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甚至比富人更讲信用”

　　30年前，“穷人银行家”尤努斯看到孟加拉国赤贫村民受高利贷商人的盘剥而大受震撼，从而建立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那一年，杜晓山还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

　　23年前，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在政府支持下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银行。那一年，杜晓山在中国社科院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并找到了看待农村问题的理论视角。

　　13年前，经过杜晓山的游说，尤努斯决定让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进入中国。如今，66岁的尤努斯因为其找到了“帮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的方法”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杜晓山也被媒体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1993年多次到孟加拉考察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小额信贷的？

　　杜晓山：是刚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那段时期，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开始接触小额信贷，并进行了大量研究。当时我们对孟加拉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发现国内的扶贫款往往很难真正发放到农民手中，而且还贷率非常低。但孟加拉模式正好相反，穷人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就能够得到贷款，而且还贷率很高。两相对比，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

　　记者：决定引进这一模式是1993年的事情了？

　　杜晓山：对，1993年，当时我考虑在国内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那一年，先后多次去孟加拉国实地考察，参加了小额信贷国际会议，并且见到了尤努斯教授。在接受培训的同时，我们从乡村银行信托基金方面申请到了“软贷款”(低息贷款)。

　　记者：为什么选择河北易县作为试验田？

　　杜晓山：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具有一般贫困县的代表性，离北京又近，便于监管，又考虑了成本问题；而且当地政府十分支持。1994年5月，我们在易县成立了首家“扶贫社”，并发放了第一批二十几户小额贷款。

　　记者：易县试验的效果怎么样？

　　杜晓山：有一份统计数字显示，13年来，整个易县近2万农户从中获益，6000多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国内外上万人次到易县扶贫社进行学习、参观与考察。

　　记者：尤努斯本人去过那里没有？

　　杜晓山：去过，1996年和1998年，尤努斯先后两次到易县考察。当时尤努斯的观感很好，每次都很诚恳地说易县大有希望。

　　富人不会跟穷人“抢饭吃”

　　记者：易县是你们工作的起点，正是那里的成功让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尝试？

　　杜晓山：也可以这么说。易县以后，我们先后在河南虞城、河南南召、陕西丹凤建立了扶贫分社，进行小额信贷试验。1997年是个分水岭，那一年年底，我们多个分支机构都在经济上实现了自负盈亏。

　　记者：试验进行13年了，你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结论吗？

　　杜晓山：我有了自己的结论，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尝试，促进决策层出台相关的政策，放开农村信贷市场。我们13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农户以信誉为担保的贷款，还贷率能够高于95%。没有不好的客户只有不好的机构；而且，穷人甚至比富人更有信用，因为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穷人的信誉度绝不低于社会其他群体，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巧妙的制度设计。

　　记者：小额信贷目标客户是穷人，富人会来“抢饭吃”吗？

　　杜晓山：小额度、分期还贷使富有群体感觉到此种贷款对自己并无大利可图，就不热衷与贫困农户“抢饭吃”了。这是一种自动筛选机制。

　　究竟是扶贫还是高利贷？

　　记者：8%利率是怎么定下来的？

　　杜晓山：这个利率是在易县搞试点时定下来的。当时这一利率比农行的利率要低，主要考虑到我们扶贫的性质，也参照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利率和国内贷款利率。

　　记者：中间没有过波动？

　　杜晓山：河南虞城扶贫社成立后，我们曾经允许它的贷款利率在8%～10%之间浮动，但后来发现，有一段混乱时期即使它的利率是10%却依然赔钱，而管理正常时期，即使8%的利率它也能挣钱。所以，关键还在于内部管理，而不在于利率本身。所以我们后来确定利率都为8%。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河北的小额贷款模式和孟加拉国模式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出现了“十户联保，一家使用”的情况。

　　杜晓山：“十户联保，一家使用”的现象，是“变相的联保贷款”，所谓“垒大户”就是这个意思。这对扶贫社而言，意味着急需开辟新的金融产品以适应农户的需求，不过资金量不足、管理能力弱等问题又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但是，任何模式都不是呆板的，孟加拉国模式也不例外，它需要在制度、产品、工具创新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尤努斯教授也鼓励这么做。

　　广州日报(曾向荣柯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