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王光美优雅的一生与“幸福工程”

　　她出身于官吏之家、书香门第，她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女硕士毕业生，曾梦想成为第二个居里夫人，可最终却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她见证了共和国第一冤案，身陷囹圄，但心中始终充满着爱；她终身淡泊名利，却在晚年时义不容辞肩挑“幸福工程”的重担，为千万贫困母亲奔走呼吁、鞠躬尽瘁。

　　- 见习记者 曾 鸣

　　10月20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广西厅，“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王光美追思会”现场气氛肃穆，许多人情难自禁几欲落泪，有人甚至泣不成声。

　　一位母亲几欲哭倒：“妈妈呀！妈妈！您的女儿来看您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您啊！您就去了……”旁人扶住，这位母亲哽咽未息，默默地向墙壁上的遗像深深三鞠躬。

　　会上有人朗诵七律一首：苍茫天穹回爱音，亿万尧舜泣忠魂。风雨人生浩气存，晚晴肝胆慈母心。贫困母亲盼甘霖，幸福工程动乾坤。自强开启光明路，百花竞放满园春。

　　七律的作者是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那位悲痛的母亲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8师147团的侯银花，“幸福工程”的受救助者。这首七律，是对一位老人毕生的真实写照；而侯银花的三鞠躬，则代表了天下1500万母亲的真切哀悼。

　　这么多的悲伤和思念是为了什么？是因为10月13日凌晨，一位老人的病逝。这位老人名叫王光美，是“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而关于王老的传奇，则要从更为久远的以前说起。

　　历尽沧桑爱犹在

　　“我本来想要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人物。”

　　1921年阴历8月25日，王光美出生在北平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科，官至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茹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家政系。

　　年轻时的王光美接受过最好的学院教育，其理科尤其优秀，高中时便有“数学女王”之美称。1945年，24岁的王光美毕业于辅仁大学，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并成为该校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助教。不久，王光美收到之前申请的两所学校寄来的录取信。一所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另一所是芝加哥大学，全额奖学金。

　　可是，在求学的同时，王光美已经开始与党接触。

　　王光美选择了留在祖国。两年后，这位原本打算成为居里夫人的女性成为了共和国第一夫人，成为了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五个小孩的母亲。

　　许多回忆录中都将他们描述为政治夫妻中最美满的一对。罗瑞卿大将的儿子回忆起这个中南海里有名的幸福家庭时说，“王光美特别的能包容，把一家人拢在一起，他们一家很融洽。”

　　不独子其子，王老对于并非亲生子女的爱，可见其胸怀博大。对此，王老解释是因为母亲的影响。王老的母亲也不是其父的原配，但是她把家庭维系得非常温暖团结。

　　可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和悲剧把这个家庭冲击得支离破碎。

　　1967年7月18日，王光美以“美国中情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在与丈夫刘少奇见的最后一面，刘少奇轻轻地向她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对人民的信赖，成了王光美在监狱中坚强地活下去的理由和动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段常人难以逾越的坎坷，反而让王老更加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在日后面对记者“有没有想到过自杀”的问题时，王老笑着说，“我那时候总觉得，自己能够(从监狱)出去。”

　　“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

　　“感谢‘幸福工程’给了我机会，它使我一再体会到‘给予’的快乐，体验到人们在奉献爱心时所传达的美好心灵，分享到脱贫母亲的幸福与喜悦。”

　　1979年，王光美出狱。在12年的牢狱生活中，这位曾经的名门闺秀和第一夫人失去了丈夫和母亲，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身体的健康也遭到败坏……苦难命运的车轮从这位老人的身躯上辗过，但她从冤狱里带出来的，是爱与关怀。岁月没能改变王光美的优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光美重新出来工作，有不少机构先后请她担任这个会长、那个顾问，但王老对各种“官职”一概不要。名利再无让这位老人动心的可能。

　　但是，当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珮云请她出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时，王老却没有推辞，并表示要做一个“义务打工者”。

　　自此，这位母亲与1500万母亲之间的命运，有了无法割舍的联系。

　　1995年1月18日，王光美挂帅幸福工程。在为“幸福工程”召开的预备会上，王老坐到了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这位“义务打工者”第一天正式上班，并为工程题词：“幸福工程，惠及母亲，造福社会。”

　　1995年2月28日，“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启动。王光美在会上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我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向社会各界各位善良的人们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为了母亲的幸福，为了她们摆脱贫困、愚昧和疾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希望贫困母亲早日摆脱贫困，建立文明家庭，让咱们国家的人口素质越来越高。”

