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当事人的记者无一不受到威胁

　　采访王亚忱的记者无一不受威胁

　　记者采访时被王亚忱儿子薅脖子

　　不仅是对我，对所有进行报道的记者，王家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华商晨报》的记者丛治国在开庭前采访，被王晓刚一把薅住了脖子，“是头叫你来的吗？你他妈的要实事求是地写，不实事求是写，我今天找不到你，明天能找到你，明天找不到你，后天总能找到你。知道《中国青年报》吗？”“我们转载了他们的稿子”，“我们正在和他们打官司，早晚得赔我们”。

　　另一位网络的记者刚坐下来，就来了一个秃头，左膀子刺着纹身特壮一人就坐在他右边问，“你是那个搞网站的？”他一看不对劲，“别说话，马上要开庭了”，刚说完，左边又坐了一个，同样有纹身的。就这么死死盯着他。上午开完庭，他就跑了。

　　其实，在采访中，也有人同我反映说，王家利用职权空手套白狼的手法并非第一次。据说，王亚忱曾建议阜新某效益不错的企业到南非设立公司，由其大儿子王晓军负责。项目获批后，这家企业投了400万元。但王晓军在南非并未设立任何实体公司。其后，王借口说公司亏损了，不仅先期投资的400万元打了水漂，最后阜新市还借款还“王晓军代为垫付的款额近400万”。没有继续追查这些反映，对我来说，有些遗憾。

　　王家三番四次找关系想毙稿

　　很多人以为，王亚忱是被我迷惑了才接受了采访，我倒觉得，他就没把记者当回事儿。“如果你对我不利，我有办法搞定。”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小记者，发稿则是领导说了算。

　　这是此类官员的共性，前两年山西绛县的“三盲院长”姚晓红也曾放言，“告吧告吧，我就当多认识几个保护我的人。”

　　采访完王亚忱的那天晚上，一位与我相熟的记者来电话了，“王亚忱叫我问一下，稿子什么时候发？”一听就是试探底细的，“马上就回去过五一了，不好写”。

　　没完呢！5月8日，长假后第一天上班，中午我去食堂碰到总编辑，“你去阜新了？干什么去了”，我就跟他说了事情的大概。原来已经有人找到总编辑说情了。在得到“材料非常扎实，事情非常典型”的答复后，总编辑说，那就搞吧！

　　临到发稿的当晚11：30，领导又找到我，稿子写的很生动，为民除害，但是如果发了，咱们就要成被告，能不能打赢？“领导放心，我还有很多证据。”当时我要是说的不够坚决，有些许的犹豫，稿子就要被毙掉了。

　　文章见报后，王家还不死心，通过关系，王晓云找到了当时的副总编辑，要一起吃饭，被当场回绝，副总编辑让来人给王家带了一句话，“饭是不可能吃了？告诉你吧，这事是常委一级批的。赶紧叫她回去擦屁股吧。”

　　有人找到我说，“你就不要再写了，东北黑社会挺厉害，注意点！”那绝对不是善意地提醒啊！是要给我捎话。有人让同事给我带话，“你们记者老写王亚忱，叫他小心点”，同事当场回绝，“我没有义务替你传”。

　　最后，王家又到最高检告我“泄漏

　　不得不防，阜新四天换了三家宾馆

　　在法院被围攻后，《华夏时报》进行了报道。有网友跟帖：“哦！原来没打啊！”他们到底是吓唬我，还是真要打？我没法下结论。但如果真打了，后果就是我挂在那里了，对方顶多闹个拘留。

　　其实调查一个腐败的官员不可怕，他不会下手黑你。他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的付出是不是值得的，官还能不能当成，但如果是勾结黑道的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找人害你，而且很彻底。

　　我也不是抱怨丹东警察，确实是没有规定，“警方要保护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尽管警察承诺我“三分钟赶到”，可一刀子下去只要三秒。

　　这就需要记者有自保意识了。第一次到阜新采访王亚忱时，我到宾馆开房间，用的都是朋友的身份证；进入房间后，我会把开着的手机对着墙走一圈，看看手机是否会出现波形纹，如果有，那说明屋里可能有摄像头或其他监控设备。当然，越好的宾馆，监控的设施越多；对每一个来人我都会非常警惕，除非是约好的人。否则即便是服务员也不能轻易开门，而且要准备好两支录音笔，一支是要放在门后面的吧台上，一支放在床上，开门后出现什么状况，你都有录音；还有就是勤换宾馆，在阜新呆了四天，我换了三家宾馆。

　　为什么这么谨慎？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在阜新市公安局当了十二年的副局长，管得就是治安、刑侦，我不知道她在当地的关系有多深，记得结束对王亚忱采访时，王曾问我，住在哪里？我哪敢说，推说自己刚到还未找住处。不得不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