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北京一些大排档里，竟然长期存在一群“吃剩饭族”——少则七八人多则二十余人，常年穿梭于大排档的餐桌间，眼神时刻盯着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每天靠吃别人的剩饭充饥……除了外地来京的流浪人员外，“吃剩饭族”主要还包括收入微薄的外来打工者、生活拮据的北京本地贫困者(详见今日本报A37版)。
要知道，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吃剩饭”可是一个充满人格羞辱的词语，既如此，那么当“吃剩饭”成了一种生活选择、生存方式，甚至成了“族”的时候，他们究竟吃出了什么样的“滋味”呢？
也许，简单地用“好逸恶劳”等来解释“吃剩饭族”的行为，是最便当的，但是仔细斟酌一下，却发现这样的解释其实是苍白、偏颇乃至刻薄的。如一位有工作的外来打工者这样对记者解释自己的吃剩行为：“这儿的饭我买不起，一份饭怎么也要十多块钱……每周来这里吃几顿剩饭改善生活”；而北京市民老刘(化名)的解释则更加无奈：“家里有个上大学的孩子，为了能给孩子多攒点学费，只得来这里吃饭”。
明明有工作，却买不起大排挡的饭菜，并且视这样的剩饭为“改善生活”，而为给孩子攒学费，父母竟然不得不去蹭饭、吃“嗟来之食”。审视这样的民生处境，比生硬的道德谴责更重要的显然还是审慎的制度思考：为让每一个公民都能过上稍存体面、至少饮食无虞的生活，我们包括民工薪酬、城市低保救济、大学收费在内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公共保障制度，是否还有太多的欠缺和不足之处？换言之，对于“吃剩饭族”们无奈的“吃剩饭”困境的形成，这些制度缺憾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吃剩饭族”所吃出的滋味，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典当尊严体面后的生活酸楚、羞辱，也是整个社会的隐痛和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