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战时新闻管控与嵌入式报道

　　摘要：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推出了所谓的"嵌入式"报道。围绕这种方式，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战时新闻自由传播的"媒介神话"，伊拉克战争也因此被称为"透明的战争"。本文从历史追溯入手，探讨了"嵌入式"报道在美国战争史上的发展轨迹及其代表性模式，并对"嵌入式"报道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了深刻剖析，较为清晰地揭示了隐藏在

　　"媒介神话"之后的各种报道观念的博弈，展示了美国战时新闻管控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美国军事；"嵌入式"报道；模式；战时新闻管控 　　中图分类号：E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451(2004)02-0161-06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方实施了所谓的"嵌入式"报道方式。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把记者编入军队的作战单位中，让他们与部队同吃同住，就地发稿。在全球范围内，一共有600名记者有幸进入了"嵌入式报道"记者圈内,美国甚至给曾经被他们指斥为"偏向性过于明显"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预留了4个名额。对此，有人称之为战事新闻管制的新策略，有人则誉之为废除新闻管制的新趋势。

　　因此，追溯"嵌入式"报道方式在美国战争史上的发展轨迹及多种表现模式，不仅有利于我们得出清楚明了的结论，也有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战事新闻报道与战时新闻管控的内在关系。

　　一、"嵌入式"报道方式在美国的发展与演变轨迹

　　"嵌入式"报道方式在美国战争史上并不陌生，它最早的表现方式为随军记者。1775年，艾赛亚·托马斯根据亲身经历与见闻报道了独立战争的第一仗，成为了"嵌入式"报道方式的较早尝试者。

　　其后，这种独特的报道方式，在与美国相关的一系列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承袭与发展。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发生了美西战争，约有500名记者、画家、摄影师跟着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杜威航行到哈瓦那，当时为《纽约先驱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甚至领导了一次冲锋，受到率领义勇骑兵团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嘉奖。

　　美国内战堪称为"嵌入式"报道发展的黄金时代。北方联盟的随军记者无处不在，"只要肯写东西就可以为所欲为，极度自由和毫无羁绊"，"他们左右西方世界公众舆论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的行为，包罗万象的叙述，大胆充当决策权威，尤其是他们通讯手段之迅速，使他们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地位"。南部联盟也派遣了100多名战地随军记者全程报道了南军的战争行程。

　　一战时，仅美国驻欧洲的各报纸、杂志、通讯社和报业辛迪加的记者就大约有500名，"每一支军队里的战地记者，多得像漂浮的水雷一样"。美国参战后，约有40多名记者直接随军报道了美国远征军的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美国武装部队就委派了1646名新闻人员。此时，无论是在柏林和东京上空的轰炸机上，还是作战指挥中心都经常可以听到随军记者发回的报道。1943年在对柏林的大空袭中，爱德华·默罗在飞机上作实况报道；欧洲登陆日，美国广播公司的乔治·希克斯冒着德军的炮火从一艘登陆舰上发回报道，赢得广泛赞誉。

　　在越南战场上，美国随军记者享受了史无前例的新闻自由。由于没有正式宣战，美国人无法建立新闻检查制度，战地记者得以自由出入战区。他们可以要求军方的直升机把他们送到指定的地点，也可以自由地采访军方人士并跟随他们作战。由于人数过多，随军记者的伤亡也极为惨重，前后共有63名记者殉职。

　　在经受了所谓的"越南综合症"之后，美国政府与军方加大了对随军记者的战时新闻控制。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之后，美国实行了完全的新闻封锁，有关战事的报道完全由军方单独发布。直到冲突发生几天后，美军才允许记者在军方的引导下到格林纳达进行采访。

　　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军方实行了战事新闻记者的集体采访制度。这种制度要求随军记者以组团的方式集体行动，一切采访活动都必须在军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进行，稿件完成后也要交相关机构审查。而在审查中，"凡是对军队不好的反映，不管是他们的行为还是能力，从来都不会被审查员通过。实质上，国防部把记者们看作特混部队的公关人员。他们的工作是记录好消息，在遇上麻烦时也要去寻找一线希望和慰藉，赞扬战士的素质和他们的先进装备，并且把握好一切可能不利于他们的消息。"

