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与中国土地改革：曾建议土地有偿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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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2日10:1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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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提出大胆建议 1998年11月，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霍英东的顾问何铭思主编霍英东的文集《我的参与》，嘱我作序。我在序中写道：“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关键在被固定了的‘价格’两个字上；国家开放大计受到最大阻碍，主要在落后闭塞的环境里。所以，率先筹建高级涉外宾馆，挑动解除价格束缚之战，以路通财通思想在南国水乡开放前沿带头引入市场机制推动
2005年1月10日，泛珠三角洲及世贸伙伴合作研讨会在广州南沙大酒店开幕。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在会上致词时，说到霍英东：“他作为一名卓越超凡的工商巨子，敢于第一个把市场机制中的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和企业竞争的技巧引入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中国内地。在中山度假村，全面开放度假，各种食品、日用商品，价格随行就市，一瓶啤酒从4角钱卖到4块钱。价格机制撬动了当时严格的产品限量供应和价格管制。他带头建造的路桥开始了收费，修建的五星级宾馆让人们自由进出，这些市场经济的新鲜事物对我国人民来说，不啻是一次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深刻教诲和启发。”我非常高兴听到胡德平这段讲话。因为第一，胡德平所说正是对内地早期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价格、市场、高级宾馆三件大事。只是他的表述比我更具体。第二，胡德平对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之初所作贡献的评价不仅真实，而且是当时中央坚持改革开放方面的精神反映。第三，胡德平接着讲：“今天，霍英东副主席又和美国世贸中心协会杜苏里总裁在参与南沙开发中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它的主旨，就是促进泛珠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增长，要和全世界做生意，其气魄之宏大，让世人敬佩不已。”这是说，霍英东对内地改革开放的贡献，有未说完的话。 我意识到有重要的话未说完是在2004年7月18日。那天南沙大酒店试业检查。简短仪式后，香港几位记者采访霍英东。霍英东对记者讲话时，忽然讲到内地房改和土地有偿使用问题。此事断断续续听霍英东讲过几次。但我一时并不在意。 但这次不同，中国土地出了许多问题，我已关注过一段时间。这次听霍英东再讲，脑袋突然一震。心想，原来的“三件大事”说可能有大疏漏。记者采访结束后，我随即询问霍先生。霍先生在他的房间，交给我两份材料：《最早提出建商品房和有偿使用土地的建议》。材料记录了他最早向国家领导人建议搞房改和土地有偿使用的事情。 1981年10月12日，一位中央领导到中山温泉宾馆视察。对着一片优美亮丽的新房子，霍英东跟他讲到住房问题：“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职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调动就要搬走，死后更不能留给儿女。每人一套房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和个人，两头都难做。这是计划经济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香港也曾试行分房制。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分了房，死后房价不知涨了多少倍，用全部退休金也买不起。他的儿子只好搬走。”接着霍英东就向他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 霍英东的建议，直到1988年才被正式接受。当时人大通过决议，土地有偿使用期限，定为70年。 白天鹅：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 广州白天鹅宾馆连续多年获得中国高级宾馆多少强之首。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志是拥有十几项全国第一的纪录。那是就宾馆业务评比来说的。其实在我看来，白天鹅所有的十几项“第一”，加起还不如这项纪录重要：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霍英东关于内地应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建议，其实早就向政府提出了。1979年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旅游工程考察小组到香港考察。