　　一个老人，为什么在74岁的高龄，还愿意主动地为“幸福工程”这个活动如此不辞辛劳地奔波？十年以后，在《爱心永恒——王光美与幸福工程十年》这本书中，王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70多岁时，我参加了救助贫困母亲的工作。说实话，这要感谢‘幸福工程’给了我机会，它使我晚年的生活更充实，使我一再体会到‘给予’的快乐，体验到人们在奉献爱心时所传达的美好心灵，分享到脱贫母亲的幸福与喜悦。”

　　为天下母亲拍卖传家宝

　　“我认为精神遗产更重要，少奇的骨灰都撒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幸福工程”不由国家投资，全靠社会捐献，要“一辈子不沾钱”的王老跟钱打交道，实在是难为了她。但王老没有犹豫，原因很简单，经历过磨难的王老能够感同身受那些身处困苦之中人们渴望救助的心情。

　　为了筹集资金，王老首先从自己做起，作为第一批捐款者，王老把中央发给她的2000元过年费，全部捐献了出来。

　　1996年，在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举行的拍卖会上，有六件特殊拍品：清康熙年间“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清雍正年间“青花缠枝花卉碗”、“青花寿桃盘”(一套两件)、宋代“耀州窑刻花碗”和清代象牙雕“素面笔筒”。说明上写着：“为了孩子，为了母亲，报答恩情，献出爱心。”

　　委托拍卖的人，正是王老，而这些物品，是王老母亲留下来的东西。现场沸腾了。大家无不为王老的爱心而动容，6件拍卖品不到一小时就顺利拍出，开价21.6万元的拍品最终成交价为56.6万元。拍卖款项全部捐献给“幸福工程”。

　　谈及这些藏品，王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王老的母亲董洁茹，解放后捐献了自己私宅和家产，创立了洁茹托儿所，无私奉献社会。可是家藏品被拍卖，王老不心疼吗？“它们毕竟是我母亲用过的而且喜爱的东西，卖掉是有些心疼……可我认为精神遗产更重要，少奇的骨灰都撒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还有啥舍不得的。”

　　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先生闻知此事，深为感动。这位自小丧父、由母亲拉扯大，经历过“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的富豪立即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幸福工程”组委会。陈君实原打算捐100万，但是出于敬重，不敢超过王老所捐的数目，遂捐资50万元，并以此教育儿女，要他们学习王老的“大孝天下”和“以国家为念”。在随后几年，陈君实累计为“幸福工程”捐款492.8万元。

　　毕生以天下苍生幸福为念

　　“我的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事了，但‘幸福工程’还要继续，而且还要做好……我希望你们能把幸福工程做大做好，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王老自称“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其言自是过谦，但很难想象，若是没有王老这位“义务打工者”，“幸福工程”是否能够打开今天这样的局面。

　　在“工程”创立初期，王老不辞劳苦，远去陕西下乡考察调研，并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通过充分思考，亲自将“幸福工程”的救助模式确定为“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正是这四句话，确立了“幸福工程”的宗旨和运作方法。此后，王老又确定了“幸福工程”三大任务为“治穷、治愚、治病”。而这些，都显示了王老这位“义务打工者”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主导作用。

　　从1995年2月到2005年底，在这位“义务打工者”主持工作之下，“幸福工程”已投入了3.1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建立389个项目点，救助贫困母亲近15万多人，使70万人口直接受益。而王光美自己已经到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程度，看什么，想什么都离不开“幸福工程”。甚至外出在招待她的酒宴上也在想，“这一桌省下来，又能救助一位贫困母亲。”

　　王老在85岁高龄时，心中仍然对“幸福工程”牵肠挂肚。有一天，她把子女们叫到跟前，托付道：“我的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事了，但‘幸福工程’还要继续，而且还要做好。你们虽然都有自己的事业，但这件事也是你们的事业。我希望你们能把幸福工程做大做好，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今年7月2日，在“幸福工程”举行的《母亲·中国》募捐慈善晚会上，王老题写的“布德行善，奉献爱心”字画拍得20万元，位列第一。

　　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王老已几度病危。当刘亭把慈善募捐的消息告诉病床上的母亲，正要转身出门时，家里人喊了一声：“姥姥坐起来了！”

　　刘亭回头一看，母亲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嘴里喃喃着“拿笔，拿笔”。

　　这20万元，是王老为幸福工程所捐的最后一笔款。然而，这位命运坎坷，心中存爱的老人为“幸福工程”、为我们的民族和整个社会所留下的，绝不仅仅是这些。

　　斯人远去，优雅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