　　在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中，"嵌入式"报道方式已经杳无痕迹。起初留在南联盟境内的外国记者不到百人，大部分记者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的录像带了解北约连续78天的轰炸。而在北约派出地面部队的时候，虽然有2700名记者前往科索沃，但是面对严格的新闻控制，他们根本无法涉足前线，国际媒体完全被排除在战地现场报道之外。

　　二、美军"嵌入式"报道的六种代表性模式

　　在美国战争史上，"嵌入式"报道形成了六种最基本的模式。

　　一是托马斯类型的宣传鼓动模式。1770年，艾赛亚·托马斯创办《马萨诸塞侦探报》，他宣称，该报作为"政治与商业报--向任何党派开放，但不受任何党派影响"，报道以客观、公正为基本原则。可是，随着北美独立战争的逼近，崇尚民主自由的托马斯开始成为爱国派的杰出宣传家，并将报名改为《美国自由之圣言报》。1775年4月18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艾赛亚·托马斯以随军记者的身份目睹了独立战争的第一仗，他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十分浓郁宣传色彩的《列克星敦之战》。这篇声讨英军暴行的战斗檄文，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宣言。托马斯模式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战时传播观念：在国家民族存亡兴废之时，随军记者的首要职责是宣传鼓动者，其次才是做一名不偏不倚、公允中立的新闻记者。

　　二是威尔·欧文的"环境监视"模式。1915年1月，威尔·欧文作为《纽约论坛报》的战地记者赴欧洲战区采访。在伦敦，他因为一篇题为《伊珀尔的辉煌》的报道与英法官方产生了矛盾，被禁止上战场报道。同年4月22日，在法国的欧文听说德军在伊珀尔地区施放毒气，便自行搭上一辆几乎无人乘坐的列车前去采访。次日黎明前，他赶到战场面对东倒西歪、奄奄待毙的联军士兵，欧文强忍住剧烈的咳嗽，以一种冷峻的笔调写出《毒气进入现代战争》。4月27日，《纽约论坛报》刊登了这篇报道。报道唤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重视，将德国置于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威尔·欧文因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化学战的爆发而闻名天下，英国政府也因此与他握手言和，陆军大臣专门把他的名字从陆军部的黑名单上勾掉，恢复了他的随军记者身份。欧文·威尔模式表明了另一种传播观念：在战时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应当勇于探索事实真相，及时准确地将偏离国际规范与战争伦理的行为公诸于世，从而起到强制违反者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

　　三是赫斯特为代表的"黄色新闻"模式。赫斯特是美国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之一。1896年，赫斯特报系与普利策报系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此时，正值美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外交危机。赫斯特敏感地意识到了战争对媒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开始卖力地煽动公众的战争情绪。他派了一个名叫雷蒙顿的画家到古巴，要他尽快绘制出一批反映西班牙军队在古巴的暴行图，寄出刊用。雷明顿在古巴没有找到西班牙人的罪行，打电报给赫斯特，说那里不会有战争，他要回国，而赫斯特则回电说："请留古巴，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1898年，在各大传媒报纸的煽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宣战决议。赫斯特本人亲自率领一个由20名多人组成的记者队伍兴高采烈地到古巴进行采访。战争中，他头戴草帽，腰挎左轮枪，单身骑在马背上的故事，成了战事新闻报道中令人注目的花絮新闻。赫斯特模式表明：战争的高传播率是提升媒体地位与记者声名的催化剂，其内蕴的巨大利益，往往使某些媒体与记者成为制造战争的马前卒、虚假报道的代言人。黄色新闻与战争的结合，使战时新闻传播充满了虚假与谎言。 　　四是莫利·塞弗所代表的客观报道模式。在越南战争中，新的传媒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尽管越南战争一开始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遥不可及，但电视却把这场战争从千里之外直接带进了他们的起居室。然而，与美国军方所希望的目标大相径庭，随军记者们不仅没有用多姿多彩的英雄主义行为与故事来煽动国民的参战热情，却让公众直接从画面上看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莫利·塞弗和两名越南摄像师拍摄的《火烧锦尼村》一片。在电视画面中，塞弗站在燃烧的房子前说。"越南的战争就是这样，""越共早就跑了……这次战斗打伤了3名妇女，打死了一名婴儿，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掳走了4名老人。"莫利·赛弗们的行为促使美国国内反战舆论一浪高过一浪，最终迫使美国撤离了越南。莫利·塞弗模式代表了一种战时新闻报道理念：美国战时新闻宣传与新闻界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战时新闻报道是历史的眼睛，无论面对何种诱惑，无论面临什么影响或压力，无论政府本身如何行事，无论取得什么结果，随军记者都绝不能隐瞒新闻。