2月2日，林西在给广州市委焦林义书记的报告中特别写道：“霍英东先生等建议，目前有许多侨胞都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而国内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慢。建议在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了侨胞的要求，又减轻了广州住房的紧张，本息用补偿办法偿还。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可取。” 可惜霍英东当时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林西等认为“可取”的东西，遇到巨大阻力。霍英东走得太超前了。 在1992年世界银行专题报告《中国城镇土地的经营管理：在市场经济形成中面临的选择》中，可以再次看到霍英东关于土地有偿使用建议及其所受阻力的影子。该报告指出：政府“在1982年就开始要对国内的土地使用者收费。但是这个倡议受到了引进市场‘价格’将使国营企业‘无力承受’这一压倒性的关切所阻挡。”又说：“地方政府特别是1988年以后，开始采用更为实际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出售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不仅能获得外汇收入，也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在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里说的“倡议”和从香港“借鉴”都跟霍英东直接有关。而霍英东的建议正式被接受，已经是1988年之后的事了。 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不知道，土地有偿使用建议最大阻力不是国营企业的“无力承受”，而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腐败权力的介入。 最简单清楚的例子可以从海南洋浦中看到。1988年3月人大正式通过70年土地有偿使用法案，4月海南建省， 5月海南政府便传出与熊谷组合作开发洋浦的消息。但也只是议论，正式计划还八字没有一撇。1989年1月，5名老资格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公开指责洋浦租地70年给外商为“丧权辱国”的“新国耻”，是“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卖国”行为。随后在北京两会上更组织200余名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提案，反对“卖国”。于是，洋浦泡汤。 处于海洋第一线，占有中国海洋面积2／3的海南省，就此错过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至今仍处于后发地区位置。海南轰动一时要成为中国最大特区的热潮，被冻结了。 在洋浦开发传闻之前，霍英东早已紧锣密鼓地筹划开发广州南沙。那不是荒岛角落，而是珠三角中心，是当年因肇始鸦片战争导致“丧权辱国”之地。 要知道，租地给外商开发，正是霍英东几年前向一位中央领导提出的建议。“70年”也是从霍英东的“99年”、 “也可以75年”中来。洋浦合作开发部分27平方公里到2001年几经转手，实际开发18平方公里；小南沙22平方公里。1989年初北京“两会”，霍英东亦在场。那时，他正从全国政协常委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如果霍英东了解那200 多位政协委员其实也是向他兴师问罪，不知后来他还敢不敢继续搞南沙。总之在这里，霍英东“胆大妄为”的表现，远在他搞高级宾馆、开放物价和过桥收费之上。 价格改革是霍英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最早推动的东西。霍英东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也跟白天鹅宾馆有关。我总觉得，这两家宾馆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中的意义远未被充分说明。有一位现在巴黎大学工作的法国朋友曾对我说，如果通过白天鹅宾馆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个非常好的题目。 霍英东为什么从1979起便一再向政府提出他的大胆建议呢？一个直接原因出自白天鹅宾馆员工。白天鹅宾馆原只是个贷款项目。1979年注资动工后，霍英东意识到完全放手让内地人去搞会出毛病，便在1982年4月1日致函广东省旅游局和刘田夫省长及梁威林副省长，建议把白天鹅的贷款改为合股。并白纸黑字声明：“绝不计较将来利益多寡，将全部收益用于国内再投资或捐赠于教育、医疗及其他公益事业。”5天后，何铭思的老上司梁威林批示：“田夫同志已同意，我也同意。”于是，霍英东便自己动手搞白天鹅宾馆。 白天鹅宾馆一动工，当年关于“30层以上高楼天台要装高射炮”的规定可以顶着不办，3000多员工住房问题不能不管。如果没有适当办法解决，几千员工迟早会拿着国家政策，向老板要房子。 霍英东在1984年成立基金会着手实施一系列捐赠项目的同时，一直计划如何解决白天鹅宾馆员工住房问题。1988 年初，人大刚通过土地有偿使用期70年的决定，白天鹅宾馆由中方主持匆匆在海珠区建了150多套房子，结果只有少数高级管理人员受益，反而影响了几千员工的情绪。 霍英东知道后马上想到要通过白天鹅搞商品房改革，为社会提供经验。并立即写信给白天鹅宾馆总经理杨小鹏，提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方案：用自己在宾馆的收益作基金，贷款建房，以福利补贴方式出售给员工。以当时价格计算，5万元可购一套房。宾馆给员工每人每月补贴300元，3年便超过1万元，可作供楼款用。不供楼的员工也可以将补贴收为己有。几年后，回收的贷款资金又可循环运用。这样便可以解决所有员工的住房问题。 “楼花”是什么？ 