉整天呆坐无语，医院诊断为抑郁症。她的班主任告诉记者，贫困学生对学习很有毅力，但如果对学习的意义产生怀疑，情绪无法疏导，个别人会显得十分脆弱。因为学习对于他们，承载着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特殊意义。

　　受助学生

　　爱心捐助期待沟通

　　其实，对于大多数贫困学生，特别是接受社会捐助的贫困生来说，更多遇到的是需要在城乡发展差距、生活消费差距、观念意识差距中坦然面对，尽快适应融合。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云南办公室对云南民族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新生的问卷调查，有近30％的学生拥有手机，这一部分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城镇家庭；有近30％的同学表示是因为“经济原因”而不上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贫困地区；有31．49％的学生日均伙食费低于5元，11．60％的学生日均伙食费低于4元。而面对拥有ＭＰ4、手提电脑的同学，两者每月的生活消费差别甚至可到3倍。

　　物质享受差异与人际交往、信息接受、娱乐等精神需求紧密相连。今年河北等10省市的另一项助学活动调查发现，贫困生认同“经济困难不利于人际交往和不利于追求感情生活”的，分别占到调查总人数的52．8％和40．3％。尽管多数贫困生都能正确面对落差，但如果能将这个适应过程尽可能缩短，或给予引导，求学之路不就有更多阳光吗？

　　据了解，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助学活动提供给每个受助学生的4000元捐款，仅相当于一名大学生4年求学费用的1／10，那么对慈善捐助来说，其更有效、更易被认同的作用如何体现呢？青基会工作人员表示，慈善公益事业同样需要追求效益。如果把钱物募集和分配比作投入的成本，那么它期待获得的收益就是受助人改善境遇带来的社会和谐，是捐助双方对于彰显社会关怀与公平的信心和精神调节。目前，对于贫困大学生的资助还主要停留在给钱给物，但实际上，他们的非物化需求、对社会关爱的心理需求能不能受到重视，得到满足，则决定着捐助行为能不能最终产生效益。

　　思考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很多港台和海外的捐助人在向希望工程捐赠善款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要求：与受助人交流沟通。

　　叶胜杰，一位香港爱心人士，从1999年至今，他在云南已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但每次他都会召开一个见面会，在与候选者的交流中考察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学业进展、思想品行等，家境贫困并不能成为获得捐助的唯一原因。以后受助者能否继续得到资助，则仍要面谈，视其成长情况来决定。而曾获得“希望工程十大爱心人士”称号的香港知名人士杜彼得，则通过面谈、电子邮件、书信等方式的固定交流，与所有41个受助大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释疑答惑、励志关怀、相互倾听。现在他捐助的孩子成长健康，有的已大学毕业，还靠自己的实力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帮他们找准位置、适应社会，能让这些从贫困中磨炼出来的孩子发挥最大的能力优势。”省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让捐助进入非物化层面的切入口——建立新的交流机制。

　　谈话交流

　　爱心帮扶关注深层

　　据了解，此次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助学活动针对受助者的交流谈话工作，选择在受助者领款时，由青基会工作人员当面进行。内容根据每个谈话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或是家庭情况，或是学习生活等。但必须包含几方面内容：了解受助者的经济状况、心理适应状态；帮他们正确对待捐助，树立感恩思想；懂得与捐方进行沟通；鼓励他们提问并与外界交流。“目的是让捐助行为成为一个传递爱心理念、提高贫困生环境适应能力的渠道。”

　　客观地讲，一次短暂的交流谈话无法承载太多的意义，也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当记者在云大洋浦校区见到陶其芬、潘友良、马丽波这三名今年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活动的受助者时，还是对他们真诚的笑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来，谈与不谈还是不同的。你可能想不到，当潘友良第一次来到我面前时，低着头，眼睛根本不敢与人相接。大多数受助学生都很害羞。”尽管此时的潘友良还是很少说话，但省青基会负责受助者谈话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仅相隔半月的前后变化还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三人没有回避谈论自己的家庭状况，来自澄江县的马丽波更是开朗外向：“这次我上学花了5300元，差不多是我家3年的收入。现在每顿伙食虽然不超过2块钱，但一个月能吃两三回荤菜。相比其他人，我能得到社会的捐助已经很幸运了。”

　　当然，在交流中，你还是能感受到贫困带来的落差和压力，陶其芬有些担心自己的法语专业将来能否找到工作，她还背着助学贷款的债务呢；潘友良努力适应着大学的学习却又急于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马丽波把上网的愿望压在心里，只为一次上网的花费已够她吃一顿饭了……但看得出，他们对于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进行提高自身能力的学习表现出强烈的参加欲望。

　　省青基会表示，交流机制将逐步规范、建立健全，下一步的计划是，立足于提高受助贫困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设计不同的交流项目，跟进其在大学不同阶段的成长。方式主要为：聘请社会成功人士或心理学专家给受助贫困生开专题讲座，接受咨询，提供辅导；吸收他们成为志愿人员，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到企业提供的岗位锻炼，接受综合素质的训练等等。“今年的谈话尝试更多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把捐助扩展到受助者综合性需求层面的工作趋向。”

　　链 接

　　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显示——贫困生认同社会资助综合效益

　　家庭收入低的贫困生申请社会资助的愿望更强烈

　　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学生中，78．1％的学生表示会申请资助；通过与贫困生家庭的相关分析进一步表明：低收入家庭的贫困生申请社会资助的愿望更为强烈。具体来说，2005年家庭年收入在3000以下的贫困生中88．4％的人会申请社会资助。

　　家庭收入低的贫困生对资助人汇报更主动

　　对社会资助的认识，97．5％的贫困生认为这是社会关爱的体现。贫困生中96．9％的人表示愿意给捐款的爱心人士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数据分析还表明：家庭更贫困的学生对爱心人士的汇报更为主动。

　　社会资助的综合效应被贫困生广泛认可

　　调查显示：分别有29．3％和63．7％的贫困生认为社会资助非常有利于和比较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57．1％的同学认为社会资助比较有助于其增强社会交往能力；76．4％的贫困生认为社会资助有利于增强其对社会的爱心，认为比较有帮助的也有21．3％。这充分说明了社会资助对不同层次收入人群之间感情沟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公益效应。

　　近九成贫困生认同“学业有成后资助社会贫困群体”的做法

　　调查中，98．4％的学生愿意回报社会，做公益事业、当志愿者、捐款是他们可能会采取的主要回报方式。这表明，贫困生对社会给予他们的资助饱含感恩之情，社会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行动对促进城市和农村人群的感情融合，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

　　刘晓颖(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