　　五是厄内斯特·泰勒·派尔的士兵代言人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厄内斯特·泰勒·派尔随同美国军队转战爱尔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法国。在随军采访的过程中，他对普通士兵的感情与日俱增。这种生死与共的情感渗入，使他的作品极富人情味与感染力。正因为此，他的作品吸引了全美国人的目光，有超过300家日报和400家周报竞载其文，这些报纸的总销量达到1250万份的空前纪录。1945年4月，在冲绳岛战役中，一名日本机枪手夺走了派尔的生命。派尔与阵亡的士兵一同被埋葬。在他殉职的墓碑上写道：在此第77步兵师损失了一名弟兄厄尼·派尔。厄内斯特·泰勒·派尔模式表明：在与士兵同生死共患难的过程中，战地记者的立场往往不再是中立的，在客观性的背后，渗透着他们浓郁的个人感情色彩。他们常常像一个士兵一样去看待战争，而不再以记者的新闻理念与价值观去对待军事行动。作为士兵的代言人，他们最大程度地维系了前线战士与后方公众的情感纽带，也就此成为了维系官方与受众关系的特殊纽带。

　　六是弗雷德里克·帕尔默为代表的"公开的谎言家"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帕尔默作为美国新闻界的代表，到英国部队随军采访。可一上战场，帕尔默就发现：真实地进行报道的中立者角色已不复存在。"我个人的情况好比一根线，它贯穿着人们熟悉的背景，同一些时刻交织在一起，在那些时刻，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我被指派充当公开的谎言家的角色，以便维持我所在一方的民心士气。"由此，他清楚地知道，在涉及军事秘密时应在何处停笔。其结果也正如帕尔默自己所说，"重要的消息正是被他们舍去的那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成了公开的谎言家。" 1917年，帕尔默重新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担任了美国远征军的新闻检查官。此后，帕尔默不但沿用了英方检查官们的方法，还给随军记者们套上更多的紧箍咒，他规定，所有记者不论到哪里去，都必须集体行动。1923年4月，他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其荣誉状上写道；"他的跟随许多军队的经验、作为观察家的杰出技能、用之不竭的精力和尽职精神，对美国远征军成功的作战行动作出了贡献。"弗雷德里克·帕尔默模式显示：受民族利益、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功名欲的多重驱使，随军记者不仅会接受所在国家与集团的旨意和暗示，有意或无意地充当官方的传声筒，也会故意漏报或根本不报具有鲜明新闻价值的新闻，因为他们就是"自己的新闻检查官"。

　　三、"嵌入式"报道的根本指导思想

　　由上述可见，"嵌入式报道"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美国战争既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是，美国的战时新闻管控政策却因莫利·赛弗模式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越南战争被称为起居室战争，装进玻璃缸中的战争，被媒体打败的战争，其内含的蕴义是自由报道妨碍了越南战争的进程，是莫利·赛弗们的"背后一刀"，让美军将胜利拱手让出。罗纳德·里根甚至这样说，越战中，美国士兵"战败而归，并不是他们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胜利的权利"。