解决住房问题，霍英东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行家。他所用的方法是他所发明的“楼花”。自1954年以来，这一发明创造的巨大意义，不要说在内地，我相信在香港也远未被充分说明。 虽然远在公元1530年，黎巴嫩的贝鲁特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便开始有商品的期货交易，但400多年来，期货交易一直只是少数人的纯投机买卖游戏，始终没有产生过全社会性的、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楼花”的出现完全不同。在商品的期货交易中，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楼花”有期货的性质，又不同于一般的期货。有些地方(如北京)，期房售价比现房还贵。买卖双方都说，那是“ 卖梦想”。“楼花”不仅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新奇相接的一个全新创造，而且可能是人类社会第一个有重大价值的知识产品，将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必须从这里写起；“楼花”不仅为亿万民众提早半世解决人生安居乐业的大难题，而且可能是迄今创造出最多亿万富豪的一个产业；“楼花”是当代许多经济发展奇迹、许多现代城市变化图景、许多善长人翁故事，得以一一出现的基础。我想，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来说，能跟发明“楼花”相比的诺贝尔奖项目也没有几个。 堂堂一幢大楼，连影子都没有，在空地上挂个图，便要“分层出售”。竟又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社会效用。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竟然出自香港中国人之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惜几十年过去了，世人却至今未能认识其巨大意义。 原在香港油麻地四方街与东莞街之间避风塘前，作为世界第一座以“楼花”出售的那栋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大富豪、对香港市民有巨大贡献的小房子，今天在哪里？我曾为此向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咨询。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助理馆长卢秀丽女士回复我说，1950年代初兴建于利达街及祥瑞街一带的4至5层高的民宅，在1980年代末香港政府的旧区重建计划中全部被拆了！ 香港人可能对“楼花”太熟悉，竟至毫不在意了。香港人了不起的世界级大发明“楼花”第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见证物就这样消失了。 当年那份为推出“楼花”而作的最早图纸及其“分层出售说明书”，如今仍然无声无息地躺地霍英东集团的文件柜中。这真是难以置信的事。 许多作家写过霍英东，关注最多的是他的困苦童年、艰难创业、无私捐赠和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也有涉及他独特性格和探索精神的。只是很少研究过他的发明创造工作。“楼花”是个极重要例子。而且可以说，“楼花”是霍英东所有发明创造性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霍英东对香港、对社会、对世人最大的一项贡献。 许多发明创造有很多偶然性因素。但“楼花”不同。为什么“楼花”偏在中国人身上出现，偏在香港出现，偏在从底层走出来的企业家中出现，偏在霍英东脑袋里出现？可能是隐藏着深层环境和文化关系的问题。特别涉及到奇特的产权构思问题，直到现在，还有西方国家，尤其是产权意识特别强的国家，仍然不肯接受“楼花”方法。他们认为，像“楼花”那样割法，还有“产权”吗？电梯费怎能分得清？不仅分段、分层、分套、地上、地下、车库可以分售，而且连楼顶、外墙广告位都可以分开出售。对强调法理产权的西方人来说，有点匪夷所思。那情形，就像迟至18世纪许多欧洲人仍不肯接受“负数”概念一样。当时他们认为“比零还小”是荒谬的想法。日本学者就曾成群结队地拜访霍英东，研究他发明“楼花”时，究竟是怎样想的。我曾问过霍英东。他的回答很简单：“那时楼梯底、骑楼底到处都睡满人。” 看来，这件事还是缺乏研究。许多发明者，开始时都未明白自己发明的巨大意义。我想霍英东对自己发明的意义，也是晚年才认识到。南沙大酒店开业前后，霍英东正处重病之中，有些问题他想自己写出来，第一个要写的就是土地和商品房问题，里面就专门提到“楼花”。 为什么房地产比物价改革更重要？ 按当时流行的看法，可以说霍英东带头建高级宾馆，是公然搞资产阶级“腐化堕落”那一套；解除价格束缚，是直挑计划经济死穴，让人民接受“赤裸裸的剥削”；过桥走路搞收费，简直是“收买路钱打脚骨”，与“人民公路”概念格格不入。 要知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有一点松动，但也仅仅在极少数人的意识里。最大胆的人虽然只是动动嘴皮子，也在被批判、斗争之列。中山大学经济系张期老师，就因为写文章“鼓吹”放弃计划经济，搞单轨市场经济而在1980 年代受到反复批判，致身心严重伤残，不幸早逝。事实上，整个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仍被封在一个“鸟笼” 之中。 偏偏这个时候，霍英东带头搞“三件大事”。有些做法，就像“包产到户”开始时一样，根本是直接违反当时的“宪法”。真是胆大包天、匪夷所思。 常说霍英东比较讷言。其实他平常讲话非常风趣。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搞‘收买路钱’，是不是大逆不道？” 我曾说过，当时在一些意识形态专家眼里，“霍英东”就是“资产阶级卷土重来”的代名词。 