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资

　　筹资

　　从欠款的泥潭中跋涉出来之后，周学仁和张云德的注意力，几乎同时转到信贷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上。

　　“严格地说，每年放款要达到1000万以上，项目本身才不会亏”，张云德说。去年，

他手中550万资本金，周转了1.83次，全年放款900多万，还没有达到盈亏的临界点。

　　突破1000万的放款量，是张今年的预定目标。而他最希望的是，手中的资本金能达到1000万。“市场需求很旺盛，放款没有任何问题”，他说，如果将贷款对象从纯农户扩大到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纯商业户和失地农民，这1000万还不够运作。

　　然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张都没有自主权，他得听命于基金会，特别是资金的筹集。

　　给服务社筹集资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左权服务社目前550万资本金中，300万是当地政府委托管理的扶贫资金，250万来自香港嘉道理基金会的捐赠。

　　“小额贷款面临的最大发展瓶颈，就是无法吸储”，刘冬文说，这是政策层面对中国扶贫基金会这类公益性贷款机构的制约。

　　除此之外，刘冬文对来自管理层面的制约也深有感触，“服务社成立之初是一个地方社团组织，听令于地方政府，我们说话不听，管理不到位，免不了出问题”。

　　这个问题在2004年得到了彻底解决——国家规定基金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这是一个转折点”，刘冬文说，“产权清楚了，治理结构也有了”。

　　2005年，他完成了基金会所有小额信贷操作机构的改制，各地服务社全部脱离政府，由当地社团组织变成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下属分支机构。“改制以后效果非常明显”，刘对此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完成了小额信贷机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这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率先推行小额贷款的杜晓山，也趁改制之机对易县、涞水、虞城、南召等地的信贷机构做了一次梳理。他们联合

　　“对小额贷款如何界定？国际上的通行标准就是本国的人均GDP”，按照这个标准，杜晓山估计，国内民营或半官方的小额信贷机构，可能多达300家，覆盖了100多个县。

　　“中国从事小额信贷的，还有政府主导、财政贴息的扶贫资金，以及农信社和农民基金互助组织等机构。但是，包括央行今年在山西、贵州、内蒙、四川、陕西等五省的试点在内，最有生命力的还是这些民营或半官方运作的、自筹资金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他说。尽管他们影响有限，规模也只有区区10亿元，但却实实在在是小额信贷的先驱。本报记者 李明三 河北、山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