　　可是，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严厉的、无处不在的新闻控制之后，美国军方为什么要重启"嵌入式报道"并向国际媒体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放呢？究其根源，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防止信息真空为敌方所利用。战争是受众最关心的重大新闻事件，因此，不论存在多么严格的新闻控制，受众总是会千方百计地寻求相关信息与阐释，一旦他们从一般的渠道不能获取这种知情权，他们就会将目光投向其它传媒，甚至敌对传媒。传媒的信息采集也是这样，如果传媒从正常渠道不能顺利地得到信息，他们就会更加充分地采用其他消息来源甚至敌对集团的消息来源。在阿富汗新闻战中可以看到，开战之后，观众从CNN的电视画面上见到的多是美军轰炸塔利班的场面,而关于塔利班与本·拉登的信息却少得可怜。但是,这个空白马上便由半岛电视台所代替。半岛电视台独家播放了本·拉登的多次书面和录像讲话，全球媒体趋之若鹜。这不仅使得半岛电视台的收视率直线上升，也使塔里班与拉登的宣传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2003年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虽然美英媒体在世界传播体系中占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受众却不仅仅只有CNN与BBC这些媒体资源可供选择。在开战之前，世界各国的传媒已经把自己的记者安插进了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仅巴格达就驻有200多名各国记者。战争开始后，也仍有100多名记者坚持不撤离巴格达。对此，美国政府与军方很清楚，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源供传媒与受众接收，美英就会因此丧失宣传的主导权。拉姆斯菲尔德在给高级官员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直截了当地提到："我们必须报道事实真相--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否则，人们就会接受其他媒体的歪曲报道--它们肯定会这样做的。"因而，美国政府与军方重新调整了与媒体的关系，给予媒体和记者适当的知情权，以掌握舆论的主动权。

　　二是充分地发挥"嵌入式"报道的正效应。从"嵌入式"报道的六种代表性模式可以看出，"嵌入式"随军采访方式虽然存在着泄密、暴露己方问题、传播谎言等诸种负效应，但是其在鼓动战争舆论、揭露敌方暴行、实施战时心理战、拉近士兵与军方感情上却有着诸多正效应。只要对战地新闻记者进行巧妙的调动和"合理"的"引导"，就不难达到军事战略、战术和外交上难以达到的目的。伊拉克战争发动之前,美英两国通过"莫须有"的伊拉克生化武器做了大量的文章，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对此,美国军方迫切地希望能通过类似威尔·欧文那样的随军记者找到第一手证据。在战争中，美军最担心的是，萨达姆实施生化武器的进攻，之后让美军承担罪名，而通过"嵌入式"报道则可以巧妙地通过各国记者的眼睛告诉世界，美国人打仗是"干净的"、"负责任的"，以避免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上的指责与纠缠。此外，随军记者的主体是美英媒体，他们不仅是美英联军先进武器的义务宣传员，也是鼓舞士气、整合国内舆论的积极因素。更重要的是，战地采访由于通讯不畅，消息来源单一，采访受限制等因素，记者往往容易对全局进展把握不够，而把军方"愿意"告诉他们的信息作为唯一的信源，从而也易成为军事欺骗与谎言的传送者。实践证明，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随军记者们果然不负重望，无论是托马斯类型的宣传鼓动模式，赫斯特为代表的"黄色新闻"模式，厄内斯特·泰勒·派尔为代表的士兵代言人模式，还是弗雷德里克·帕尔默为代表的"公开的谎言家"模式，随军记者们都较为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军方期望他们完成的任务。就在美军的第一位士兵舍雷尔·奇尔德斯死在伊拉克的土地上时，法新社随军记者便同时发回了一则生动的人道主义故事：一位名叫特里维迪的医生在知晓几个负伤的伊拉克士兵是致奇尔德斯死亡的"凶手"时，仍然奋力抢救他们的生命。当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接连受挫时，英国《每日电讯报》的随军记者则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有1000辆共和国卫队的军车，已离开首都南下攻击联军"的假消息。同时，英国随军记者马克·弗兰切提则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证实：一群身着平民服饰的伊拉克人假装投诚，造成猝不及防的5名美国士兵当场中弹受伤，其中一人身中4弹，以此巧妙地转移了美国舆论的相关视线。

　　三是有利于消除军方新闻管控的"盲点"。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由于美军严格限制媒体采访，结果CNN与《纽约日报》等媒体自行挖掘的新闻给美军制造了许多麻烦，使军方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因此，美英军方也就此认识到，实施"嵌入式"报道与新闻控制并不矛盾。美国军方规定，"嵌入式"报道优先考虑美英媒体，并且只接受单位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这样可以弄清记者所在的媒体性质，也容易核实报名者已往的报道原则与政治态度。美英联军新闻中心发给记者的随军采访守则中列举了14项允许报道的内容与28项禁止报道的内容，其规则细化到要求电视媒体不能直播美军坦克在伊拉克

　　综上所述，对于美军来说，摒弃"嵌入式"报道是一种新闻管制，而实施"嵌入式"报道也是一种新闻管制。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硬控制，而后者却是一种软控制。这种软控制顺应了

　　2004年7月20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