但上面所说“三件大事”，都比不上霍英东直接向中央领导人建议的房地产问题重要。 任仲夷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1987年辽宁全省11个市、90多个镇，共有城镇人口1022万。解放30年来，共新建3200万平方米住房。人均只有3平方米，比建国初期的1952年少0.6平方米。 同一时间，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全国3.6，北京4.5、上海4.5、江苏4.7、广东4.6、河南4.2 。有5个省在3平方米以下。跟世界水平比，差距更大。据国家建筑研究院情报所的资料，1975年前后的同一数据，罗马尼亚8，苏联7.1，日本10.4，法国13，联邦德国16，美国18。朝鲜也已经达到6。(摘自1978年10月30 日《任仲夷在辽宁省城市住宅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活》，转引自向明：《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2页。 任仲夷的上述讲话充分说明，住房状况非常困迫。不言而喻地，改革开放中的“房改”跟中国人关系极大；“土地有偿使用”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更大。原说霍英东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三大贡献，现在至少应加上两条： 第四，策动房改，推动上层接受私有产权概念； 第五，促成土地有偿使用，有助于把改革推进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焦点。 地权改革的意义 回到霍英东关于在白天鹅搞房改的建议，可惜当时广东省旅游局没有回复。连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政府方面竟还未能接受搞商品房的一套最佳方法。霍英东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其实也难怪，几个月之后便是“六四”风波了。 无论如何，霍英东的建议包含着巨大利益诱惑。对迟早要放下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他的建议最终没有被卷走的原因。 霍英东关于土地有偿使用和搞商品房的建议，实际上到1989年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才被接受。自此，土地使用权交易、土地批租和城市土地储备等一系列制度以及“楼花”方法正式从香港引入。土地要素被迅速市场化。由此才产生一波一波土地开发热潮，在内地改革开放中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近20多年来，在对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跟市场化的动力相比；在市场化动力中，没有任何一项能跟土地与房产的作用相比；在房地产推动力中，没有任何一项的力量能跟“楼花”相比。 改革开放之初，海外谈到中国贫困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那时中国的国有资产，只有2万亿元人民币。同期海外华人的资产是4万亿美元，按当时比率，在理论上可以“购买8个中国”。 农民因为贫困要生孩子……人多了，资源消耗多、环境破坏大，会导致更贫困……于是又要多生孩子。就此恶性循环。一时想不到简单的解决办法。我曾发过文章，称这为“中国第一号问题”。 后来我知道，霍英东曾给国家领导人提出土地有偿使用建议。但未想到这一建议会使中国从土地中获得巨大财富，几年间使国有资产从2万亿元一下子增加20倍以上。这为解开“第一号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发明炒“楼花”成为巨富的霍英东，教会中国人的，其实是“炒地花”。很少人注意到，从土地中开发出来的这笔财富，是在经济上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大动力。 这个重要判断，有一连串由不同研究者提供的事实支持。 在一定意义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土地由原来的农业用地变成工业建设用地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土地价值几十倍、几百倍地升值。《人民日报》记者王平有长篇报道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约70％是靠由房地产支撑的“城市化”，即主要靠土地和金融得到(王平：《征地蒙太奇》，载《中国改革》，2005.7)。事实上，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3次大发展高潮，与3次大圈地狂潮完全同步。一般人只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却很少注意到迄今土地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命根子，同时也是中国官员的命根子。城市化使政府开始围绕“地根”开辟第二财政。 王平还在另一文章中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教授的研究成果：从“一五”开始，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国家的工业化贡献了30万亿元。