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界同行热议“无红包医院”

　　医生收受“红包”无异于让患者雪上加霜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助理、脑病中心主任李洪福博士：南通“无红包医院”的出现，是一件弘扬正气、端正医疗行风的大好事。

　　长期以来，老百姓一直有一种担心：开刀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送“红包”逐

渐形成一种风气和习惯，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患者生病特别是生了大病重病，就相当于“落难”，特别需要帮助，医生如果在这个时候收受病人“红包”，无异于雪上加霜。

　　作为脑外科医生，经常会有病人给我送“红包”，但是我从来不收。上个星期天，我给一位62岁的急诊脑溢血病人手术，术前病人家属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我当场就给挡回去了。你要是硬给我“红包”，我会有心理负担，反而有可能影响开刀。“红包”虽然不收，但服务绝对不会打折。脑溢血这样的手术，每次我都全力以赴。我这么说了，病人家属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手术很成功。

　　我感到，对于“红包”，医生个人的态度非常重要，绝不能模棱两可，同时要尽可能让病人放心。病人家属也要明白一个道理：不管你送不送“红包”，医生只要上了手术台，对病人就不会有两样。

　　给根治“红包”顽症带来了重要启示

　　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徐长江：我对“无红包医院”表示由衷的敬意。南通三院能够10年如一日坚持拒收“红包”，的确非常不容易，“无红包医院”给医治“红包”顽症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由于“红包”的形成因素比较复杂，既有医生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的因素，也有患者对医务界了解不够全面等因素，长期以来，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虽然在治理“红包”问题上没少花力气，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以我们医院为例，院里历来对“红包”都是坚决说“不”，并很早就制定实施了严格的“红包”禁令，规定医务人员如果收受病人“红包”，不仅出国、职称评审、职务晋升、评先进等要受到影响，而且还要影响所在科室评先评优。医院还实施了医德医风“会审”制度，由监察室、医务处、人事处等共同对拟升职人员进行医德考核，凡有收受“红包”记录的，均“一票否决”。然而，对照南通三院，我们还是有差距的。南通三院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决心到位，措施到位，“红包”顽症是可以根治的。

　　根除“红包”还需要“对症下药”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彭宇竹：毋庸讳言，少数医务人员在“红包”面前丧失了道德底线，严重败坏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职业形象，破坏了正常的医患关系。然而，“红包”并非是医务界的特产，“红包”屡禁不止，有其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要从根本上消除“红包”，除了常用的“教育与严惩”手段并重外，还要重视适当提高医务人员特别是技术骨干的待遇。

　　有些医院改善医务人员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力，医护人员加班、超时劳动补贴极少，医生工作很辛苦，下了第一台手术往往顾不上吃饭就要上第二台。而现行的工资标准及统一的医疗收费，使医务人员特别是技术骨干的“技术含量”及“优质优价”无从体现，行业内存在的分配不公，导致少数医生特别是医术高超者因心理失衡而收受“红包”。医学人才成长周期较长，少则15年，多则20年，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临床上有相当造诣、学术上有一定地位、在患者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十几年的积累和付出仅能获得月平均3000元左右的薪酬，面对高昂的生活消费，很容易产生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给“红包”以可乘之机。

　　因此，要通过政策手段减少“红包”现象，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合法收入水平，体现技术劳务价值。在发达国家，医生往往是工薪阶层中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这是由医疗人才成长周期较长、医疗行业高风险和高压力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

　　根治“红包”还需患者配合

　　接受记者采访的医务界人士普遍表示：根治“红包”，一方面要靠医院、医生和政府有关部门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患者积极配合，希望患者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到医院看病，不要老是用“红包”来困扰医务人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患者习惯于把社会上的“一套”带到就医中，总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或用“以偏概全的目光”看医院、医生。不可否认，医务界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医务界就是“一团漆黑”；医务界是有收受“红包”者，但这并不表示所有医务人员都会收“红包”。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医生是很有操守的，对病人送上门的“红包”从不动心。可是，不少患者对此不了解，对医生职业操守缺少起码的信任，总以为“不送红包医生就会不尽责任”，使得那些工作很辛苦很繁忙的医生不得不时常费口舌跟病人解释不收“红包”，遇上“不收不罢休”的患者，医生还得照顾其“安全感”暂时将“红包”收下，术后再退或打入病人住院费用。这些因误解而“多出来的事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医生中确有“不上路子”的，但那是少数，大多数医生是有良知的，希望患者对医务人员能够多一些理解、信任和尊重，与医务界一起共创“无红包医院”。本报记者蒋廷玉