另外，从1952年至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计及年利，以2002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和目前银行利率3％算，相当于无偿放弃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而实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以来，全国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不超过1000亿元(王平：《地根政治：全面解剖中国土地制度》，载《中国改革》，2005.7)。 深圳执业土地估价师刘燕萍2002年2月一份报告证实，土地增值收益的51％-93％被政府“政治创租”收去。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征地——转让过程，政府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大约20000亿元。(刘燕萍：《征地制度创新与合理补偿标准的确定》，载《中国土地》，2002.2) 霍英东对改革开放的10项贡献 2005年3月，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赋予农民长久的土地使用权，永远不变。那是指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将有望物权化。但不久，经反复研究论证，准备在2006年3月两会上出台的《物权法》却被反掉了！ “承包”就是私分田地，本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央制定的土地承包有限使用权限，开始说是15年不变，后来改为30年不变。不久前又说，“以后也没有必要变”。但这都不是真的所有权。秘鲁学者赫南多·德·索托在其著名的《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就指出，穷人创造的财富，因为得不到法律承认，所以不能变成资本。这是他们注定要贫困的根本原因。 霍英东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土地“解放”的结果，在给改革开放提供巨大物质财富支持的同时，会引发出新一轮争夺土地的大冲突。大批腐败官员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明明白白地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运用强大的无约束权力疯狂圈地。又一轮新的鲜血、生命和财富的付出。不管怎样，事情早晚会追到霍英东身上。有时我想到，霍英东有点像《天龙八部》里的乔峰。一身武功了得，好事做尽。却到处受误解，一生冤屈难申。历史上，许多有贡献的人物都是如此。 土地问题又使我想到，霍英东对内地改革开放的主要贡献究竟还有几条？这个问题背后是问：海外华人、华商对内地改革开放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在内地改革开放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外来力量的推动起了什么作用？ 仅就霍英东对内地改革开放的贡献来说，除上面提到的5条外，至少还有5条： 第六，有助促成邓小平肯定特区成功，并在中山温泉宾馆确认“不走回头路”原则，表明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态度。 第七，推动邓小平提出扩大沿海开放思想。2004年7月14日，广州《羊城晚报》刊登《他在这里力促沿海大开放》，写邓小平在白天鹅宾馆思考沿海开放问题。却没有写当时跟邓小平在一起的有霍英东。 第八，倾力推动现代慈善事业，以空前成就开出中国慈善事业的新篇章。 第九，以个人之力开发南沙新城，带头打通珠江口两岸，促成广州南拓，整合大珠三角。在推动地区发展方面作了巨大贡献。 第十，以南岭红三角为试点，首次以民间推动政府的形式，策划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合作发展。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上作了前所未有的尝试。 要说明其中的每一点，都是一篇大文章。此是后话了。 注：此文写于今年七八月间。还在修订之际，忽然传来霍公辞世噩耗，特发此文以为纪念。原文约2万字限于篇幅发表时作了删节。何博传(广州) 霍英东港资引路人 本报记者(雷剑峤)10月30日下午，广州白天鹅宾馆的老员工用一个特别的会议来怀念霍英东。41岁的总经理助理谢伟杰回忆起霍英东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白天鹅宾馆不仅是一家酒店，还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见证。” 这是一句恰如其分的评价，因为白天鹅宾馆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业的大型合资宾馆。和它一样，白天鹅宾馆的投资者霍英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他开辟了一条道路，并引领着香港资本通过这条道路走进中国内地。 投资内地第一人 白天鹅宾馆是中国旅游主管部门在1978年决定在4个大城市修建的8家中外合资酒店之一。中国当时接待远方游客的大多是设备简陋的招待所，对将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来说，这种状况显然必须改变。修建中外合资酒店，既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也能向海外投资者显示中国的决心。 霍英东很快就提出参与这个项目的要求。在此之前，旅游服务设施的落后是霍英东到内地旅行感到最不习惯的地方，他曾经在北京最高级的酒店碰到过喝不上开水只好喝自来水的事情。 霍英东要求参与项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借此促进中国的旅游服务业甚至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我看到内地在这方面很落后，觉得如果能建设好、管理好一家酒店，作用可能会很大。” 尽管之前有过向内地捐赠的经验，但真正地进行投资建设仍然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霍英东曾经这样说，“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不过局势的变化支持霍英东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准许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内地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也成为往后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霍英东接受了国家旅游局的建议，决定在广州实现他的计划。每年举办两届的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使广州在很长时期里成为与外国商人接触最频繁的中国城市，一家高级酒店正是这个城市所需要的。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由于邻近香港和澳门，其地缘优势注定了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建设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他成立了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白天鹅酒店。随后制定了“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采购、自行经营管理。 “为了在内地培养出一批酒店采购的专业人员，我一开始就主张由内地人员负责采购。”建设与经营酒店所需要的物品不少于10万种，因此采购是一件非常麻烦的工作，但最终由他培养出来的采购人员令霍英东感到满意。 他还采取承包的方式把施工工程批给内地建筑公司的工程队。对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承包”是一个新鲜的事物，霍英东是比较早地把承包机制引进内地工程建设的香港商人。 白天鹅宾馆是内地计划建设的8家中外合资酒店中第一家签署合作协议的。接下来，香港企业家纷纷步其后尘，参与到各个项目之中。继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开业之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7家香港财团投资建设的广州中国大酒店于1984年开业，利铭泽、李兆基等投资建设的广州花园酒店于1985年开业，杨元龙也在北京投资建设了香山酒店。他们都是香港最著名的富商，他们的参与给内地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力量。 最成功的作品 霍英东把白天鹅宾馆视为自己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家宾馆的出现给当时的社会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他要求宾馆准许群众参观，哪怕他们只是来看新鲜而不是来住宿的，他说：“应该让他们看一些新事物，增强对自己和国家的信心。”他要求宾馆要选择最好的灯饰，因为这象征着一个城市的繁荣，他说：“即使是自己发电，也要让灯亮起来。” 谢伟杰说：“对广州市民来说，那时的白天鹅宾馆代表着一种新奇的从未见过的文化。” 不仅在社会文化上，霍英东在经济体制上也通过白天鹅宾馆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比如说，他在白天鹅宾馆内部提高了物价，在宾馆外面卖一瓶4角8分的啤酒，宾馆内部的定价超过2元。 “我们的成本不能和街边的摊档相比，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这些都要计算在内。商品经济就是要赚钱，要良性循环，要改善员工福利，要有利于社会繁荣。” 这些观念都是正在摩拳擦掌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所急切需要了解与掌握的。外资进入的同时带来了它们。 白天鹅宾馆坐落在广州的沙面。这里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著名事件，其中包括1924年数千名工人罢工反对英国政府颁布的一条侮辱中国人的法律。到了1980年代，这里却成为展示中国市场经济建设重要成果的地方。 在最初的很多年里，白天鹅宾馆的盈利以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截至2005年12月31日，白天鹅宾馆开业23年的平均开房率达78.3％，总营业收入为65.2亿元人民币，上缴各项税款6.55亿元。 不过，霍英东在内地投资的项目中，第一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不是白天鹅宾馆，而是于1980年12月28日开业的中山温泉宾馆。 中山温泉宾馆是由霍英东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等港澳富商组成的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当时的中山县政府投资建设的。1978年12月，霍英东在《澳门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称中山县翠亨村将开辟旅游区，他立即觉得这是一个进入内地投资的好机会。随后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霍英东的这些举动，带动了港商在整个1980年代对珠三角的大举投资。从1980年代延续至今，超过90％的香港企业在珠三角建立了工厂，投资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占港境外投资的八成以上；与此同时，广东对香港的进出口总值超过广东出口总值的三成以上，广东出口物流的70％是经香港转口。 由香港贸发局撰写的《连系大珠三角》报告显示，来自广东以及邻近地区的货物，占香港港口货运量的85％，香港处理的空运货物约70％与珠三角有关。 晚年最重要的事业 1992年，白天鹅宾馆开始将来到中国的商务顾客作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往白天鹅宾馆的服务对象一直是以旅游顾客为主。那一年，白天鹅宾馆的管理人员去香港参观了君悦酒店，回来后改建出三层的行政套间和国际会议中心。霍英东对他们的要求是：“我们至少要领先十年。” 从1990年代初起，霍英东开始把他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广州南沙的建设之中。几乎每个星期他都会从香港乘船来到这个广州南面的小岛。开发南沙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进入飞速发展阶段，更多香港商人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内地。 南沙北距广州50公里，南距香港和澳门都是30海里，它是天然的深水港，沿岸水深7至15米，是整条珠江最佳的水道。更重要的是，南沙是贯通珠江三角洲、把粤港澳经济区联系起来的枢纽。但是在1980年代末，这里只是一片荒芜的滩涂。 霍英东看中了这片滩涂。1988年8月，他主持制定了开发南沙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要用15年把南沙建成一个以深水港为中心、人口为36万的现代化城市。 他先解决南沙的交通问题。1989年4月，由霍英东牵头投资的番禺虎门汽车渡轮有限公司成立；1991年5月 6日，虎门大渡口正式通航。这个渡口将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至深圳、香港之间的路程缩短了40至120公里，从珠海、中山、江门等市县出发的汽车将不必绕道广州，直接经虎门渡海往深圳和香港。 这个项目的成功启发了其他人。香港富商胡应湘在此后不久就参与投资建设南沙至虎门的海上大桥。 霍英东又投资建设了南沙客运港，开展南沙至香港的客运服务。按照他的设想，货运也是南沙开发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霍英东在占地54平方公里的南沙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购买了22平方公里土地。霍英东基金会为占地250公顷的南沙咨讯科技园投资30亿港元，为广东第一家外商独资五星级酒店蒲洲大酒店投资3.5亿元。从2002年起，霍英东基金会决定3年内在南沙再投资12亿元，用于建设数座大厦。 霍英东在南沙一系列的投资项目应该是香港富商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最大的投资项目。他对南沙不计成本的投入使南沙成为这个地区发展前景最好的一片土地，也使政府对它重新进行了规划。 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广东省在19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1993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2001年，广州市政府推出大南沙开发的战略，称在未来3年内会投资300 亿元进行大南沙的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广州的发展重心将沿珠江口向南拓展，南沙已被广州确立为未来发展临港工业的重要产业基地。 由于霍英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自海外的投资者对南沙也萌发了强烈的兴趣。南沙已经吸引了超过7亿美元的外资。 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正式实施，在这个框架下，有273种原产于香港的货物在输往内地时实行零关税。这是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往来趋于密切的最好证明。 2005年3月13日，由霍英东倡导，由广东韶关、江西赣州和湖南郴州构成的“红三角”地区，在北京举行项目汇报会，霍英东出席并亲自推荐32个重点项目。 像建设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一样，在不同的时代，霍英东都走在最前面，他总是以先驱者的姿态吸引和影响着后来者。 自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推行经济改革计划时起，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从第23位一直提升到第9位。它现在的出口交易占中国总出口交易额的大约三分之一。而这一切或许正是源于霍英东约30年前作出的进入内地投资的那个决定。 但此时，霍英东已与白天鹅宾馆失去了任何关系。200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中外合作的合约正式到期，白天鹅宾馆的资产收归广东省政府所有，经营权也没有像人们之前想象的那样由霍英东继续承包，而是由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相关专题：霍英东病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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